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 对于历史的发展，研究者力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历史，启迪未来。据此，阅读下列材料，回答相关问题。

材料一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通过对人类古往今来诸多文明的研究比较，提出了“挑战——应战”模式来解释文明的起源。他把自然界对人的刺激和人对人的刺激统称为挑战，把人对自然挑战的反应和人对人挑战的反应统称为应战。

费正清认为中国近代史基本上是一部中国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历史。古代中国相对稳定的传统秩序一直延续到19世纪，此时它遇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而且更为强大的文明——西方文明，西方的冲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注入了引起现代化并导致永久性变化的力量。

——李帆《韦伯学说与美国的中国研究》

材料二15～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使人们逐渐摆脱了教会的束缚和控制，推动了欧洲向近代化社会的转变；18世纪的启蒙思想使人们进一步摆脱了封建专制和宗教愚昧的束缚，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英法美等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8世纪中期起，工业革命迅速扩展，大机器生产方式确立，欧美国家相继实现工业化。

19世纪60年代起，洋务派开展了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先后爆发了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结束了专制制度，但真正的民主共和没有实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爆发了要求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材料三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呈现出“沉沦”到“上升”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走出了一条“U字”形路线，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前期，其基本特征是“沉沦”；近代中国历史的后期，基本特征是“上升”。在“沉沦”与“上升”中间有一个过渡期（1901年到1920年），就是“沉沦”的谷底、“上升”的起始时期……但是，正像黑暗过了是光明一样，中国历史发展在谷底时期出现了向上的转机。……从这时候起（注：指1920年前后），中国社会内部发展明显呈现上升趋势，中国人民民族觉醒和阶级觉醒的步伐明显加快了。在这以前，中国社会也有不自觉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有改革派的主张和呐喊，但相对于社会的主要发展趋势而言，不占优势；在这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有加重的趋势（如日本侵华），但人民的觉醒，革命力量的奋斗，已经可以扭转“沉沦”，中国社会的积极向上一面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了。

——以上材料均整理自《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英“沉沦”与“上升”诸问题》

（1）根据材料一，用“挑战——应战”模式说明1910年前中国思想解放的历程。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西近代化过程中的两种不同模式。概括中西方近代化在本质和手段上的相同之处。

（3）根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过渡期”在政治、经济领域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上升”做了怎样的准备？思想领域的代表性事件是什么？有何历史意义？

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说：“我们当然想看看发明的力量、优点和作用。由此引出了无数变化，以致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似乎都不及这些机械性的发现。”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认为：“技术发明要比科学思想传播的更快更远。 ”

【资料夹】①13世纪初阿拉伯地理学家阿布•菲达所著的《地理志》是首次记载指南针用于航海的阿拉伯文献。②成书于1119年的《萍洲可谈》中写道：“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③阿拉伯人蒲寿庚于1241年至1252年在福建泉州任提举市舶，管理本地与海外贸易事务。④英国学者尼坎姆于1190年用拉丁文写的《论自然界的性质》记载：“当水手在海上航行，遇到阴天看不到阳光，或夜间世界笼罩一片黑暗时，不知道其船行方向，便将针与磁石接触。此时针在盘上旋转，当旋转停止时，针就指向北方。”⑤1096—1270年，欧洲十字军进行了八次东征，远达东地中海沿岸地区。⑥据史学家陈垣先生的考据，自924年至1207年，大食正式遣使中国39次。《宋史》载道：“开宝四年（971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阁婆、占城、浡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贸易。”⑦明代隆庆年间，李豫亨写道：“近年吴越闽广屡遭倭变，倭船尾率用旱针盘以辨海道，获之仿其制，……始多旱针盘。”⑧有学者指出：“中国人从发现磁石指极性到以人造磁针做成罗盘，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时间酝酿……表示这种技术原创过程的艰辛。而欧洲从对磁石指极性一无所知到12世纪末短时间内一下子跳到直接以水罗盘导航，没有技术原创过程的发展特点，显然是接受外来的现成经验后制造出来的。”

材料一西方历史学家们所写的已知世界的历史，都存在着局限。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历史著述出现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和稍后的启蒙运动时期。15、16世纪以后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各大陆之间的闭塞状态被打破,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大为开阔。对神学思想的批判及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又逐步把人们从宗教思想的束搏中解放出来,这些都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克服前人的某些局限,把世界历史著述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创造了条件。但依然存在着缺陷:在总的倾向上，仍然以欧洲尤其是西欧为世界的中心，把欧洲以外的地区视为陪衬。20世纪初期，对资本主义前景黯淡的忧虑动摇了西方史学家的“欧洲中心论”,他们以新的眼光对待欧洲以外的文明。

——《历史的整体性与世界性认识----西方史学家历史观念的一-个共同趋向》

材料二中国学者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才把视野扩大到整个世界。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主持编译《四洲志》,后魏源又完成《海国图志》,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不过两书的作者都没有摆脱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魏源以为“万里一朔,莫知中华”。这一传统史观在19世纪后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历史学家的笔下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对中国中心论的传统史观提出异议,力斥“中华外夷”乃千年之谬论,力求从外国.的治乱兴衰中找到强国的途径。

——《吴于廑文选》

材料一   著名希腊史学家汉森认为：“雅典的民主政治和现代民主政治一样，具有民主、自由和平等三个基石。”这一结论是很难让人信服的。……雅典的民主带有相当强烈的不宽容性。中国学者对此进行的剖析可谓是入木三分：“这种专政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度，可以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力量，在需要的时候，它以绝对真理的面目向少数派和少数意见呼啸着压过去，轰然一声，连呻吟都一并埋在尘土之中。”

——倪学勇《雅典民主的多元解读》

材料二   我们只需把它们与任何其他古代政体比较一下，便会毫不踌躇地宣称它们具有无可怀疑的优点

——19世纪上半期英国希腊史专家格罗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