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王尔敏《王韬课士及其新思潮之启发》相关表格简编

——王韬《格致书院课艺》

材料一   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摘编自[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材料二   中医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医疗原则。中医认为，人与自然环境、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密切相关，因而影响健康和疾病的因素，既有生物因素，又有社会和心理因素。同时人体本身也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的五脏与五体、九窍、五声等相互联系，组成人体和五个系统，在此基础上又根据脏腑的表里关系通过经络联系起来，共同协调来完成人的生命活动。此外，中医还提倡“不治已病，治未病”，提醒人们从生命开始就要注意防病于未然。《淮南子》说：“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

——摘编自邝日建《中医学的特点、特色和优势》等

材料三   在黑死病肆虐时，大约有1/4到1/3的欧洲人口死于这场灾难，一些人由对宗教信仰产生怀疑发展为对社会不平等制度产生痛恨和反抗，以及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深入思考。15—17世纪，人们在抗击黑死病时所采取的一些卫生措施，客观上促进了欧洲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西医逐渐发展起来。

——摘编自王旭东、孟庆龙《世界瘟疫史》

材料   王夫之认为封建论者是搞无益的争论：“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一如柳宗元所论，王夫之认为秦是行了大公，“秦之所灭者六国耳，非尽灭三代之所封也。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伴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为而非天下之公乎？”王夫之认为，事物都有两面性，但郡县制与封建制相比要好得多，“为天下计，则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

——万昌华《郡县制度评价理论述评》

7 .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材料二   黄宗羲认为古代君主“不议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但自秦以后，君反客为主，“视天下人民为人君橐中之私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君臣关系应该以“天下万民为事”。“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封建法制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都出于君主一人一姓的“利欲之私”，“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

                                                                                ——《明夷待访录》

材料一   《汉书·张骞传》记载，张骞从西域返回后，向汉武帝汇报说：“臣在大夏（今阿富汗）时，见邛（今四川成都）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日：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即古印度）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

——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3》

材料二   精美的华瓷外销，陆上交通，晓行夜宿，辗转搬运，极易破损；而靠海路运输，则不虞路途之遥。而且，海路运输比之陆上运输，不仅安全、安稳，载量也大得多。据估计，一支由30头骆驼组成的沙漠商队，只能装载9000公斤货物，而一艘海船则可载船货60～70万公斤，相当于两千头骆驼的运输量。二者的优劣是显而易见的。

——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一   在战争初期，《万国公报》支持中国，谴责日本，态度十分明显。《朝鲜纪乱》指出：“中国出师为藩邦戡乱，实属名正言顺。”而日本以《天津条约》为借口，拒绝各国调停，“则是日本自知其曲而思图逞志于戎行，中国于此岂尚甘于退让哉”。与此相应，《万国公报》不但相信中国必胜，而且积极为之出谋划策，主张狠狠教训日本。直到1894年10月，《万国公报》卷69还发表了《英将谭兵》，即对曾在北洋水师任职的英水师副提督琅威理的访谈录。这位英国将军断言，中国海军的实力不容低估，不仅足以战胜日本，即与西方大国战亦觉绰绰有余。

但是，自1894年11月卷70起，《万国公报》对中日战争的立场与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林乐知写道：“中国昔日自夸之处，至此而扫地殆尽……总而言之，中国至今日，实已一败涂地，不可收拾。”1895年1月，林乐知在《以宽恕释仇怨说》一文中说：“至论中日两国之是非曲直，则中国任朝鲜之败坏，而不加整顿，固亦有不是处，亦有曲处，然日本之甘为戎首，而以强词夺理，则其但有曲处，而无是处可知……所惜天下事，往往不论理而论势。今中国亦既败矣，遂有偏于日本者。”5月《万国公报》刊载《追译中东失和之先往来公牍》，其中包括由西文译出的战前中日双方交涉公牍9件。林乐知在按语中说，从这些文件看，双方互相咨照，词意和平，惟中国始终坚持朝鲜是其属国，“轻蔑日本之意，实于言外见得。从此衅隙渐开”。

——摘编自郑师渠《〈万国公报>与中日甲午战争》

材料二   1868年，美籍传教士林乐知、丁韪良在上海创办《中国教会新报》周刊，以刊登教义、教务等内容为主，六年后易名为《万国公报》，共延续33年，其间停刊五年半，出了九百多期。这份传教士办的中文报纸对于中国有识之士的思想熏陶作用无可比拟。光绪皇帝每期必读；洋务派大臣都是这份报纸的忠实读者；孙中山不但是其忠实读者，它还刊登了孙中山致李鸿章书两封；康有为、梁启超以其为精神支柱和理论依据；那个时代几乎每一个中国文化人，都如饥似渴地寻求每一期《万国公报》。林语堂称，透过《万国公报》，林乐知成为他生命中影响最大、决定命运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