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唐代，凡军国大政的制赦起草先由皇帝交付中书省，中书省由中书舍人先对各奏文书迸行披览，作出初步处理意见，并草拟文告再交由中书令主要由中书侍郎对其进行修改之后。再交给皇帝进行审议皇帝批阅完毕以后会交给中书省，中书省按照批阅意见进行草拟，然后交给门下省进行审议，如果审核通过那么就可以将诏令下达尚书省，一旦门下省认为处理意见不合理，那么就会退还给中书省，由中书省继续草拟诏令，给皇帝进行申报，批阅之后再交给门下省。
——摘编自牟霜霜《唐代三省六部制下的君权与相权的博弈》
材料二 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国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摘自【明】朱元璋《皇明祖训》
材料三 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昔者伊尹、周公之摄政，以宰相而摄天子（君主与宰相无等级之差异，所以周朝能统治良久）……后世君骄臣诏，天子之位始不列于卿、大夫、士之间……（宰相）避嫌而处，宁使其决裂败坏，贻笑千古。
——摘自【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初完善宰相制度的举措，并从权力运作机制的角度分析唐代相权是如何限制君权的。(2)根据材料二、三、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朱元璋、黄宗羲对宰相制度的看法。
材料 从周代至战国，教化可谓政教风化和德育的代名词，是一种引导个体身心摆脱原始状态，达至“仁义”“礼”“智”的境界。就传统儒家而言，教化并不是反对法律，而是倡导“德先刑后”“德本刑末”的教化手段。传统教化思想在整个封建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成就与其严密的教化网络和运行机制密切相关，这种立体网络系统既包括各级各类组织化的学校系统，也包括了乡约、族法、家规、祭祀礼仪、蒙学等自发的社会教化系统。……在古代众多教化榜样中，有三类是人们效仿的对象：一是圣人，即“百世之师”。二是明君，即最高统治者的率先垂范。三是名臣和名士。此外，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背景下，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就成为人们的理念追求，而社会和文化精英扮演了规则发现者、表述者和践履者的角色……也是一般所谓教化向更普遍范围的人群示行、推广规则的基点。
——摘编自雷月荣、程红艳《传承与融合：论中国传统教化及其当代德育价值》
(1)根据材料，指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教化的特点。(2)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国古代传统教化。
材料一 在雍正朝以前，清朝的重要的军国事务，特别是战争的统筹、指挥几乎都由议政王大臣会议掌握，议政王、议政大臣均为满洲亲贵。雍正七年（1729年），清世宗由西北两路发动战争意图平定准噶尔部。雍正八年（1730年）十二月，清世宗建立军机处专事上述军务，最早进入其中的包括怡亲王允祥，议政大臣尹泰、阿齐图、特古忒、查弼纳，内阁大学士马尔赛。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两位汉人内阁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也在军机大臣之列。由于军务牵涉事项较多，其权力范围逐渐扩张，首席军机大臣也成为清世宗所谓“赞襄机务”之人。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军主力撤回后，清世宗将在乌里雅苏台等地设置将军由战时驻扎变为日常驻防并受军机处直辖。在军务外，这些将军也兼管民政、制衡蒙古王公，与理藩院体系下的册封羁縻治理形成配合。
——摘编自刘文鹏《军机大臣议复机制与清朝国家政治体制重构》
材料二 1937年8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设置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由蒋介石担任主席，并允许主席对“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改国防最高会议为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担任委员长。该委员会凌驾于国民党中央和“五院”之上，一切与“抗战建国”有关的重大事项均由其议定后再交付有关机关实施（紧急时也可自行实施）。后来，蒋介石又在委员会下设秘书厅等辅助他处理机要事务。当时，汉口《扫荡报》对此有社论：“国难严重到如斯地步，政权需要统一，力量需要集中，步伐需要整齐”。据学者统计，至1947年该委员会撤销前，其有关财政、内政和立法的决议最多，合计超过六成，而关于军事的不到四成。
