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区域不是“铁板”一块的均质化区域，不是文化落后、野蛮的地方，也不具有地理、文化与行政边界高度重合而形成的清晰“区域”。…… “西北”作为一个多中心互动的历史空间，长期被另一种视角遮蔽，只有超越“欧洲中心观”对“西北”— “边疆”、“野蛮”文化等级的偏见， “去边疆化”才能释放“中心”的意义，这有助于在“整体史”视角中进一步思考“中华民族共同性”，对于认识“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的新地缘区位观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摘编自黄达远《 “中亚”：被遗忘的游牧社会历史》

材料二   中国文明不仅远离亚欧大陆接壤地带的文明冲突，而且拥有平坦而富饶的平原，为汉族政权以农立国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也使中国长期维持了庞大的经济体与领先优势，对于外部资源的获得不那么必需与迫切，相应商业、牧业在文明体系中的地位便成为附属，对外扩张的经济驱动主要是农业动力，由此可将其边疆开拓的历史特征概括为“农业边疆”。……因此，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疆域经营上，呈现了“有节制的扩张”的特征，在边疆扩张中，坚持“内政优先”的政治立场，一旦边疆开拓影响到内政稳定，便会呈现向内收缩的历史选择。

——摘编自赵现海《世界近代史的起点与明代中国的历史分流》

材料三   太祖即位之初，定赋役法，一以黄册为准。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 “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请核祖宗赋额及经费多寡之数，一区画，则知赋入有限，而浮费不容不节矣。” ……隆（庆）万（历）之世，增额既如故，又多无艺之征，逋粮愈多，规避亦益巧。已解而愆限或至十馀年，未徵而报收，一县有至十万者。

——摘编自《明史·卷七十八》

材料一   第二次国际产业浪潮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转移路径是从美国向日本和联邦德国转移，其时间主要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美国将国内钢铁、纺织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日本和原联邦德国，以应对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大背景。美国国内只保留精密机械、精细化工、集成电路、家用电器和汽车技术等这些高附加值产业。美国之所以将部分国内产业转移日本和原联邦德国，一是自身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二是冷战格局所决定：二战期间虽然日本和原联邦德国，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比较大的伤害，但在冷战格局下日本和原联邦德国成为对抗苏维埃政权的有力法宝；另外，朝鲜战争引发的“特需经济”，也让美国加快了产业向日本转移的速度。

——摘编自张沙丽娜《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的中国企业国际化研究》

材料二   “一带一路”途经七十多个国家，覆盖全球64%的人口，沿线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工业化水平较低。因此，中国有望借助“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国际产业的转入和转出，实现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优化沿线生产要素布局，实现区域内合理分工，不但推进国内发展和国际开放，而且对实现区域一体化、全球化有着重要意义。沿线国家大致可以分为产业结构较为发达的欧洲地区，资源丰富的中亚、西亚地区及蒙古，劳动力丰富的南亚、东南亚地区。发达的经济体往往拥有领先的技术和创新竞争力，包括德国的机械制造技术、化工技术等，英国的“八大技术和战略产业”，法国的核电技术、汽车制造等，意大利的军工、汽车制造等中国在相应方面也有较好的承接基础，有利于高端产业的引进。

——摘编自张理娟、张晓青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转移研究》

材料三   西方产业转移，把劳动与资本直接对抗的矛盾转嫁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仅仅获得十几年的工业增长，这些转移的资本、产业和技术接着就转化成增长背后的负债，紧接着就是产业资本全球化代价在发展中国家爆发。

——摘编自温铁军等《回看中国：20世纪末的“化危为机”与结构性制度变迁》

材料一   儒学的兴起，是有其必然之势的，并非偶然之事。因为改正制度，兴起教化，非儒家莫能为。武帝即位时，年仅十六，成童未几，安知儒学为何事？所以与其说汉武帝提倡儒学，倒不如说儒学在当时，自有兴盛之势，武帝特顺着潮流而行。

——摘编自吕思勉著《吕著中国通史》上册

材料二   宋王朝建立之后，对民间文化的发展、对经济事业、对社会生活等方面，都没有过多的干预，从而形成了一种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这样的环境，为士大夫群体力量的形成，为士大夫参政议政和学术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适宜的外在条件。……说到宋代的学术成就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到“新儒学”。其实新儒学并没有什么新的儒家经典，所谓“新”，是指它对既有儒家经典的新阐释。这样的新阐释，是建立在中唐以来学术发展的基础上的。在唐代，很多儒学家反对佛学的教义，但是整体来说，那个时候儒家的力量并不足以和佛学抗衡。而发展到宋代，以禅宗为代表的佛学思想，以及道家的一些观念，被儒家学者吸纳，融会贯通。一方面，儒、释、道之间有排斥、有辩驳；另一方面，也有吸纳。在这样的前提下形成的新儒学，其代表人物是格局更加宏大、知识更加渊博的一批精英人物。

——摘编自许宏、刘国忠等编著《中国通史大师课》

材料一   春秋决狱又称“经义折狱”或“引经决狱”，是遇疑难案件依据从《春秋》等儒家经典中抽象出的法律原则进行决断的审判方式和制度。在汉武帝“尊崇儒术”的背景下，由中央司法机关廷尉处理疑难案件时率先采用并逐步盛行并制度化。春秋决狱作为一种审判方式和制度得以产生和长期存在，是因为它能妥善处理司法中的疑难案件，能对中国古代法律的漏洞和偏颇起到补阙和纠偏的作用，它既是中国古代的司法衡平机制，又是法律缺陷的修补机制。

——摘编自吕志兴《春秋决狱与中国古代法制的真实关系》

材料二   唐代中央政府的司法机构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三个机关组成，地方的司法工作由州县的行政长官兼任。唐代司法的一般程序分为起诉、审判、复审、执行四个阶段。从法律上建立了比较完整、严密的司法制度，其中规定的诬告罪、法官审判责任制、御史台官员监督参与司法、会审制度、上诉制度、复审制度、死刑复核复奏制度等，都起到了慎刑的作用。唐代司法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实行公开的不平等。皇亲国戚、官员犯法，有上议、上请、官当等特殊规定，从而保障封建的等级特权。

——摘编自冯辉《唐代司法制度述论》

材料一   宋代统治者提出“以文化成天下”，这得到宋代士绅的积极响应，他们常常通过蒙学读物等日常读物的传播。蒙学读物主要指在民间流传的训诲劝诫文献，如《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等。这些读物因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为基层民众接受教育提供方便的同时，把上层人士的诸如等级伦理、社会道德等广泛地传递到民众之中，也加强了社会教化的力度和广度。

材料二 下面两张图分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官员的知识结构与地缘分布。

注：无功名是指绿林、行伍、生意、学徒等出身的官员；旧功名是指拥有传统功名的官员；新功名是指具有新式教育背景的官员，包括国内新式学校毕业和有留学经历的官员。

材料一   黔东北深山高寒地区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难以生长，山民的生存难以获得保障，明政府采取“移民就宽乡”政策，进一步加重了黔地的人口压力。明清时期，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原产于美洲的高产作物相继传入我国，这些作物具有耐瘠、耐旱等特性，使贫瘠土地和高坡山地成为了可利用的耕地。山民们种植的高产作物或被加工为各种干粮以作备荒之用，或被加工磨制成可供食用的淀粉，或被制成喂养牲畜的饲料，在保障了日常的粮食需求后，山民也会余留部分用于在市场上进行买卖。

——摘编自李锦伟等《明清时期高产作物的引进对西南山区的影响—以黔东北地区为例》

材料二

——摘编自王浩强《近代洋米进口与中国粮食安全的现实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