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史·范祖禹传》记载：“国家根本，仰给东南。”陆游也说：“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湖熟，天下足。’”进入明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商品性农业在明代中后期获得大规模发展。种植较广的经济作物，首推棉花和桑树，江南和华北都形成了大面积植棉区，桑蚕业则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到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严重的粮食匮乏。而在元明二代，早熟稻的栽种在西南各省和湖北、湖南相当普遍，两湖成了中国的谷仓。江南从湖广、四川等地大量输入粮食，民谚也一变而为“湖广熟，天下足”。
——摘编自白寿彝、何兹全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
材料二 “湖广熟，天下足”出现的时间吸引了日韩两国诸多学者来考证。
| 国别 | 学者 | 研究成果 |
| 日本 | 加藤繁 | 发现明末刊本——《地图综要》提到“楚固泽阅，耕稼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楚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他据此推断“湖广熟，天下足”形成于明末。 |
| 日本 | 重田德 | 在《清初湖南米市场的考察》中指出：其一、湘潭是湖南内部米谷最大的集散地；其二、汉口是湖广、四川米谷最大的交易市场。据康熙四十八年的奏疏说：“湖南相距江浙甚远，本处所产之米，运下江浙居多。” |
| 韩国 | 吴金城 | 着眼于15世纪中期洞庭湖周边农业生产发展水平，认为该地域的稻作地带上升为中国粮仓的地位，是15世纪中期渐次形成的。他还发现了正统、成化、嘉靖等年间湖广米谷大量输出的记录。据奏疏载：“外省巨商，鳞集辐辏，搬运不绝，以致本省（湖广）米价腾涌。” |
——摘编自樊树志《晚明大变局》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的背景。(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日韩学者关于“湖广熟，天下足”出现时间的研究进行评价。
| A．自由农民向国家缴纳赋税 | B．土地成为协调社会关系的纽带 |
| C．土地名义上属诸侯王所有 | D．分封制导致了分裂割据的局面 |
| A．官员选拔与管理机制 | B．民族关系与边疆治理 |
| C．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 D．户籍制度与赋役征收 |
有关山东省东明县农村情况的档案记载（部分）
档案内容 | 档案来源 |
| 1977年，沙沃公社李沙沃大队每人“偷”分了四分地，干部、群众怕上级追查，订立了“共守同盟”。 | 菏泽市档案馆 |
| 1978年，沙沃公社共分集体耕地5233亩，占总耕地6%以上，有的大队所分耕地达到1/3。 | 东明县档案馆 |
| 1979年，城关公社西店子大队第三生产队，除水塘里的藕和一部拖拉机外，所有集体财产都分到了作业组。 | 山东省档案馆 |
| A．基层实践与中央政策的良性互动 | B．思想解放与改革进程的此消彼长 |
| C．包产到户与土地私有的相辅相成 | D．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同步改革 |
| A．提升土司群体的政治地位 | B．优化对各民族地区的治理 |
| C．凸显中央王朝的政治权威 | D．强化内陆边疆一体化策略 |
材料一 以茶易马，从唐宋朝代起，即被认为是一种强有力的“制夷”手段。明王朝对此则格外重视，据《明史·食货志》记载：“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毕振姬在《西北之文》一书中也指出，明“洪武于洮河、河州、西宁各设茶马司，内贮官茶……酌为一代之制……”西番史三百年不侵不叛，皆由于此。
——摘编自林永匡《明清时期的茶马贸易》
材料二 入清以后，蒙古、新疆等地尽入版图，前朝的边茶政策已不合时宜。于是清政府改弦更张，以边政和财政为着力点。一般情况下，清政府并不限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茶叶供应，但当边区发生反抗或叛乱时，边茶禁运又会成为清政府治边的选项。对于内地与边疆地区以茶叶为主的贸易，清政府更多的：是进行规范和鼓励，如乾隆二十四年，清军统一天山南北地区后广泛开展屯田活动，为解决屯田军民的日常生活用品问题，清政府积极发展内地与新疆的贸易。内地茶商从张家口、归化城将茶叶贩至新疆古城，分销于天山南北地区，然后从古城“将米、面各物贩回北路，以济乌里雅苏台等处”……以川藏茶叶边销为例，“岁约征银十数万两”，清政府将所征茶税用于支付它赏达赖喇嘛银两，修缮寺庙经费以及泰宁协军饷，等等。