——摘编自石柏林《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战时政治体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军机处建立的直接原因，并分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扫荡报》关于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社论进行评析。
材料 “文明地带”
1870年以后的40年里，并非仅仅是在欧洲人看来，欧洲实际上确实算是在世界上快速扩张的现代文明的中心。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中心存在于欧洲的某一区域。因为当时的确有两个欧洲：一个内部地带和一个外部地带。内部地带包括大不列颠、比利时、德国、法国、意大利北部以及奥地利帝国西部某些地区。欧洲海外移民区的某些区域，特别是内战之后的美国，也属于这一地带。
外部地带包括大半个爱尔兰、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半岛的大部分，还有位于当时德国、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等国本土东面的整个东欧。许多欧洲人海外移民区，比如说拉丁美洲和美国农耕地区，也可认为在当时是属于外部地带。
欧洲人世界之外还分布着一个第三地带，即广袤无际的亚洲和非洲大陆。除了正在现代化的日本以外，从欧洲的标准或文化假设来看，它们全都是“落后的”；并且注定要在1870年以后那半个世纪之内严重依附于欧洲或被欧洲殖民化。187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大都可以写成为这三个地带之间关系的经历。
——摘编自【美】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
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作者对“文明地带”的划分。材料一 下表为19世纪初英国巡回法庭所审判罪犯人数。
| 年份 | 犯人数量 |
| 1805—1809年 | 23462 |
| 1810—1814年 | 30613 |
| 1815—1819年 | 58662 |
| 1820—1824年 | 65227 |
——Michael Ignatieff, A Just Measure of Pain,p.154.数据仅限英格兰与威尔士
材料二 时任内政本臣皮尔在议会下院指出，盗窃犯构成了犯罪阶层的主体。……其二，从地域分布来看。英国工业区或城市郊区的治安形势明显要比乡村地区更为严峻。 因为与乡村相比，城市中的传统礼俗和道德规范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受到更大冲击。其三，19世纪英国诉讼费用的降低、新警察制度的建立、执法效率的提高都会使起诉案件的数量比18世纪有大量增加。
注：法院判决定罪才能称之为罪犯。
——许志强《英国工业化时期的犯罪问题及其社会成因》
材料三 (英国)各地监狱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但普遍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不分原则的混合羁押是 18 世纪英国监狱遭受普遍诟病的突出问题之一(不分罪行轻重、不分性别、不分年龄)。 第二，物资匮乏导致狱犯生存境况堪忧。 第三，缺乏监管使得监狱秩序混乱不堪。因财力所限，许多监狱都缺乏专业的管理者，地方监狱尤其如此。在此种情况下，狱监只好从犯人中选出“监管者”，让罪犯自行管理。第四，环境恶劣、疾病蔓延也是英国监狱的严重积弊之一。
19 世纪初，英国的刑罚体系遭遇了一场空前危机。 “刑罚危机”促使英国政府不得不思考代替传统刑罚的新机制。19 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监狱状况已在整体上大为改观。 首先，新式监狱的环境变得更加整洁，有效抑制了流行病的传播。其次，新式监狱不仅受到内政部的统一监督，也享受统一补贴。 狱警开始由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来担任，并纳入带薪公务人员行列。再者，犯人的基本食宿条件有了保证。 最后，监狱管理……不再过分强调惩罚，管理中加入了更多的激励、奖励措施，教育感化逐渐成为新的规训手段。
英国政府何以对监狱改革报以如此高昂的热情，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监狱问题和刑罚危机之外，通过监狱改良来提升国家威望已成为政府的重要考量。当时的一位监狱改革者亦道出了这一归旨：纠正罪犯的恶习，使之改邪归正，成为社会有用之才……这不仅标志着人性的胜利，也标志着一个国家在文明世界中的崛起。
