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载来源 | 作者经历重大事件 | 故事演变情况 |
| 丁谓（966—1037年）《丁晋公谈录》 | 赵光义北伐失败 | 赵普奏“石守信、王审琦皆不可令主兵”，太祖悟而从之。 |
| 王曾（978—1038年）《王文正公笔录》 | 杨家将北伐失败，澶渊之盟 | 太祖召“守信等曲宴”，提出“莫若各守外藩”“优游卒岁”“守信等咸顿首称谢”。 |
| 司马光（1019—1086年）《涑水记闻》 | 宋夏庆历和议，王安石变法 | 若身临其境，对酒宴和“屏左右”后君臣对话、动作描写细致入微。后人常引用此版本，并评曰：“宋之弱，由削节镇之权故。” |
| A．个人记载具有较强主观性，可信度差 |
| B．司马光的记载最为详细，可信度最高 |
| C．三则史料互相佐证，证实故事可靠性 |
| D．故事演变反映对宋初集权措施的反思 |
| A．史料的多元性加深历史认知 | B．官修史书受政治影响 |
| C．文献史料必经实物史料印证 | D．文献史料皆真实可信 |
| A．传统农业技术水平提升 | B．人地矛盾促使拓荒垦田 |
| C．税制改革推动经济发展 | D．外来作物助推粮食增产 |
| 担任武将或有带兵经历 | 无武职或未有带兵经历 | 无明确记载 | |
| 汉惠帝时期至吕后时期 | 吕更始（武将，楚相）；齐受（齐相）；朱进（吕相〈师古曰：为吕王之相也〉）；王恬启（开）（梁相）；许厉（常山相）；毗陵侯越（长沙相） | 吕胜（淮阳相）；召平（齐相） | |
| 文帝时期 | 蔡兼（常山相）；窦婴（吴相）；袁盎（齐相、吴相、楚相）；苏意（楚相） | ||
| 景帝时期 | 冯唐（楚相）；栾布（燕相）；程嘉（江都相）；苏息（赵相）：灌夫（代相） | 田叔（鲁相）；张释之（淮南相） | 建德（赵相）；张尚（楚相） |
| A．加强对诸侯国的巡视监察 | B．维护国家政治统一 |
| C．改变郡国并行的地方制度 | D．强化君主专制权力 |
| A．解放军开始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 | B．国民党军队开始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 |
| C．解放军开展渡江战役并向全国进军 | D．国民政府在长江以北的统治基本结束 |
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伟大历史学家应具有的优秀品质。
| A．分封制趋于解体 | B．郡县制得以推广 |
| C．井田制遭到破坏 | D．宗法制逐渐强化 |
材料一 古人倡导的仁爱、宽恕思想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汉族、匈奴、突厥、吐蕃、女真、蒙古、维吾尔族等民族都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传统和习俗，并在相互交流和融合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不同的思想流派提供了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选择，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求得生存与发展。从汉赋、唐诗到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每一种形式都展现出不同地域、不同历史背景和不同审美观念的独特之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信仰与传统的中国哲学思想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促进了宗教和哲学的融合。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也大多深谙因地制宜的治理策略，包括唐代的羁縻制、辽代的南北分治、清代的盟旗制等都体现者这一理念。科举制的创立和发展更是让中小地主实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政治抱负。此外，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为中外文化、商业、科技等领域的交流提供了平台，并使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摘编自王炜民《中华文明概述》
材料二 古代西方文明崇尚对立与冲突，常常导致宗教战争和割据战争的爆发。人类历史记载以来最早的意识形态冲突，乃是公元420年罗马帝国摄政普尔克里娅以保护波斯境内的基督徒之名，而对迫害基督徒的波斯皇帝巴赫拉姆开战。中世纪，欧洲统治者为了弘扬基督教，打击异教徒，多次进行所谓的宗教清洗、宗教裁判，不同于基督教信仰的各类宗教或惨遭灭绝，或被迫远走异国他乡。欧洲各国君主和宗教人士发动的讨伐异教徒的九次十字军行动，几乎每次都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但这些行为往往成为全欧洲基督徒的美谈。欧洲各阶层之间也对立严重，即便是古希腊，外邦人想要获取公民权的机会几乎为零；中世纪贵族的后代永远是贵族，庄园主世代为庄园主，农奴几乎没有任何走向自由民的机会，甚至在法国等国家还存在与阶层一一对应的三级会议。中世纪晚期，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欧洲的冲突更是旷日持久，对近现代欧洲历史走向的影响不可避免。
——摘编自孟广林《西方文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西方文明不同于古代中华文明之处并分析其影响。
| A．国王权力有待加强 | B．封君封臣等级森严 |
| C．封臣没有臣服义务 | D．当时地方割据严重 |
| A．表明古代中央集权制度已形成 | B．体现出天下一统的政治理想 |
| C．反映出春秋列国对自然的改造 | D．彰显了周人地理知识的渊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