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近代以来全球国际人口迁移

——据邬沧萍《世界人口》等编制

材料二：中国的海外移民历史悠久，大致从1567～1840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移民数量有所增加，1801～1850年中国海外移民数达32万人。近代中国海外移民的总数为1500万人左右，其中90%移往东南亚，移民与祖国保持着密切联系，1862～1949年，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有25510家，投资总额约63271万元。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地区很少向外移民。7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个新的移民潮。到2008年，移民人数达1000万以上，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

——摘编自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等

材料一   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因高丽朝贡使者往来频繁，告谕中书省限制其贡期及贡品数，“宜令遵三年一聘之礼…所贡方物止以所产之布十匹足矣”。同时亦将此意转谕安南、爪哇、真腊等国。进京朝贡的人员住在会同馆，“旧例各处夷人朝贡到馆，五日一次放出，余日不许擅自出入，惟朝鲜、琉球二国使臣则听其出外贸易，不在五日之数。”明政府还规定了各国入贡的贡道，要求朝贡船停泊在指定的港口，按规定的路线将贡品运送至京。

——摘编自李金明《试论明代外朝贡贸易的内容与实质》

材料二   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台湾土著杀害，出兵台湾。清政府郑重指出：台湾、琉球“二岛俱我属土…裁决固在于我”。1883一1885年中法战争后，法国占领越南。1894一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承认朝鲜“为完全无块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自此，晚清封建宗藩体制彻底崩溃。

——摘编自林龙飞《晚清宗落体剖的解体》

材料三   1949年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向各国政府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几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后，中国政府采用灵活的方针处理外交问题，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不经谈判即行建交的办法；对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先谈判后建交的原则，在对方明确表示不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再就建交具体问题进行磋商；对于美、英、法等

——摘编自于化民《“三大政策”与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

材料   科举始于隋唐时期，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士子自幼习诵儒学经典，皆以科考为目标。到了清代，科举考试内容仍以四书五经为主。19世纪中后期，工矿企业大量出现，铁路、轮船等新式交通事业逐步发展。20世纪初，清政府增设外务部、商部、学部、度支部、法部、邮传部等新机构。1905年，清政府颁布谕令，规定自次年起停止科举取士制度。1915年，民国政府公布了《文官高等考试令》等法令。

19世纪，英国政府除了国防、财政、税收、社会治安等传统事务外，还要管理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新事务。当时国王、贵族仍主导着文官的任用，政府部门工作效率低下。曾任驻华领事馆翻译的密迪乐提出，英国应该采用中国科举制公开竞争的原则，面向全体国民，实行考试录用官员的制度。1850一1870年间，许多杂志介绍中国科举制的选官程序和方法。1855年，英国开始实行文官考试制度，确立考试竞争和择优录用原则。1870年，英国完成了文官制度的改革，实现了从直接任命官职到公开竞争、考试录用的重大转变。

材料一   近些年在湖南里耶古城出土的里耶秦简、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张家山《二年律今》简为代表的秦汉时期简牍，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材料二   《圣经》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同时，也彰显出丰富的社会规范思想。基督教要求人们立足于世俗社会来追求理想的天国，要求人们应当遵守世俗社会的法律。《创世纪》认为上帝创造了人，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圣经》孕育了基督教法治传统的萌芽，在救会里，主教和信徒极力提倡法律的权威，主张法律权威高于国王的权威，国王应服从于法律，形成了教权与王权“双峰对峙”的局面。宗教改革后，教会影响力逐浙削弱，但在西方的个人价值、尊重人格的理念及婚姻、财产、继承、犯罪与刑罚等方面，教会法都一定程度地融入了近代法律条款中。

材料三   周公“引德入礼”，将道德观念注入礼的范畴，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理念，用“德”来沟通天命，使“德”成为评判是非的准绳和圭桌。荀子在重视“礼”的作用时，把“法”摄入“礼”的范畴，把“礼”和“法”看作是治国的基础和起点。随着专制皇权的不断强化，统治者通过特定的礼仪规范，以实现道德教化对民众进行引导与劝勉.使人遵守“上下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同时，即使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和“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理想，却总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差级制的现实所遮蔽和湮灭。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新浩挥《中西文化对勘视阚中的礼法之辩》

材料一   19世纪后期设立新式学堂一览表

材料   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赞扬中国君主的道德，他在转述雍正皇帝关于各地处理重罪案件，必须呈送皇帝御览，否则不得对人犯处以极刑的谕令时，发表了如下议论：“颁布这一敕令的理由有二。其一为：不得视人命如草芥。 其二为：君王对百姓须爱民如子。”伏尔泰对处于中国统治阶层的儒学文人也充满敬仰之情，“跟他们一道在北京生活，浸润在他们的文雅风尚和温和法律的气氛中，却比在果阿宗教裁判所陷身囹圄，最后穿着涂满硫磺、画着魔鬼的罪衣出狱，丧命在火刑架上，更妙得多”。对中国文明的高度赞美和对中国开明君主社会的向往使伏尔泰将中国奉为理性社会的圭臬。他系统地阐述中国的历史、法律、宗教、道德、科学、哲学和风俗等问题，竭力推广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他指出“由于它（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以侧击路易十四崇尚的专制和不明白什么是宽大、容忍的缺点。孟德斯鸠认真研究朱子学中的世界观、宇宙生成论及政治理论。在中国理学家所推崇的理性观中，孟德斯鸠看到的不是传教士所抨击的无神论，而是宋儒的法治的政治主张。他“从朱熹的‘法者，天下之理’和‘礼法，应与时宜之’思想中得到启示”，在传世之作《论法的精神》的第一章，就开篇明义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人也有自己的法。”……孟德斯鸠也从中国文化中获得创建其“三权分立”政治理论的思想灵感。他指出正因为没有“法”的精神，中国“在开国初的那三四个君主以后，继任的君主就成为腐化、奢侈、怠惰、淫逸的俘虏”；“人们曾经想让法律与专制主义并行，可是任何事情一旦与专制主义联系起来，就丧失了自身的力量。”

——摘编自郭丽娜、康波：《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文学中的中国思想文化因素》

材料一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史记·货殖列传》

江南……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宋书》

材料二   隋炀帝即位后，关中和河洛地区的物资不足以供应隋中央政府的需要，为此开通了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南到余杭的大运河。在开河过程中仅通济渠便先后征调民夫二百万，隋炀帝还在沿途建置了许多专供个人享乐的“御用”工程。开通后的大运河，连接了五大水系，全长2500多公里，加强了洛阳与江南地区的联系。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自古至今在保障中国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等

材料一

材料二   二战结束初期，大量亚欧苦役劳工返回祖国，战败国日、德士兵和平民被遣返回国；50年代后，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许多西方殖民者被迫回国。60年代以来，欧洲的向外移民越来越少，而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向外移民显著增加，整个欧洲都在吸收大量外来移民。……到了80年代，除日本之外，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也开始大量吸收外来劳工移民。

————摘编自丘立本《国际移民的历史、现状与我国对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