——许志强《英国工业化时期的监狱改革论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上半叶英国犯罪问题的特点及形成原因。(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近代英国的监狱制度的变迁。 (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第一个女火车班组、第一个女拖拉机队、第一批女航空人员、第一批女摩托车运动员、第一批女坦克车手、第一个轮船女驾驶员、第一个女推土机手等纷纷涌现，女司机以群体姿态出现，其形象成为现代媒体和文学艺术广泛宣传、大力塑造的对象。
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在观看了苏联电影《巾帼英雄》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当一个拖拉机手那是多么光荣。”第一个火车女司机田桂英偶然看到了苏联火车女司机的照片，燃起了她做新中国火车女司机的愿望。在苏联专家亲自培训与指导下，田桂英等从普通工厂女工成长为新中国第一批火车女司机。
他们的事迹被改编成电影。《女司机》《马兰花开》书写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走出家庭，在社会主义交通工业建设中，克服体力、文化、技术上的重重困难，尤其是来自家庭、社会等方面的性别偏见，一步步锻炼成为能够熟练地驾驭现代化大机器的女司机的故事。
国家不仅扶持与培养这些勇敢踏入男性垄断行业的妇女，而且给予她们很高的荣誉。田桂英、梁军等都被推举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被安排到专门学校进一步学习深造，逐步成长为所在行业的领导干部。她们的事迹不仅被《人民日报》《人民画报》《中国妇女》《群众日报》等媒体做了专题报道，有的还进入教科书，画成连环画，拍成电影，印上了人民币。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50—70年代女司机形象长廊里，最大的群体是女拖拉机手。驰骋在丰收大地上的女拖拉机手，在深层意义上接续传统性别观，潜在地满足人们对“女性气质”“女性特征”的理解与认知。
——改编自刘传霞《新中国初期女司机形象的生成与多重文化意义》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女司机形象。（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 清代嘉道湖南经世派人才群体又在继承湖湘文化传统的同时，将新时代的精神与需求引进了湖湘文化，使传统的湖湘文化开始了向近代的转型。
作为湖湘文化的传承者，以陶澍为首领的湖南嘉道经世派人才群体不遗余力地呼吁改革，力行实政。湖北巡抚杨健，倡捐治水，整修堤揠，深得民戴。闽浙总督赵慎轸，整顿军伍，规划营制，增设福建水师，使军容为之一变。浙江巡抚常大淳，讨平海寇，整顿盐政，奏免浙漕，拨款赈灾，颇具政绩。
早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前，湖南嘉道经世派就警惕着时局的发展，防范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力侵扰。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湖南嘉道经世派人才群体除陶澍已于年前去世外，不少人参加了抗击英国侵略的战争。清朝在战争中失败，湖湘之士无不扼腕痛心。两江总督李星沅鉴于海防的重要，上疏清廷，请创建外海水师。原山东道监察御史汤鹏撰写《夷务善后三十策》，详论募兵、练勇、修船、造炮、缉奸、设险诸事宜，乞尚书转奏。
道光十三年（1833年），陶澍鉴于清朝白银不断外流，洋钱大量涌入，造成严重银荒，曾提出仿照西方铸币方式，铸造银币的主张。鸦片战争后，魏源根据《四洲志》及中外文献资料，编成《海国图志》一书。该书对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之方颇多探索，提出一系列学习西方的主张。在求强方面，提出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之法，以改革中国军队；在求富方面，提倡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厂局，自行制造与销售轮船和器械等，以使国家富强。
——摘编自周敏之等《近代湖湘文化与近代湘籍人才群体》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湖湘学派的转型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一 “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史记·匈奴列传》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史记·蒙恬列传》
材料二 古罗马也曾修筑过“千里长城”。从1世纪到3世纪，罗马人为防备日耳曼人的袭扰，陆续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修建了一条“防御之墙”，从今天德国的波恩附近直到雷根堡附近，全长584千米。另外，公元117年，罗马皇帝哈德良来到不列颠视察后，下令修建长城以抵御凯尔特人，该长城由三个罗马军团历时约六年分段筑成，史称哈德良长城，全长约118千米。
