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下图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中国青年》第126期封面，1926年6月出版，封面是丰子恺的画。画中一个青年战士骑在一匹战马上，意气风发，挽弓搭箭，准备发射。这幅画取材于历史上“射塔矢志”的故事。史书记载：唐代，青年将领南霁云突出敌军包围，向贺兰进明求救。贺兰不肯出师相救，但欣赏南霁云之壮勇，“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面对美食，还有席前的美女歌舞，南霁云厉声说道：“此矢所以志也。”这幅画从《中国青年》第126期到第146期，整整刊登了二十一期。
——摘编自刘一丁《中国新闻漫画》
提取材料中的图文信息，结合中国近代史，简要评析《中国青年》杂志连续以丰子恺这幅画作为封面的现象。（要求：评述合理，史论结合，逻辑清晰）材料 1750—1900年，英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强国，无论是在领土层面还是经济层面。经济转型体现在工业、贸易、金融、运输和农业等方面。相比其他国家，英国经济不仅发生了变化，同时也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优势。铁路的发展，使得许多人有机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频率出行。在短篇小说《呆堡镇》中，狄更斯将火车视为纯真丧失的理由，但同时也把它看作新经验的来源。
| 短篇小说《呆堡镇》（节选） 我们这些来自小地方的人，大部分都来自“呆堡镇”……火车站已经把运动场吞掉了。它消失了。那两棵漂亮的山楂树、树篱、草皮，还有所有毛茛和雏菊，都已经让位给了最冷冰冰的石子路……之前载我离开的那辆公共马车，名字好听极了，叫“蒂姆普森的蓝眼少女”，因为它的主人是上街公共马车行的蒂姆普森先生；现在带我回来的这台机车，大名“97号”，好不严肃。它属于“东南铁”（东南铁路公司），只会一个劲儿地往伤痕累累的路面上吐煤灰和沸水。 |
——摘编自【英】杰里米·布莱克《大英帝国3000年》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在1750—1900年成为世界上最重要强国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1750—1900年英国铁路的快速发展。
材料 美国、欧盟、日本等西方大国为争夺世界环境发展事务的领导权而展开激烈竞争。美国自恃财大气粗，以“环境领导人”自居，日本则在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承诺5年内提供1万亿日元的环发援助，限制有害气体的排放，赢得了超级环保大国的声誉。在1997年的京都气候会议上，欧盟积极主张发达国家将有害气体排放量削减15%，促成签署《京都议定书》，受到世界的好评。他们的根本目的都是试图争夺世界环境发展事务的领导权，提高自己的国际政治地位。
——摘编自王淑贞《欧盟环境外交研究》
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性问题。概括西方大国针对环境问题的措施，并评析其中一方的根本目的。（要求：选择任何一方均可，并阐述理由）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知情不报被视为“故纵”罪论处），而废格沮诽穷治（搁置、诽谤皇帝诏令者处以极刑）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受牵连而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
——摘编自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材料二 贞观六年（632年）十二月辛未，（唐太宗）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全部回返），诏悉原（赦免）之。
——摘编自刘昫等《旧唐书·太宗本纪》
材料三 作为国家乃至百姓的信仰和行为准则的教化规范，儒家思想在我国漫长的传统社会中日益神圣化。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尊崇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俨然成为国教，对刑罚的影响巨大，甚至成为判定刑罚轻重的决定因素。儒家思想与刑罚互动的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儒家的仁德思想在本质上与酷刑思想相冲突，客观上起到了抑制酷刑泛滥的作用；二是儒家思想与酷刑有着共同的目标——维护统治秩序，儒家思想又成为维护和推动酷刑的一种力量。于是，在刑罚上出现了儒家思想的二律背反——对我国古代酷刑的抑制与推动两种不同的作用。
——摘编自许便红《论儒家思想抑制与推动中国古代酷刑的二律背反》
概括材料一和材料二中的历史现象，并结合两则史实及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三中的观点。（要求：对该观点赞成、反对或另有补充均可，并阐述理由。）
