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史·范祖禹传》记载:“国家根本,仰给东南。”陆游也说:“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湖熟,天下足。’”进入明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商品性农业在明代中后期获得大规模发展。种植较广的经济作物,首推棉花和桑树,江南和华北都形成了大面积植棉区,桑蚕业则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到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严重的粮食匮乏。而在元明二代,早熟稻的栽种在西南各省和湖北、湖南相当普遍,两湖成了中国的谷仓。江南从湖广、四川等地大量输入粮食,民谚也一变而为“湖广熟,天下足”。
——摘编自白寿彝、何兹全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
材料二 “湖广熟,天下足”出现的时间吸引了日韩两国诸多学者来考证。
国别 | 学者 | 研究成果 |
日本 | 加藤繁 | 发现明末刊本——《地图综要》提到“楚固泽阅,耕稼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楚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他据此推断“湖广熟,天下足”形成于明末。 |
日本 | 重田德 | 在《清初湖南米市场的考察》中指出:其一、湘潭是湖南内部米谷最大的集散地;其二、汉口是湖广、四川米谷最大的交易市场。据康熙四十八年的奏疏说:“湖南相距江浙甚远,本处所产之米,运下江浙居多。” |
韩国 | 吴金城 | 着眼于15世纪中期洞庭湖周边农业生产发展水平,认为该地域的稻作地带上升为中国粮仓的地位,是15世纪中期渐次形成的。他还发现了正统、成化、嘉靖等年间湖广米谷大量输出的记录。据奏疏载:“外省巨商,鳞集辐辏,搬运不绝,以致本省(湖广)米价腾涌。” |
——摘编自樊树志《晚明大变局》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的背景。(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日韩学者关于“湖广熟,天下足”出现时间的研究进行评价。
A.铸器的目的在于保持家族地位 | B.通过铜器铭文来传承家族记忆 |
C.利用铜器强化与周天子的联系 | D.致力于维护周文化的独特地位 |
A.自由农民向国家缴纳赋税 | B.土地成为协调社会关系的纽带 |
C.土地名义上属诸侯王所有 | D.分封制导致了分裂割据的局面 |
有关山东省东明县农村情况的档案记载(部分)
档案内容 | 档案来源 |
1977年,沙沃公社李沙沃大队每人“偷”分了四分地,干部、群众怕上级追查,订立了“共守同盟”。 | 菏泽市档案馆 |
1978年,沙沃公社共分集体耕地5233亩,占总耕地6%以上,有的大队所分耕地达到1/3。 | 东明县档案馆 |
1979年,城关公社西店子大队第三生产队,除水塘里的藕和一部拖拉机外,所有集体财产都分到了作业组。 | 山东省档案馆 |
A.基层实践与中央政策的良性互动 | B.思想解放与改革进程的此消彼长 |
C.包产到户与土地私有的相辅相成 | D.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同步改革 |
A.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领先世界 | B.民族政权对峙中仍存在经济技术交流 |
C.中亚的国家农业生产技术发达 | D.中国先进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亚 |
A.提升土司群体的政治地位 | B.优化对各民族地区的治理 |
C.凸显中央王朝的政治权威 | D.强化内陆边疆一体化策略 |
A.官员选拔与管理机制 | B.民族关系与边疆治理 |
C.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 D.户籍制度与赋役征收 |
A.明朝拓展疆土和海洋意识的欠缺 | B.政府档案管理缺乏科学监督机制 |
C.海禁政策影响对郑和航海的评价 | D.正史相对于杂书更加具有可信力 |
材料 自明初开始,从中央到地方,方志的撰修受到普遍重视。朱元璋即位不久,即于洪武三年(1370年)“诏儒士魏俊民等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末为书”,撰修全国性志书《大明志书》。永乐十六年(1418年)明成祖朱棣又诏令天下各地郡、县、卫、所撰修志书,并颁布了《修纂志书凡例》,对志书包含的各项内容做了明确的规定。此后,除景泰、天顺、嘉靖时期分别撰修的《寰字通志》《大明一统志》《承天大志》等全国性志书外,天下各地修志成风,形成一统志与郡县志齐修并举、共同兴盛的局面。嘉靖时期的《重修淳安县志序》中说的“皇明御极,鉴古定制,郡邑皆有志,而会其总于天下一统志”,便是这种状况的极好说明。《中国地方志综录》修订本中共辑录现存明代方志多达7413种,而实际数量超过这个数字。
中国自先秦以来,无论官府还是知识分子个人,对记录史事和撰修史著都十分重视,历史记载代代延续,所谓“国灭史不灭,故虽偏霸之朝亦皆有史”。到宋代,经过历代史家的不懈努力和艰苦探索,古代史著在内容和体裁上趋于成熟,这使宋代史学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也对元明史学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为明代上述史学成绩的取得奠定了基础。直至元代,虽然最高统治集团是文化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但对史学的重视程度并不逊于文化发达的汉族统治政权。到明代,这种传统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清代学者在《四库提要》中说,明代人“尤好作私史”,便是其重史传统的一种表现。
——摘编自毛佩琦主编《中国大通史·明》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明代史学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其意义。(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要分析明代史学取得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 以茶易马,从唐宋朝代起,即被认为是一种强有力的“制夷”手段。明王朝对此则格外重视,据《明史·食货志》记载:“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毕振姬在《西北之文》一书中也指出,明“洪武于洮河、河州、西宁各设茶马司,内贮官茶……酌为一代之制……”西番史三百年不侵不叛,皆由于此。
——摘编自林永匡《明清时期的茶马贸易》
材料二 入清以后,蒙古、新疆等地尽入版图,前朝的边茶政策已不合时宜。于是清政府改弦更张,以边政和财政为着力点。一般情况下,清政府并不限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茶叶供应,但当边区发生反抗或叛乱时,边茶禁运又会成为清政府治边的选项。对于内地与边疆地区以茶叶为主的贸易,清政府更多的:是进行规范和鼓励,如乾隆二十四年,清军统一天山南北地区后广泛开展屯田活动,为解决屯田军民的日常生活用品问题,清政府积极发展内地与新疆的贸易。内地茶商从张家口、归化城将茶叶贩至新疆古城,分销于天山南北地区,然后从古城“将米、面各物贩回北路,以济乌里雅苏台等处”……以川藏茶叶边销为例,“岁约征银十数万两”,清政府将所征茶税用于支付它赏达赖喇嘛银两,修缮寺庙经费以及泰宁协军饷,等等。
——摘编自何强《边政与财政:边疆治理视域下的清代茶叶边销模式》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清时期边茶贸易的异同,并分析清代边茶贸易政策调整的背景。(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朝边茶贸易政策所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