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世纪的欧洲被称之为“中国的欧洲”，欧洲的思想精英尤其是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字认识中国文化。16世纪下半叶，欧洲陆续出现葡萄牙人的《中国报道》等记述中国的著述，种类繁多，如《中国新地图集》《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国植物》《中医津要》《中国礼仪论》等。他们还将儒家的“四书”译为西文出版，既为欧洲“汉学”的兴起打下了基础，亦促成欧洲社会“中国热”风潮出现。

——摘编自马建春《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

但是“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几乎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思想家认为中国社会及文化有可取之处”。赫尔德认为“这是一个为避免犯错误而仅有一个人干活的群体……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19世纪时，欧洲流传一个比喻“这个帝国是一个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绘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的血液循环已经停止”。当更多的欧洲人这样看中国时，他们的军舰来叩关了。

——摘编自夏瑞春《德国思想家论中国》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儒家知识分子群体开始从传统经世的旗帜下走向分化，其派别主要有：试图把经学大义运用到实际政治中去的“通经致用”派；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以科学技术为武器实现富国强兵的“科学技术”派；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倡导派留学、译西书、设学堂、兴军工、办实业、练军队，以维护伦纪圣道的“中体西用”派；推行君主立宪，并以此为工具进行变法的“维新变法”派。这一分化，使得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各种思想斗争此起彼伏，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与脉络。

——摘编自郭歌《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材料一   学术界普遍认为，野生西瓜原产于非洲。“旧传种来自西域，故名西瓜。”这样看来，西瓜名字的由来与西瓜在中国的引种和传播有一定关系。根据最早关于西瓜的文献记载，五代后晋（936—947年）的胡峤从契丹归来后撰《陷虏记》，记载在契丹见闻，其中提到西瓜。北宋时期相关文献较少，有说法当时黄河地区可能已经种植西瓜，《清明上河图》展现了汴京街市，“其中一个水果摊前案上放有数块切开的西瓜”。南宋时期西瓜的记载多处可见，如诗人范成大在《西瓜园》中写道：“碧蔓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诗注里有：“西瓜味淡而多液，本燕北种，今河南皆种之。”文天祥《西瓜吟》中：“下咽顿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元代官修农书《农桑辑要》中不但首次出现西瓜的栽培方法，还有西瓜子仁的介绍。而《日用本草》记载：“西瓜，味甘寒，无毒，消暑解热，解烦渴，宽中下气利小水，治血痢。”明《本草纲目》也有关于西瓜引种、生理特性、用途、食用等各方面的详细记载；《群芳谱诠释》记载“子取仁可荐茶，皮可蜜煎、糖煎、酱腌”。清代各地方志中关于西瓜的记载内容逐渐出现多样化，涉及西瓜的形状、种植、用途、产量、传播、贸易等各方面。

——摘编自石慧、王思明《西瓜在中国的引种推广及动因探析》

材料二   水果历来是属于温饱之外的奢侈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水果已逐渐成为北京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的重要内容。以西瓜为例，在1982年居民还为买瓜走远路、排长队，而到1985年西瓜市场放开后，西瓜上市量大，质量好，购买方便。到90年代初期，北京人均消费水果47公斤，接近世界最高水平。美国的蛇果、墨西哥的青柚、印度尼西亚的毛丹、新西兰的杨桃、韩国的丰水梨、日本的水晶梨、智利的红提子……来自世界十几个国家的50多种水果摆满商厦柜台。鲜瓜果58.80公斤，其中西瓜就将近40公斤。

——摘自张太原《改革开放以后北京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生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