——摘编自何强《边政与财政：边疆治理视域下的清代茶叶边销模式》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清时期边茶贸易的异同，并分析清代边茶贸易政策调整的背景。(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朝边茶贸易政策所带来的影响。
材料 自明初开始，从中央到地方，方志的撰修受到普遍重视。朱元璋即位不久，即于洪武三年（1370年）“诏儒士魏俊民等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末为书”，撰修全国性志书《大明志书》。永乐十六年（1418年）明成祖朱棣又诏令天下各地郡、县、卫、所撰修志书，并颁布了《修纂志书凡例》，对志书包含的各项内容做了明确的规定。此后，除景泰、天顺、嘉靖时期分别撰修的《寰字通志》《大明一统志》《承天大志》等全国性志书外，天下各地修志成风，形成一统志与郡县志齐修并举、共同兴盛的局面。嘉靖时期的《重修淳安县志序》中说的“皇明御极，鉴古定制，郡邑皆有志，而会其总于天下一统志”，便是这种状况的极好说明。《中国地方志综录》修订本中共辑录现存明代方志多达7413种，而实际数量超过这个数字。
中国自先秦以来，无论官府还是知识分子个人，对记录史事和撰修史著都十分重视，历史记载代代延续，所谓“国灭史不灭，故虽偏霸之朝亦皆有史”。到宋代，经过历代史家的不懈努力和艰苦探索，古代史著在内容和体裁上趋于成熟，这使宋代史学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也对元明史学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为明代上述史学成绩的取得奠定了基础。直至元代，虽然最高统治集团是文化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但对史学的重视程度并不逊于文化发达的汉族统治政权。到明代，这种传统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清代学者在《四库提要》中说，明代人“尤好作私史”，便是其重史传统的一种表现。
——摘编自毛佩琦主编《中国大通史·明》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明代史学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其意义。(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要分析明代史学取得成就的原因。
| A．女性地位的提高 | B．恢复旧制彰显正统 |
| C．家庭结构的残缺 | D．加强基层完善治理 |
材料一：司马迁在《史记》中把秦汉的版图写成黄帝和颛顼帝的管辖区，并把夏、殷、周三朝写成了统一的国家。《史记》首设民族列传，以6卷篇幅叙述周边民族史事。它从广阔的视野出发，把周边民族及其生活的地区如匈奴、西域、西南夷等都纳入史学考察的范围，详尽地考究了周边各族的社会经济、文化、风俗等各方面情况。在编次少数民族史传顺序时，把民族列传与相关人物列传穿插安排在一起。在追溯所记少数民族世系时，《史记》认为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同源，如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东越则是“越王勾践之后”。
——摘编自李珍著《民族史观与中国古代民族文化认同》
材料二：范晔的一些史传直接接续了司马迁、班固的记载，如在《西域传》中，范晔写道：“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同样，《南匈奴列传》的记载亦是范晔在《史记》《汉书》关于匈奴历史记载的基础上展开的。范晔还注意根据东汉时期周边各民族之新发展及各族与中原王朝之关系的新发展而增损相关内容。在《西羌传》中，范晔详细记载了东汉时期对当时政局影响颇大的羌族的历史。在《东夷列传》中，范晔详细勾勒了从帝尧时起，东夷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发展。从《后汉书》的整个记载来看，范晔确实是把东汉前期通过“王化”之道而实现民族关系之和睦和疆域之拓展，作为东汉大一统政治的一部分来认识的，并认为这与民族及民族关系本身密切相关。
——摘编自王亮军《论范晔〈后汉书〉中的“大一统”意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述司马迁《史记》中蕴含的史学思想与时代变迁之间的联系。(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说明司马迁《史记》与范晔《汉书》体现出的相同历史观念及其影响。
| A．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直接统治 | B．汉唐在西域设郡县管理 |
| C．于阗对中原王朝的政治认同 | D．华夏文化传统传承不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