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亚洲三角贸易关系主要是指英国、印度、中国三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三角贸易商品流向为英国将本国生产的工业品输往印度，换取在印度当地种植的鸦片，然后将鸦片输往中国，以换取中国的茶叶和丝织品等，从而形成贸易循环。由于中国自然经济根深蒂固，英国工业品无法在中国打开市场，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生活习惯的改变，英国对中国茶叶的需求越来越大，中英贸易出现巨额的贸易逆差，英国商人为改变这一现状，阻止白银外流，赚取巨额利润，竟私自将鸦片偷偷运进中国。
——胡公启《晚清关税制度与对外贸易关系研究》
材料二 辛亥革命胜利后， 一个充满生气的资产阶级政府将中国经济发展引入一个新时期。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体系的逐步构建，中国越来越被纳入世界经济框架中”。辛亥革命后地位陡然提升的资产阶级顺应了这种世界经济潮流，进行了广泛的舆论宣传，奖励实业团体，在全社会掀起了实业救国的思潮和运动。这一思潮为新的贸易政策出台奠定了社会基础，在北洋政府中一批著名工商界人士担任了农林、工商、财政、交通等经济部门的要职，在他们的主持下，出台了一系列发展对外贸易的法令法规，这些法令与法规制定的缘起都是为了减少贸易逆差，减少进口，增加输出，从而达到贸易顺差的对外贸易目标。
——摘编自罗红希《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研究》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实践中不仅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增强，而且强调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凸显，从相互增强、而不是此消彼长的逻辑来对待政府—市场关系。我国在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进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实施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商品流动和要素配置中的作用，这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表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市场力量凸显的同时，也不断加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连续实施五年发展规划、及时制定完善经济政策法规、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这些体现出对政府作用的强调。
——摘编自高帆《新型政府—市场关系与中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机制》
(1)根据材料一，从经济角度概括“亚洲三角贸易”形成的背景。结合所学，指出近代英国对印度进行文化侵略的方式。(2)根据材料二，概括辛亥革命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的原因。结合所学，指出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男女平等的口号及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制度层面开展市场化改革的重要表现，并谈谈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利条件。
材料一 北方宜麦，南方宜稻，这是农作物对南北方环境选择的结果，跨越环境界限，将另一地区 的作物引进，则与人类的活动直接相关。“建炎(宋高宗年号)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 流寓之人遍满。”……朝廷多次下诏，“两浙、江、淮路谕民杂种粟麦麻豆”,并对杂种的旱地作 物“有司毋收其赋，田主毋责其租”……慈溪乡贤黄震曾动员百姓种麦，“每年春夏之间，旧谷既尽，新谷未种，天特生麦以济缺乏，使尔人民吃此麦饭，种此禾稻，循环接续，常得饱足。”
——摘编自韩茂莉《论北方移民所携农业技术与中国古代经济中心南移》等
材料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全球人口的迅猛增长，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安全面临极大压力。世界农业科学家纷纷认为，利用水稻的杂交优势提高单产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1964年，以袁隆平为代表的水稻种业科技工作者们开创了杂交水稻研究。1973年，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1976年在中国大面积推广。到1999年，国家投入资金达5.4437亿元，参加杂交水稻研究的科技人员达500人。到2020年，中国累计推广杂交水稻面积达6.1亿公顷，增产粮食9.15亿吨……杂交水稻技术走出国门40多年来，为亚非拉约80个发展中国家培养了一万余名技术人员……目前杂交水稻在国外的种植面积已达800万公顷，普遍比当地水稻增产20%以上。
——摘编自文春晖《中国杂交水稻在非洲的技术积累及其可持续发展》等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宋代南方农业的耕作制度，分析该制度普及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袁隆平从事杂交水稻研究的背景。结合所学，分析“杂交水稻走出国门”的世界意义。