——摘编自马兆锋编著《伟大的古罗马文明》
材料三 清朝入关后，一直没有修缮过长城，康熙三十年（1691），古北口一带的城墙有不少地方损坏倒塌，边防总兵蔡元上疏朝廷请求修缮，工部等建议康熙帝予以批准。康熙帝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历代经常修缮，但从来都没有因此而免除边患。他说：“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摘编自徐永清《长城简史》
(1)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欧亚帝国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共同原因。(2)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康熙帝对修筑长城的看法。
材料一 顺治四年(1647)，清朝对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进行诏谕，“有慕义投诚纳款来朝者，地方官即为奏达，与朝鲜等国一体优待，用普怀柔”。当时，越南境内存在高平莫氏政权、宣光武氏政权、中兴黎朝等割据政权。在清朝军事威胁和政治招抚下，盘踞在宣光地区的武公惠于顺治十六年(1659)率先向清朝遣使投诚。顺治十八年(1661)高平莫氏向化投诚，遣使入贡，清廷册封莫元清为“安南国都统使”，正式与高平莫氏建立藩属关系。康熙五年(1666)，康熙帝遣使“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至此，清朝分别与高平莫氏和中兴黎朝建立藩属关系。直到康熙十六年(1677)，高平莫氏被黎朝所亡，中兴黎朝统一了整个安南北方，清朝才放弃“双重承认”政策，与中兴黎朝建立单一藩属关系。
材料二 光绪八年(1882)二月，法国派兵由越南西贡进发海防(越南北部的沿海城市)，引发北圻(越南北部地区)危机，在清廷引发保藩与弃藩之争。在这场争论中，以两广总督张树声、两江总督左宗棠、云贵总督刘长佑、广西巡抚庆裕、山西巡抚张之洞为代表的地方大员主张保藩固圉，认为“边省者，中国之门户;外藩者，中国之藩篱。树藩篱所以卫门户，卫门户所以固堂室，门户危则堂室震”。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前兵部侍郎郭嵩焘、四川总督丁宝桢、广东巡抚裕宽、云南布政使唐炯等则认为出兵越南不符合“字小存亡”“兴灭继绝”的藩属体系原则，且越南与法国立约，“此时中国实难代为反悔，似只有听越之自为而已”。加上在此之前清朝已经见识过英法殖民者的船坚炮利，“耗三省之力而为越南守土，在彼无丝毫之益，在我有邱山之损，窃谓出境兴师，甚非长算”。最终，光绪帝采纳了保藩固圉的政策，一方面增加兵力，借剿办土匪为名，出关驻扎越境，另一方面暗中支持刘永福的“黑旗军”，帮助越南抗击法国。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段红云《藩属体系视阈下的清代中越关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朝与安南藩属关系确立的历史条件。(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19世纪80年代清廷内部的保藩与弃藩之争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 晚清时期各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在向清王朝皇帝纪年“正朔”挑战的过程中提出了黄帝纪年、孔子纪年以及帝尧纪年、大禹纪年、秦纪年等多种纪年方式，从而产生了“纪年”论争。1898年年底，梁启超作《纪年公理》，认为各国相通后，应有统一的纪年。1902年，梁启超在发表的《新史学》中强调了采用“孔子纪年”的重要性，主张用孔子生日作为纪年。认为“孔子为我国至圣，纪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亦汕然而生”。1905年，宋教仁根据典籍推定是年为黄帝即位4603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时即以此署年，《民报》第一期刊首印有黄帝像，图下说明“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以后革命党一直沿用宋说。1919年，钱玄同提出，“我们主张中国当用基督纪年，也是因为他在应用上很便利”，也更符合中国当时正融入世界的形势，“可是从现在以后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在以后的中国人，是世界上人类的一部分，所以无论讲时事，讲古事，都和世界各国相关联”。
——摘编自焦润明、王建伟《晚清“纪年”论争之文化解读》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晚清至民国初期“纪年”方式所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