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61年改革后，农村公社最大的问题是份地不足，但仍然保留着重分土地来承担国家赋税的习惯。改革后土地重分的周期有所变化，有些公社改革后就没有重分过土地，有些村社的土地重分的周期也变为24年之久。改革后，农民虽然获得了“自由”，分家的农户也越来越多。但为了耕种需要赎买土地，这样本来就很贫困的农民反而失去了本来就不充足的土地，公共资源也不断减少。一些村民为了生存，只好把自己家仅有的土地出租，外出打工。农奴制改革后农民通过赎买土地的方式得到了解放，可以说改革后村社是国家管理地方基层的重要工具。

——摘编自陈丽娟、程广通《浅议1861年俄国村社职能的变化》

材料   农民发现，只有联系农作物产量来计算劳动者的报酬，才能客观评价劳动者的劳动数量与质量，而且必须实行承包经营，于是1978年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出现。各地有“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至1980年，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基本核算单位所占比例由1979年的1%上升至9.4%。1982年一号文件指出，各种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的一号文件肯定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农民进一步发现，“包产到户”是将指标内的产品交生产队统一分配，超产部分才奖励给承包农户，而“包干到户”则是在完成国家农业税、集体提留和其他费用之后，农户拥有对农业剩余的全部索取权和占有权。至1984年，全国实行“包干到户”的基本核算单位所占比例为99.1%。“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演变为“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1991年十三届八中全会指出，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

——摘编自易棉阳《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创新的路径、绩效与经验》

材料一   汉魏之际，天下纷争，时任辽东太守的公孙度整顿风气，打击豪强，实力迅速提升，“东伐高句骊，西击乌丸，威行海外”，曹魏名臣刘晔指出“（辽东）水则由海，陆则阻山，故胡夷绝远难制”。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公孙度更是越海收东莱诸县，自立为辽东侯。曹操平定北方后，东部鲜卑开始大量进入辽河以西地区，并不断向东迁徙，成为这里的主要居民，据《三国志·魏书》记载：“正始五年（公元244年）九月，鲜卑内附，置辽东属国，立昌黎县以居之”。

——摘编自张天放《汉末至东晋初期人口迁徙对辽东地区的影响》

材料二   有学者指出，总的来看，汉末的人口流向是由青州（今山东东北）、徐州（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向幽州（河北北部及辽宁西部）迁移；由山东半岛渡海向辽东迁移。今天的辽宁等地是当时主要的人口迁移区域。学者对比两汉辽东户数，统计出其增长率为14.625%。对照全国户口负增长的形势，这一数字相当可观。迁入人口多来自周边的幽、冀二州和渤海海峡对岸的山东半岛，幽冀民众大多由“卢龙塞”和“傍海道”进入辽东，而山东半岛居民则大多“浮海”至辽东，其中不乏时之名士：如东莱人太史慈，北海朱虚人邴原、管宁，乐安盖人国渊，平原人王烈，等等。

——摘编自王子今《秦汉时期渤海航运与辽东浮海移民》

材料一   元朝以金银作为储备、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全面纸币化的货币制度实践，确属人类货币史上的首创。元朝历代皇帝即位后，都要对蒙古军事贵族进行大规模的赏赐，这是一种源自蒙古汗国时代的传统，窝阔台汗就常用白银赏赐臣下。蒙古贵族还利用自身权势侵占了许多元朝官营的金银矿产，导致政府的金银税收锐减，正常途径的金银储备补充来源几近断绝。13世纪阿拉伯世界白银短缺，白银价格高昂，一时间集中在蒙古贵族手中的白银经“斡脱”商人之手大量地流向国外。元朝在征服南宋后，又进行了多次海外远征，巨额军费开支，无疑导致大规模的货币超发。

——摘编自李晓《元朝纸币制度的选择、运行与崩溃》

材料二   土地革命时期，为打破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领导各苏区银行大力开展红色金融的各项建设。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发的《关于借贷暂行条例的决议》明确规定：“取消和废止一切高利贷形式的借贷，过去高利贷的契约完全宣布无效并焚毁之”。同时，召集私人股金创办合作社，使农民卖米买货不为商人剥削，而农村贮藏资本得以收集，使金融流通。国家银行采取银本位制，发行国家货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章程》明确规定：“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之现金……为现金准备”。贷款对象主要有公营企业、合作社和劳动人民，贷款用途只限于生产，不贷款用于纯消费。

——摘编自冷泠《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实践及启示》

材料一   北魏前期军中号令都使用鲜卑语，汉族官员或习鲜卑语，或置译令史。但彼时文书则多用汉文（鲜卑很可能没有文字），太武帝遣使至嘎仙洞祭拜先人，也使用汉文书写铭文。随着越来越多汉人进入北魏政权，鲜汉官员言语沟通、文书用语与口头用语的差异等问题愈加凸显，不仅行政效率受到较大制约，也易导致鲜汉官员分化对垒。孝文帝迁洛后，下令“断诸北语，一从正音”，“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以汉语作为通行语言，原以汉字表音、多有缀语的鲜卑姓也由此改为汉姓，这一措施由上层逐步下及庶民。孝文帝迁洛后鲜卑贵族交游雅集、吟咏谈玄的风气，正是以汉语的使用与普及为基础。

——摘编自徐成《北朝制度革新为隋唐大一统创造条件》

材料二 11世纪，苏格兰王室就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至14世纪，具有北方口音的英语已经在苏格兰南部和东部几乎替代了苏格兰人的传统语言盖尔语。亨利八世于1536年颁行的将英格兰与威尔士合并的《统一法案》特别强调，王国各级司法官员须保证在各级各类法庭中使用英语。到了17世纪初，作为英格兰与苏格兰共同的君主，英王詹姆斯一世（苏格兰称詹姆斯六世）采取的政策也是用英语把两个王国联合起来，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举措便是翻译出版钦定版英文《圣经》，并下令通行于两国的所有教堂，开启了以共同语言构建不列颠宗教共同体的历程。这使得在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皆以新教徒这一共同身份与法国等欧陆国家加以区分。

——摘编自张炜《英语与近代不列颠国家的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