材料一 从我国历史发展看，早在二千多年前，孔孟就主张增殖人口、重视人口品质。《周礼•秋官》记载：“司命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后，皆书于版……献其数于王。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提倡早婚。商鞅提出了“制工分民之律”的思想，注意人口管理。西汉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晁错主张，要使百姓乐迁，必须在经济上、政治上给以优厚待遇。东汉末年的徐干提出了“民数周为国之本”，指出搞好人口调查是国家制订政治、经济政策的基础。唐代杜佑的《通典》之“户口人口论”认为，人口多少与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到了宋朝，南方户口日益繁盛，苏轼主张将人口从稠密地区移向稀疏地区。
——摘编自崔乃琪，陶器《浅论中国古代人口思想之发展》
材料二 19世纪法国人口增长表
| 年代 | 初期人口（百万） | 末期人口（百万） | 年均增长人数 | 年均增长率（%） |
| 1816—1846 | 30.0 | 35.4 | 180，000 | 0.55 |
| 1846—1866* | 35.4 | 37.4 | 100，000 | 0.27 |
| 1866—1886** | 36.5 | 37.9 | 70，000 | 0.19 |
| 1886—1901 | 37.9 | 38.4 | 33，000 | 0.08 |
法国在历史上一直是欧洲的人口大国，16世纪人口已是欧洲第一位，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一直名列前茅，法国人口过剩在16世纪就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法国还是农业为主的国家，1804年颁布的《民法典》强制规定，所有子女必须平分上一代的遗产，使得法国农民开始限制生育，因为他们不愿自己的土地被分得过于破碎。……19世纪法国城市小资产阶级将精力、金钱主要用于自己与子女的教育上，他们渴望更高层次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愿养育更多的子女。法国也不曾出现过可与其他国家相比的农业革命，也未出现过工业的急剧增长，工农业均呈现缓慢、渐进发展的趋势。
——摘编自宋严萍《十九世纪法国人口的缓慢增长及原因》
材料三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因此，深入探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的中国未来人口发展战略，并在落实生育支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等方面综合发力，切实将人口规模巨大转化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劲动力，已经成为党和政府以及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摘编自王军《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及其人口发展战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人口思想的特征并分析其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法国人口发展趋势并分析其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中国人口治理的认识。
材料 元朝之前，唐、宋有过以古文运动为核心的复古潮流，元代文艺复古思潮就是当时游牧文明对于传统农耕文明时代文化冲击和文明整合的集中体现。忽必烈立国后采取了“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的政治方略，这从根本上确立了元代政治哲学的复古根基。同时随着元朝的统一，南北长期“声教不通”的局面被打破，南方程朱理学迅速北传，程朱理学的思想核心就是要求儒士大夫从精读圣贤经典开始，习古以明今。到元代中叶，天下治平，轻刑薄赋，人民“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呈现出堪比盛唐的繁荣景象。在国家治平的背景下，人们藏鉴书画、器玩的热情大有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以赵孟頫为代表的文人群体提出“宗唐溯古”，从而扭转由于宋金割据所导致的偏安一隅、缺少法度、师心自用的创作弊习，同时也通过复古以创新的方式来适应新王朝多民族文化交汇、多级地域环境并存的特征，实现吸收、调适并最终整合，形成恢宏、融通、大气的创作风貌。
——摘编自邱江宁《元代文艺复古思潮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代文艺复古思潮产生的原因。(2)利用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另举一例，论证社会思潮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材料一 现实主义是19世纪30年代首先在法国、英国等地出现的文学思潮，其特征为：第一，把文学作为揭露社会的手段；第二，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武器；第三，关心社会进程中人的生存处境， 表现出作家对人的关怀……
——整理自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
材料二 《双城记》是英国作家狄更斯于1859年撰写的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其以法国天革命为背景，以巴黎和伦敦作为故事的发生地。《双城记》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反映的却是现实问题。作者感受到当时英国社会矛盾的尖锐、贫富的悬殊，下层群众中普遍存在愤懑与不满，觉得情况与大革命前的法国有些相似。下表是小说中的部分典型人物与形象介绍。
| 人物 | 形象介绍 |
| 梅尼特医生 | 人道主义的典型。他正直高尚，凭良心过活，因告发一侯爵兄弟霸占农妇的恶行而遭陷害，最终被关进巴士底狱 |