材料一 汉武帝时正式形成察举制。当时由皇帝向全国颁布诏令，责成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查访其所辖的基层官吏及百姓，按不同的科目标准选出优秀人才向朝廷推荐。东汉末年，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思想，后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下，获得举荐机会的大多是官僚地主和豪门子弟，且察举制的选举对象完全是被动的。隋朝时，科举制出台。科举考试都是以皇帝的名义举行，主考官由皇帝指定，取舍决定权在中央和皇帝。只要不属于朝廷禁止入仕的戴罪之人和数量有限的贱民，都可自愿报考。与察举制把道德、品行和才能作为授予官职高低的依据不同，科举制“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或谓“以文取人”，人的主观因素越来越淡化。
——摘编自张会霞《我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的演进评析》
材料二 19世纪的英国实行政党分肥制，任命官员取决于个人好恶、拉关系讲门第，卖官鬻爵、贪污腐败、政治丑闻屡见不鲜。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带来英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也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这期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不断发展，边沁提出了功利主义，论述了政府应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创造平等机会。而斯坦顿父子分别在《一个驻中国大使权威记录》和《关于中国的杂记》、古次纳夫在《开发的中国》中对中国政府官吏选拔的种种描叙在英国产生广泛的影响。1870年，格莱斯顿颁布第二个关于录用文官的枢密院命令，英国文官制度最终确立。
——摘编自鲍红信《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举制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所具有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确立的背景。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古代和近代西方官员选拔制度对当今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启示。
材料一：
时间 | 影响较大的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五月（1043年） | 王伦领导的沂州（今山东）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八月（1043年） | 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京西路、陕南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十月（1043年） | 邵兴领导京西路光化军和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七年十一月（1047年） | 王则领导河北东路贝州士兵和农民起义 |
——摘编自赵继颜《北宋仁宗时期的农民起义》
材料二 在王安石变法实施初期，苏轼就指出，骤行新法“其进锐者其退速”，欲速则不达，因此需要徐徐图之。再次，派遣专使推行新法，“事少而员多”，增加了冗员和冗费，“人轻而权重”，更是容易滋生弊端。苏轼经过长期实地考察，于元祐元年（1086年），写了《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他在奏状中说：“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因此，他建议朝廷“所有已请过钱斛，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即十批、十次）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户，并与放免”。即是说，废除《青苗法》后，农民所欠官府的钱粮，允许分期分批归还，四等以下的贫困户应该全免。
——改编自莹光《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1)根据材料一，指出北宋中期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
材料一 自16世纪起，英国步入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贸易立国思想影响下，商业成为社会经济的核心，商人也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位置。但总体上看，商人的教育还没有得到社会足够的重视，家庭仍然是施教的主体。对孩子道德品质和文化知识的教育往往凭借宗教书籍和宗教信仰来加以正面灌输。向孩子灌输虔诚的宗教信仰，将宗教精神内化到孩子的感知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使他们认同宗教意识并自觉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即以精神上的约束来达到行为上的约束，塑造孩子的自控美德。商界家庭尤其注意培养孩子的簿记习惯和理财意识，一些家庭很早就让孩子尝试着管理账目，以强化对金融脆弱性的感知。
