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在抓紧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的同时，下决心发展核工业，新中中国尖端技术的研发从核科学技术研究开始起步。1952年5月，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军委领导人在研究国防建设五年计划时，开始酝酿发展特种武器问题，并征询了有关科学家的意见。大批留学海外回国的中国科学家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将科学研究方向转向核技术研究，投身到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建设中。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在原子能技术、火箭导弹、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技术等尖端技术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为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摘编自苏熹《新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战略的演变1949-1986》

材料二   改革开放初期，在“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围绕应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主题，在党和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组织下，科技工作者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对策性讨论。这一时期的新技术涵盖信息技术、能源材料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核技术等领域。这场讨论最终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对策建议，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983年，美国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此后，世界各国相继制定了本国的高技术研究发展战略，国际高科技竞争的形势催生了中国“863”计划的出台。“863”计划以“军民结合，以民为主”为方针，选择七大领域，面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长期目标。“863”计划出台后，中国的高技术研发开始在国家战略规划的指导下进行。

——摘编自苏熹《新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战略的演变1949-1986》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

材料一：清政府将代表内地经制州县基层组织的保甲、汛塘等移植至改流后的地区，并且设立国家军队，施行儒家教化，责令习读《圣谕广训》等儒家经典书籍，逐步培养他们的忠君观念和君臣尊卑思想，以实现王朝国家权力所不及地区与内地早日实现一体化。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并派驻内地流官对基层深入治理，加之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与内地治理模式差异较大，或因地方势力过于强大，清政府通常做法是“土流参治”，虽以流官治理为主，但也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长久以来生产生活所延续下来的行为方式，甚至会吸纳当地曾经的土司头人协同治理。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二：英国有着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被誉为“地方自治之母”。都铎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权限得到很大发展……1835年市政法案规定由领取薪水的行政人员来执行地方政府的工作，并对郡治安法官进行分权；1888年，英国下院通过了《地方政府法》，规定郡议会每年集会四次，居民成为自治主体……随着各种机构的不断设置……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的行政监督。

——摘编自孙宏伟《英国地方自治的发展及其理论渊源》

材料三：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是在延续“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方式之下，民众面对的是乡绅，而不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县一级政府。基层社会的乡绅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主体，充当了政府官员和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人。政府“治理”角色的缺位，基层乡绅“治理”角色的出现，成为近代中国“自治”观念传入的社会背景。当士绅这一群体离开庙堂回归基层社会的时候，就成为基层社会中集民望、学识、威望和能力于一身的领导者，成为道义上和实际上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乡绅逐渐在农村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家族组织，政府给予乡绅及其家族组织充分的尊重与信任，并利用这些基层组织获取资源、履行维持秩序和劝课农桑等重要职责。

——摘编自刘凤雪《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与“自治”观念的中国化》

材料四：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采取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确立乡和行政村为乡村的行政区域，乡人民政府和行政村不设置内设机构，只设置专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明确乡镇为基层政权。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1956年和1958年是农村党员发展的两个高峰期，探索出“支部建在村庄”、“支部建在生产单位”等经验，组织农民参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国家建设。

——摘编自董帅兵《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实践启示》

材料   1959年5月17日，刚建立的古巴卡斯特罗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案》，决定直接没收大地主超额的土地，没收后平均分配给乡村工人，该法案还规定，蔗糖种植园不能为外国人所有。这引起在古巴拥有大地产和种植园的美国资本家的恐慌，他们纷纷向政府呼吁向古巴政府施压。美国随后的经济制裁战推动着古巴在政治立场上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靠近。在东西方对抗的背景下，冷战支配着国际政治，美国政府对古巴的一系列反美行为和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密切发展做出了冷战的解读。1961年4月17日，由中情局训练和武装的流亡美国的1500多名古巴人组成的代号为2506的突击旅开始在猪湾的东入口吉隆滩登陆，正式突袭古巴。这次入侵遭到了古巴军民的顽强抵抗，古巴军队在三天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入侵的第一次胜利”。