| 厄弗里蒙地侯爵 | 反动贵族的典型。他视下层人民为草芥，顽固坚守贵族特权，最终被革命党人刺杀 |
| 得伐石太太 | 革命群众的代表。她积极参与了攻打巴士底狱的战斗，性格特点是坚定、冷峻、没有仁慈，不讲怜悯，其最后在与他人的扭打中被自己的手枪打死 |
——整理自[英]狄更斯《双城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说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产生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对狄更斯《双城记》折射出的对当时英国社会的反思进行阐释并加以评论。
(3)综合以上材料，说明运用现实主义文学进行历史研究时应注意的问题。
材料 1958年戴高乐重返法国政坛之时，开始酝酿对苏缓和的长期规划。此时的苏联，“非斯大林化”的进程方兴未艾，赫鲁晓夫在“和平共处”外交总路线的框架下，积极在西方国家中寻找“特殊”对话者。1958年初，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旨在“削弱法国与北约联系的纽带，加强法国从美国获取更大独立自主权的政治倾向。”苏联表示与戴高乐的“定期接触”可能会促进法苏缓和，钳制法美关系。同时，戴高乐进一步向在巴黎的苏联外交官阐述“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构想，并多次在公开场合使用该表述。
第二次柏林危机可被视作法苏关系缓和的障碍和契机。1959年至1960年，两国间出现了短暂“缓和”的迹象。然而，1960年5月，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失败，法苏间的“缓和”被苏联证明是一场错觉。苏联意识到，只要美国参与其中，法国就会为了维护其盟友的利益限制自身的判断和行动自由。在随后的联合国大会发言中，苏联强烈谴责了法国殖民主义，因为苏联此前对法国的期待和盘算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回报。
——摘编自宋雪《“缓和”的错觉——再议1958—1960年的法苏关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法苏关系出现缓和迹象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法苏关系缓和成为“错觉”的原因。
材料一 左宗棠于1877年上奏清廷，提出“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己者”，建议新疆设立行省，清廷并未应允。1881年，清政府收回伊犁后，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在新疆建立新的行政管理制度，以加快恢复新疆的经济生产，让各族人民尽快安定下来。1882年，刘锦棠根据自己在收复新疆时的所见所得，拟写《遵旨拟设南路郡县折》上呈光绪帝，规划了具体的建省方案。已经调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得知此事后，再次上奏，表示若不及早将新疆建省规划，则“万一强邻窥伺，暗煽拚飞，后患方兴，前劳尽弃”，新疆恐再落入列强之手。1884年，清廷终于颁下谕旨，宣布新疆设省，任命由刘锦棠出任新疆首任巡抚。
——摘编自郭琪《晚清新疆设省始末》
材料二 建省前，新疆南北疆经济法律制度各不相同，特别是南疆存在不合理的赋税。建省后，南疆废除按丁抽税，与中原赋税统一，实行按照田地征收赋税制度，民众只需给国家纳粮，直接构建起清朝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经济联系。建省后，清朝在南北疆一体推行郡县制，并改革新疆地方官员的选拔任用制度，满、汉、少数民族均用。从建省至清末，新疆巡抚9人中满人1人，其余均为汉人；地方基层政权中，大量汉人担任道、府、厅、州、县官吏，成为清朝管治新疆地方行政的主力。
——摘编自欧宗瑛《边疆危机背景下的清末新疆建省与城市发展》等
(1)根据材料一，分析清政府在新疆建省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政府在新疆建省的意义。
材料一 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在执政初期还面临巨大的反政府势力，在矛盾丛生的执政早期，保持政权稳定、重建社会秩序、理清发展思路、推动革新进程是明治政府的第一要义。为了和俄国宣誓边境地区的主权，日本政府在边境地区开发自然资源，并兴办大量工厂，因而一些失地农民成为新兴产业工人。1870年，明治政府颁布《海外留学生规则》，在明治政府看来，劳工移民只会在西方世界留下日本不文明国家的印象，而留学生则代表了日本社会的精英，会提升日本的国家形象。明治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实施的一系列新政策，促进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和流动，但明治政府并未立即组织大规模海外移民，相反却颁布法律严禁任何日本劳工去夏威夷或美国大陆。据日本外务省领事移住部的数据，1868~1884年间，日本海外移民总数才1354人。
——摘编自杜娟《近代日本移民政策的转变》
材料二 1970年以来，中国掀起海外移民大潮，持续至今，成为世界移民大潮的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放宽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限制；1978年年底中国施行改革开放政策，放宽乃至取消对海外移民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以后，数以亿计的发展中国家移民涌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随着全球化引发的人力、资本、技术和商品的世界性流动加速，199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民也呈现汹涌之势。尤其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和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大批中国商民、留学生随着中国商品、产业与资本的输出以及对先进教育的渴求，奔赴世界各地。据统计，1978~2006年，每年出国留学的数量激增至20~30万人。即使回归比例在提升，滞留在外的留学人员数量也远超回国者。据《人民日报》2013年6月5日报道：“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达87%”。
