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68—1889年，日本明治政府围绕“富国强兵”这一总目标进行了深刻的军事改革。改革首先是废除封建军事制度，逐渐解散了各藩的士族军队，剥夺了封建武士的军事特权，统一兵权，建立一支直属中央政府的常备军。并在1872年仿照欧美制度，撤销兵部省，分别设立陆军省和海军省。1878年模仿德国，设立参谋本部，首先在陆军系统实行军政、军令分离的双轨制。随着新军队的建立和发展，新政府着力改革军事教育，创办军校，培养具有近代军事知识的各类专业人才。同时通过直接从西方国家购买武器装备，用高薪从西方招聘技术人才，引进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管理等方法发展近代军事工业。此外，还大力宣传“武士道”、“忠君”等封建思想，强化军纪。
——据谢朝晖《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军事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军事改革的举措。(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军事改革。
材料 亚历山大二世即位来，即意识到司法体制变革的基础与改革农奴制的基础类似，不仅有合理的根源和“历史必要性”，而且合乎人道主义。在其推动下1857年到1861年开始了司法改革的准备工作。1862年，司法官谢·扎鲁德尼领导许多有知识和才能的法律学家参照欧洲的法律体系制定出法律制度和诉讼程序的改革方案，并向司法机关、大学及国外法学家征求意见。1864年11月由亚历山大二世批准并颁布了《司法条例》《法院侦查员条例》《民事诉讼条例》等法律，并逐步开始根据这些法律文件对俄国司法体制进行改革。改革使司法和行政相对分离，法院独立于行政机构，公民获得了“参政权、自由权和协政权”。当然，这些权利是有限的，司法改革不能允许政治权利和其他“参与到权力中”，但这是潜在承认未来政治权利的决定性一步，不过“自由权和协政权”可以通过新法院来具体充分地保障。
——摘编自王海军《西方法治在近代俄国的境遇—以1864年司法改革的法治目标为考查对象》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俄国司法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俄国司法改革。
材料 洪亮吉（1746—1809），今江苏常州人，诗人、学者，精通考据学、经学、史学、舆地学和人口学等。他反对信天命、讲鬼神，提出为学要“推本述原，实事求是”。他认为，天地万物是客观存在，万物自生自灭，既不以人欲而存，也不以人欲而灭。乾嘉时期，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频繁，洪亮吉不甘沉默，倡言变革。1799年，他提出改革地方和中央的行政制度，改革官吏选拔和考试办法，打击贪官污吏，但他的建议不仅没被采纳，反被革职流放新疆。他不怕打击，写了不少文章探讨解决危机的办法。他认为农民起义是腐朽的官吏逼出来的。他揭露当时“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且地方官绅又肆意兼并，“一人而据百人之屋，一户而占百户之田”。面对人口暴增带来的社会问题，他建议开垦荒地，减轻赋税，抑制兼并，禁止浮靡，推广社会救济。洪亮吉的言论反映了客观实际，具有经世致用的典型性。
——摘编自李喜所《鸦片战争前的今文经学与经世致用思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洪亮吉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原因。并概括指出洪亮吉经世致用思想的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洪亮吉的经世致用思想。
材料 政府的强力控制，几乎必然导致经济的衰退。经济活动主要是靠自由市场来组织的地方，人们才可能普遍地对未来充满信心，经济才可能繁荣发展。强势大政府的兴起非但解决不了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限制个人自由，窒息了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发动机——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政府占用了本来可供民间使用的资源，压缩了个人发挥的空间；扭曲了民间的激励机制，社会停滞，企业和个人逐渐退化。处在政府保护下的企业丧失创新的动力，将资源用于游说和贿赂政府，以便继续享受排斥竞争的行政保护政策；个人则依赖政府的福利开支，不再努力学习和勤奋工作；几乎人人都能吃到“免费”的大锅饭，但却人人都吃不饱。对消费者的最大威胁是垄断，不论是私人的还是政府的垄断。保护经济和消费者的最有效方法是国内的自由竞争和遍及全世界的自由贸易。
选择一个国家，结合所学近现代史知识，评析材料中的观点。（要求：表明态度，史论结合，表述清晰）材料 1991年4月，日本在美国压力下向海湾地区派出扫雷部队。这是日本首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这次行动因为没有宪法和法律依据，引来了大多数国民的反对。为了创造有利于海外派兵立法的舆论环境，此次维和行动结束后，日本政府在国内不断宣传维和行动的成果。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标志着日本为在联合国名义下实现海外派兵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该法限制性规定日本自卫队在参加维和行动期间禁止执行诸如监督停战、收缴武器等主体业务，仅能执行诸如医疗、抢救灾民、运输、通讯等维和部队附随性业务。后来，通过修正案，追加了国际监督选举活动、人道救援物资运输任务，同时放宽了武器使用的限制。此后，日本先后向安哥拉、柬埔寨、莫桑比克、萨尔瓦多、卢旺达、叙利亚、以色列、洪都拉斯、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派出人员参与维和行动。
——据张晓磊《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政策评析》
(1)根据材料，概括20世纪90年代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日本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原因。
材料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美国仍然支持以色列，压制阿拉伯国家，日本则表达了中立态度。阿拉伯国家对日本的中立表示强烈不满，并削减对日本的石油供应，导致日本国内经济出现混乱，物价飞涨，商品抢购风起。面对不利的国内形势，日本推出了“亲阿拉伯政策”。日本政府官员发表谈话，明确表示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正义要求。日本副首相三木武夫紧急赶赴中东地区，与相关阿拉伯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经济技术援助协议。最终，日本得到了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给予的“友好”国家待遇，摆脱了石油危机。
——摘编自李凡《第一次石油危机中日本对中东政策的转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日本推出“亲阿拉伯政策”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日本的“亲阿拉伯政策”。