——摘编自朱大伟《猪湾事件与古巴的共产主义道路选择》

材料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核问题几乎占据了英国“政治舞台的中心”。随着1956年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英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而苏联人造卫星的成功升空和美国在英国部署的“雷神”（Thor）弹道导弹，都使得英国全境随时可能成为苏联的核打击目标。在此背景下，以爱尔兰为首的中小无核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决议草案，希望世界各国签署核不扩散条约；英国国内也兴起了声势浩大的核裁军运动。1964年，英国工党政府重新上台后，将防止核扩散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英国首相威尔逊提出“大西洋核力量”计划和设立裁军部长一职，试图解决欧洲核扩散危机和联合国框架下的裁军问题。与此同时，英国内阁认为一旦印度开始研制核武器，那么巴基斯坦必定不会袖手旁观，整个南亚次大陆将陷入“核竞赛”中，这将严重损害英国的利益。因此，限制印度研制核武器是英国核不扩散政策的关键。

——摘编自田地《无果而终：英国威尔逊政府在印度洋的核部署计划（1964—1968）》

5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休闲生活视为实现人生幸福的途径。古希腊每年有50多个大众狂欢的节日，政府要求一个人首先应该成为一个能够创造和享受幸福生活的好公民，不必人人都是“至善的人”，公民个人的“快乐和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当人的自然人性与社会秩序发生冲突时，人们应依据自然法而行动。在国家层面，为全体公民提供享受休闲生活的必要条件是城邦（国家）的责任和义务，这也是判断一个城邦政治是否修明的重要指标。在个人层面上，对休闲生活的选择是公民个人的自由，享受休闲生活实现公民权利的重要途径。

——摘编自张玉芝《中西方古代社会休闲观念的比较研究》

材料二   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工厂中开始实行法定周末假日。使工人定时休闲的时间有所增加。在1850年以前很多产业工人就开始享受星期六半日假。1859年据工厂视察员报道，工厂法的实行，更加明确清晰地划分了工人的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与此同时，工业化生产使日常消费品的数量增加、价格下降，极大地改变了人们日常休闲的方式和内容。是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人的收入更是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正是由于收入的增加，才使商业化休闲活动和新式休闲消费品得以稳步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这一时期的铁路不仅能够通往工厂或办公室，还能通往海滨和乡村，这为人们带来了一种新型的旅游方式。

——摘编自马婕好《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休闲生活》

材料三   知识化、信息化的今天，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不仅给人们观念带来根本的转变，而且给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一定的冲击。它使个体的自由意识和主体意识得到不断强化，从而促使人们形成自主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在日益发展的横向文化交流、融合中，将越来越形成高度文明、进步、新颖、科学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生活品味、生活质量必将不断提高。

——摘编自刘海春《现代休闲生活方式的本质、样态及未来走向》

材料   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为了尽可能避免战争的发生，日美两国从1941年3月到11月进行了长达九个月的谈判。就美国而言，谈判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对付德国，在远东稳住日本，二是为了孤立德国，美国力图使日本脱离三国同盟，成为对美英持中立态度的国家。如果谈判不成，美国则以经济战对付日本。而日本的目的正好相反，日本谈判的目的也有两个：一是依靠三国同盟的力量迫使美国保持中立，停止援助英国与中国；二是希望美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使之与日本媾和，以便日本全力南进，夺取东南亚。日美秘密谈判的消息传到外界后，日本遭到了德国和意大利的强烈反对，美国则遭到了英国和中国的指责。

1941年4月22日，日本外相松冈重新制订了对美谈判之原则：有助于结束日中战争，即让美国不再插手中国事务；不与三国同盟条约相抵触；遵守对德国的国际信义，即阻止美国参加欧洲战争。1941年6月21，苏德战争爆发的前一天，美国对日本的提案提出方案。在该方案中，美国坚持可以使用自卫权，维持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日本从中国撤兵等。对于日本最重视的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美国仅表示应由中日两国间友好地谈判予以解决。由于美日矛盾的逐步尖锐，在珍珠港的爆炸声中美日谈判最终破裂。

——摘编自朱听昌《美国全球战略与1941年日美谈判》

材料   屈原，楚国人，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朝廷一切政策、文告，皆出于其手。屈原为实现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导致和楚怀王逐渐疏远。屈原痛心楚怀王不能分辨是非，忧愁深思创作了《离骚》……后来秦国约怀王武关相会，屈原力劝不可，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怀王亦不听屈原等人劝告，结果会盟之日即被秦扣留，三年后客死异国。之后楚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屈原再次被流放。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到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屈原眼看自己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

——摘编自司马迁《屈原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