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过去因战争和政治等原因而不能充分发挥和运用其经济潜力的欧洲，现在终于有机会弥补过去的不足了。欧洲大陆(无论东欧和西欧)普遍存在着重建新欧洲的决心和从20世纪30年代的愚蠢行径中吸取教训的心愿。1950年后的大约30年里，欧洲人(主要是西欧)年均收入的增长额相当于以前一个半世纪增长额的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的确令人吃惊。美国中央情报局1960年和197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欧洲共同体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比美国还大，为苏联的两倍。

——摘编自[美]保罗·肯尼迪著《大国的兴衰》

材料二   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占领国美国每天要向日本提供100万美元的资助，每天要运来6000吨大米才能保证尽可能地少饿死人。然而，没有人会预料到，在这样一片看似一无所有的废墟上，日本仅仅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的崛起。对于这个奇迹般的速度，人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战败后被炸为废墟，但是呢，它还是留下了明治维新以来百年发展的底子，像科学技术人才，还有一些学习西方的，搞工业化的一套东西。

——摘编自《大国崛起》

材料一   到战国中期，随着人口的增加，井田制度已经败坏，公地私有化成普遍事实。当时的知识界对此分歧很大，道家、儒家都视之为“礼崩乐坏”的根源，强调要恢复井田制。商鞅则反其道而行之，宣布废除井田制，允许民众开荒耕作、买卖土地，这自然大大激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变法的“农本思想”更加得以光大。显然，在先秦时期，粮食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商鞅的一切变法都以此为根本，这可以说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废井田，开阡陌”是中国土地史上的重大变革。

——摘编自崔光宇《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

材料二   中共通过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与理想，是一场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变奏。这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将约七亿亩土地均分给三亿多名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将农村生产力从封建土地制度和宗法关系中解放出来；第二、土改在剥夺地主阶级物质生产资料的同时，也使其失去了在乡村社会的政治地位，由此国家政权在基层建立起新式基层组织。

——摘编自李康、邓宏图《土地改革、国家能力建设与工业化资本积累》

材料三   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之前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大跃进”背景下逐渐脱离当时的客观条件，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生产积极性，使得农村生产力受到灾难性地破坏。党中央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实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纠正长期存在的管理高度集中和经营方式过分单调的弊端，从而大大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较好发挥劳动和土地的潜力。与此同时，“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逐步解体，党政分开的乡镇政府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起来。

——摘自章宏楼、高雪萍、张予涵《我国土地改革历程与现状分析》

材料一   新中国建立初期，外国在华资产约12.1亿元，主要为英美所有。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禁运清单非常详细，除战略物资、军事物资之外，还包括大量的民用物资。到1953年，英国企业资产由6.9亿元减少到3.1亿元，美国企业资产由3.9亿元减少到1600万元。

——摘编自孙健《中国经济通史》

材料二   1979年—2017年，中国累计引进外商直接投资18965.2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外商投资对中国增加投资、就业、出口、税收以及提高技术和管理等方面起积极作用。但外商投资也带来诸多问题，如对国有资产估价低，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部分企业造成环境污染等。早在1979年，中国就开展涉外经济立法，2002年公布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新目录对外商投资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类，此外还修改、完善一些法律法规，加强监管，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摘编自杨德才《中国经济史新论》

材料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缓慢增长甚至停滞不前，社会保障制度步入严重的财务困境，而人口老龄化的威胁则使得财政对养老金的负担日渐加重，一场针对退休制度的改革在英国展开。英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由两部分构成，其一为按照固定费率缴费的国家基本养老金构成的公共养老金系统，其二为收入相关联的“第二国家养老金”。到2005年，基本养老金和国民第二养老金在法定退休年龄的基础上延迟至70岁领取，并且在个人第三支柱养老金体系中，实行高度灵活的退休年龄。从2005年4月开始，其国家基本养老金和国家第二养老金可一直延迟至70岁领取，每延迟5星期，养老金就会增长1%；弹性收入调整，与退休年龄弹性调整紧密结合，共同构成弹性退休机制的主体，既有利于形成精算上的平衡，缓解政府养老系统的财务压力，同时也可形成激励机制，鼓励劳动者延迟退休，从而提高老年劳动者参与率，抑制提前退休。

—摘编自林熙《西方国家弹性退休制度慨览》

材料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我国退休年龄政策最初定于20世纪50年代并沿用至今。今天民营经济发展迅猛，劳动力结构变化，诸多因素均成为影响退休政策的可视变量。同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减轻养老金压力，增加劳动力产出，延迟退休政策势在必行。为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延迟退休政策应作为新时代政策改革发展的先驱标杆，引导社会各界对新时代社会政策形成更为深刻全面的认知，发挥社会政策的导向治理作用。我国因人口基数大，保障待遇因地域、行业有多重差异，延迟退休政策既要统筹兼顾，又要因地制宜。在政策覆盖上，坚持分类推进，注重缩小不同行业阶层在延迟退休年龄后的社会福利差距，秉承社会公平的福利观，缓和行业阶层的利益矛盾，保障企业的集体权益和劳动者的个体获益相统一。

——摘编自杨良初、李桂平、卢娜娜《延迟退休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材料一   元代的河南地区尚未大规模种植棉花。明万历六年（1578年），全国征收的棉花中，山东、河南、山西、河北四省占比已达85.9%。清代河南棉花种植区域已遍及全省。如豫北彰德府内黄县棉花产量大，“出贩于山西泽潞诸州县”；林县“户无贫富，妇女皆以纺织为主业，所制棉布质坚耐久，名曰家机布，除备服用外，运销泽、潞等处”；卫辉滑县“所有输出物产，不过棉花一种”；许州五女镇不仅是棉布交易市场之一，而且有“染工三四百人，终岁操作供给秦晋布客之所需要”，所产出的丈六布“行销秦晋两省极多”；石固镇的二八布被“秦晋布商，终岁搬运。许昌东、北两区之织妇亦极终岁勤动矣”。

——摘编自王林林《明清晋豫商路兴衰探析》

材料二   影响晚清时期河南植棉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京汉、汴洛两铁路相继开通后，中原地区和外部的交流日益增多，不止棉花的品种得到改良，棉花向外输送也变得便利和快捷。20世纪以后，国内大型纱厂不断建立，到1911年有十几家纱厂，35万枚纱锭。英、美、日等国纱厂也迅速增加，如日本1892年有39家纱厂，38万枚纱锭，年耗棉量就达88万担。

——摘编自刘西峰《清代河南棉花的种植与运销研究》

材料三   1978年，河南棉花种植面积大约是900万亩。1990年，河南棉花种植面积大约为1234万亩，此时新疆的棉田只有652.8万亩。1992年，河南省棉花种植达到巅峰，棉花种植面积飙升至1872万亩。2000年，新疆的棉花产量已占全国总产量的33%，河南的棉花产量则为16%。2008年，新疆季节性采棉工有68.6万人，最大的省外采棉工团队来自河南省，达18.1万人，仅次于新疆本地的22.8万人。2010年，河南棉花种植面积大约只有700万亩。2020年，新疆棉花机械采摘率已达69.83%，其中北疆95%的棉花是通过机械采摘的。

——据《河南统计局棉花种植30年报告》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