——摘编自王瑞红《近代早期英国商人的家庭教育及时代新质》
材料二 李鸿章家庭教育中大力宣扬“中学”固本，提出“教子以正道，不可不刻苦自立也”主张“求义理经世之学”，以孝悌勤俭为治家之道，训诫后人以“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作为为官之志。他还延聘洋人教师教育李氏子弟学西文，因此成就李经方、李经述和李经迈等人融会中西的知识结构。同时李鸿章认为中国传统的“扶纲常，传圣学，位天地，育万物”的伦理道德为私德可以保留，只是时局变化，仅仅有私德不足以挽救危亡的清政府，还要学习西方五伦中的公德，于邦国于世界为己任。
——摘编自张珍珍《李鸿章家训中家庭教有的延续与更始》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早期英国商人重视家庭教育的背景。(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李鸿章的家庭教育思想。
材料 《新唐书·孝友》记载了一则案例：初唐武后统治之时，同州下部（今陕西渭南）人徐元庆为报杀父之仇手刃原县尉赵师韫，并于案发后主动归罪。此案判决引起了近百年的争议。
武则天以女性身份掌权，引起朝野诸多非议，她本想遵循先例，贯彻儒家“父之仇弗与之共戴天"的信条赦免复仇者，以博得仁义之名。但八品的左拾遗陈子昂却作《复仇议状》一文，他认为，法律是“圣人作始，必图其终，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主张不应以礼屈法，提出先诛后旌的处理方法；即“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武后考虑之后采纳，并奉为经典供后世参照。
百年之后，柳宗元重提此案。柳宗元时任礼部员外郎，积极支持“永贞革新”。他作《驳复仇议》批判陈之建议，认为“既诛且旌”乃“渎刑坏礼”，应遵循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他认为礼法本不存在冲突，目的都是为了防乱。因此，表彰与处死同施于一人，将导致滥用刑法或破坏礼制，不利于警示后人谨慎行事。他建议对复仇案件要区分论罪用刑：若复仇合乎“礼”，即父为官吏误杀，复仇当被奖励；如其父确实当诛，复仇便是“仇天子之法”“悖骜而凌上”。
与柳同一时代的韩愈也加入了论战，为此写了《复仇状》一文。他认为，臣下无权决断复仇案，应当从古制，直接上呈尚书省，由集体讨论出具意见，最后由皇帝定谳。
——改编自沈玮玮、曾潞明《唐人徐元庆复仇案的百年论争：陈韩柳之别》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徐元庆案”引发的陈、韩、柳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一 韩非认为给“小过者”施以重刑，就会使人小过不犯，重罪更可以避免，最终达到“无罪而乱不生”的境界。他又说：“然则去微奸之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他坚持“必罚明威”的杀无赦观点，“吾能治矣！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
——摘编自谷方《韩非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唐律疏议》规定，贵族犯罪，分别得以议、请、减、赎和官当；如犯谋反大逆罪，则因家庭关系，按亲疏分别“缘坐”；如家属或亲属间一般犯罪，可“同居相为隐”；如夫“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而妻殴夫，要徒一年；如“主人殴部曲至死者，徒一年”，而部曲、奴婢过失杀主，处绞刑；等等。
——据冯红《唐代刑法原则考论——以<唐律疏议>为中心》等整理
材料三 民法典是一部非常接地气的法典。从未出生胎儿的权利到不同年龄段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从公民乘车出行到房屋出租买卖，从结婚离婚到家庭关系和遗产继承，它涵盖各个方面。民法典的许多内容体现出对社会发展新需要、人民权利发展新需求的积极回应。它摈弃了历史上资产阶级民法典重物不重人或者见物不见人的缺点，把对公民享有的人格尊严的权利，全面纳入民法典的调整和保护范围。
——据刘丹《民法典：充分彰显中国特色与时代精神》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述韩非重刑的思想，结合所学分析其提出上述思想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唐律疏议》的立法特色及其历史地位，分析其立法特色形成的原因。
(3)阅读材料三并结合所学，评析“民法典”的特色。
材料 明代的文化发展虽有一时的蓬勃气象，竟不能持续，以致在清代反复，“正统”与“权威”相结合，扼杀了中国历史上可能出现的一次“启蒙”。……综观清代文化的演变，上层的文化已走入垂老的阶段，墨守传统，不再有开拓的活力，所能做到的不过踵事增华，修饰细节，遂致繁琐……（但）民间文化的动力始终存在，并不因上层社会的保守与否而存废。不过，当社会秩序开始变动，社会呈现多元化，例如新兴城市中的市民人口增多，民间的动能遂有发挥的机会。
——摘编自许倬云《历史大脉络》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材料观点中的部分或整体进行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