材料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从海上入侵我国沿海地区，迫使我国签订了多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的海洋意识开始由传统海洋意识向近现代海洋意识转型，许多仁人志士开始放眼看世界，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但大多是有关海防之策。这种消极被动的海防观念在甲午海战中随着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而破产。严重的海疆危机，也唤醒了少数中国人的海权意识。孙中山指出，海权是国家主权范畴，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国家独立、恢复主权是争取海权的前提。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中国领导人根据当时海洋斗争的实际需要，制定了一些重要政策，这些政策集中体现在中国政府深切认识到建立海军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关于领海问题的声明和对南海诸岛与钓鱼列岛的主权宣示等几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体系，中国人的海洋意识不断更新，逐渐向现代海洋意识过渡。现代海洋意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内涵丰富，内容广泛，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全面的海洋意识、主动的海洋意识、开放的海洋意识。
——据徐质斌《海洋国土论》整理
任选一个时段，结合所学知识对中国近代以来海洋意识的变迁与发展进行评析。（要求：观点明确，选择的时段与史实相互吻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晰）材料一 书院的发展在南宋出现了第一个高峰，书院教育作为一种有组织、制度化的私学体系在宋代正式形成。南宋时，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为白鹿洞书院订立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我国第一个系统完整的书院规章制度，也被称为学规，后来成为历代书院共同依据的范本。《揭示》强调：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名声，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朱熹认为书院教育的根本方针是实施“五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实现上述教育方针，朱熹又提出了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将德育置于教育首位的主张，为南宋学者和教育界所认同。以德育人为主旨的书院教育引发了宋代教育的深刻变革，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教育的发展，使宋代教育达到了很高水平。
——摘编自刘佩芝、冯会明《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探源》
材料二 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不久，谈及了改革北大的初步构想。他把北大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两点，一是学制、课程等“学课”的“凌杂”，另一是学校“风纪”的“败坏”。应对之法则是延聘“纯粹之学问家”和“学生之模范人物”。他一入北大即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蔡元培认为“学”（学理）与“术”（应用）虽然“关系至为密切”，但因为“习之者兴趣不同”，要区别对待。“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目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不可不求其相应。”
——摘编自娄岙菲《蔡元培与北大校风的重塑（1917﹣1918）》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的动机并简要评析其教育主张。(2)根据材料二，概括蔡元培的主要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改革北大带来的影响。
材料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七月，司马光知谏院“以言事为职”，开始了他为时五年的谏官生涯。改革科举考试是司马光进谏的重要方面，是其吏治思想的具体体现。宋承唐制，先考辞赋，后考其他。司马光在《论举选状》中明确提出，科举选人应“以德行为先”，其次是经术，再次是政事（政治见解），最后才是艺能（辞赋）。“明经”一科向来考五经、九经的背诵能力，所以一些擅长背书的人往往高中，有治国安邦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反而会落选。司马光主张多出一些分析性的考题，把“明经”一科从死记硬背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当时的考官出题不求实际、只求奇巧，“或离合句读，故相迷误；或取卷末经注字数，以为问目”，使得百分之八九十的应试举人交白卷，偏离了科举取士的本意，而起了埋没人才、摧残人才的反作用。司马光对这一现象给予了抨击，明确提出应重选命题官，用“通经术、晓大义”的人来命题。
——摘编自宋衍申《司马光知谏院》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司马光科举改革的主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司马光科举改革的主张。
材料一 袁政府接受“二十一条”被国人视为奇耻大辱。（1915年）5月9日，北京总商会通电全国各省商会，痛陈“我国民苟欲自列于人类，五月七日之耻，此生此世、我子我孙，誓不一刻相忘！今请自本年五月七日始，我四万万人立此大誓：共奋全力，以助国家。”数日之间，北京总商会的通电在全国各地散发，各主要报章无不一再疾呼“勿忘国耻”！不仅报纸、墙上、商标上、信笺上到处可见“勿忘国耻”四字。一时间，国耻茶壶、国耻花瓶、国耻扇、国耻摄影等，无所不有。另一方面，在此全国群情激愤之时，纪念国耻的活动有时也流于形式：杯箸上刻国耻纪念而花酒照样吃；舞台广告皆书国耻字样而戏照样看；特别是麻将牌刻上国耻纪念后照样打。无怪乎有人叹息道：如此乐不可支，则对国耻其实又“愤于何有”。
——摘编自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
材料二 表2 国民政府国耻纪念大事表
| 时间 | 活动 |
| 1928 | 公布《五九国耻纪念宣传大纲》：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扑灭中国共产党，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等口号 |
| 1929 | 公布《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将五九、济南、五卅、沙基惨案发生日列入国耻纪念日，规定全国下半旗致哀 |
| 1930 | 修正《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将四个国耻纪念日合并，特意将五九定为“国定纪念日”，规定停止娱乐宴会，号召各界一齐纪念 |
| 1935 | 公布《修正革命纪念日简明表》：明确了五九纪念日“全国一律下半旗，停止娱乐宴会致哀“等规定 |
| 1938 | 颁布渝字三五四号令：规定7月7日为抗战建国纪念日，并列入历书纪念 |
| 1940 | 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决议：将五九纪念并入7月7日抗战建国纪念日 |
对比材料二与材料一，概括指出民国时期国耻纪念的特点，并对国民政府时期国耻纪念活动的变化予以评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