——摘编自庄国土《全球化时代中国海外移民的新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治政府初期限制劳工海外移民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70年以后中国海外移民的特点及其原因。
材料一 从唐太宗开始，唐代就遵循着“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奉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唐代外国人的来华与留居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来唐朝贺、奏事、进贡等使臣；入质或入充侍卫的外国蕃王子弟、酋长；慕中华之风而归附或流寓中土者；来唐传教的僧侣；来唐贸易的商胡。外国使臣由鸿胪寺接待，来唐传教士由礼部和鸿胪寺管理，市舶司和互市监负责管理来华外商。唐朝对寓居或定居中国的外国人不排斥，不歧视，他们几乎享有同唐人一样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外国人可以在唐朝参加科举、做官为将、殖产、娶妻妾，政府也保证外商的经济权益不受侵犯。
——摘编自田廷柱《唐代外国人来华与留居述略》
材料二 晚清时期，随着中外条约关系的发展及列强在华条约特权的不断扩大，愈来愈多的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游历、传教、经商等活动。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开及外国在华条约特权的扩大，各国商民旅居中国各口岸者其数日增。据统计，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各国商民共计9755人，及至1902年，各国旅华人数已达19119人。为了规避和减少因游历而产生的纠纷和交涉，清政府要求入境游历者“必须请领护照为之限制”“无照者不准前往也，发照之权，专属之领事官，签照之权，专属之地方官”。无护照之外国人不得到中国内地游历。1880年，在中德《续修条约》中，中国政府首次以条约的形式取得了对无照洋人的经济制裁权，这对那些无照擅闯中国内地的洋人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除此之外，清政府还依据相关约章和国际法对外交涉。其实施效果尽管不尽如人意，但却促使近代中国以愈益主动、开放的姿态向国际社会靠拢。
——摘编自付超《晚清对赴华内地游历外人的管理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外国人来华的原因，并概括唐代对外国人管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政府加强对赴华内地游历外国人的管理的背景并进行评价。
材料一：传统秦汉的全面体制之后，魏晋时期的邻长、里长、党长还具有“义兴讼息”的功能，乡官此时还具备理讼的职责；隋代也曾短暂地赋予乡正以署理辞讼之权；随后基层事务大多转化为里正负责，基层治理体制不断下延，秦汉以来什伍体制的延续，至北宋中后期与明清时期实行保甲制。另一方面，虽然基层治理体制向下延伸，加大对基层社会及其基本单位“家庭”的控制，但县以下原本有关听讼、解决纠纷的职责则不再明晰。原本里正的各类职责之中，只有“检察非违”在涉及词讼与纠纷解决，其余大多为行政性事务。但“检察民间善恶”之后，里正须“以告监官”，反映出里正并不是官职，有明显的差役的特征，丧失了原本乡官所具备的纠纷解决功能。宋代耆长仅负责刑事案件的调查取证；从元代开始的社长，以及明代的老人则是法律规定，拥有基层调解民事纠纷的权力。
——摘编自杨晔《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模式及其启示》
材料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我国基层治理发生了巨大变化。1908年，清朝颁布了《城镇地方自治章程》，规定人口满丑万以上者为镇，不满五万者为乡。自此开始，中国首次出现乡镇自治。到民国初期，乡镇自治、民主选举和公务员制度等西方现代治理观念与手段逐渐深入，国家权力在推进基层自治的过程中成功扩张、乡镇基层组织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而原本在帝国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地方乡绅与家族组织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淘汰，地方乡绅在清朝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大量向城市转移，以期在动荡的社会中获得政府的保护，所以乡绅阶层在农村慢慢消亡了。从20世纪初开始，家族组织受到多方面的冲击而陷入解体之中，现代国家的成长打破了家族组织的权威以及合法性基础，家族自身的血缘性和封闭性受到流动的社会威胁，丧失了其生存能力。
——摘编自毕鸿昌《中国古今农村基层治理新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至明代乡村社会纠纷解决模式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概括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我国基层治理发生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基层治理对当今中国社会治理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