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校勘，是指校正、审定古籍记载的正误真伪。其基本做法是利用史料对古籍记载进行相互核对，条列异同，形成校勘记。下表是今人围绕《建康实录》的校勘事例。

材料一   吴兴（今属浙江湖州）富民沈秀（又名万三或万三秀）者，颂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朱元璋）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马皇后）谏……乃释秀，戍云南(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全境）。

——《明史》

材料二   张士诚（元末农民起义首领）据吴时，万三已死，

——乾隆十二年《吴江县志》卷五六《旧事》

材料三   沈万三后代情况表

—摘编自顾诚《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等

材料   王国维重视西北史地和民族史研究，而且善于利用考古发现新资料，借鉴外国东方学家成果，运用严密的科学方法，成就大大超过前辈。王国维早先就十分注意搜集整理蒙元史史料，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用很多精力从事校勘、注释，完成了《蒙鞑备录笺证》等，为后来学者提供了重要史料的完善校本，对诸书所载人物、地理、史事、年代、制度、风俗等都有精辟的考释。

陈寅恪自幼接受中、西学教育，通晓梵文、中亚古文字和多种东西方语言，在隋唐史、宗教史、西北民族史、敦煌学、古代语言与文学等许多领域都有重要贡献。其研究《蒙古源流》等四篇论文，以蒙、满、汉文诸本对校，旁征博引大量汉、藏、蒙文资料相考证，纯熟运用审音勘同方法考释，甚多发明。陈寅恪的蒙元著述不多，但足以作为我国蒙元史研究开始进入以直接利用多种文字史料运用等特征的新时期标志。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兰克学派关于“世界历史”的观念，近代以来西方史学经历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和发展，最初，影响最大的是19世纪中期产生的以兰克为代表的“兰克学派”。

对当时西欧的知识分子来说，19世纪的欧洲是一个称心如意的时代……资本主义发展没有遇到大危机，整个社会洋溢着信心和乐观主义，这成为兰克学派及其观点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兰克在其第一部著作《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的前言中写道：“历史学被认为有判断过去，为未来指导现代的职能，对这样的重任，本书不敢企望。它只想说明：什么确确实实发生了”。同时强调，“我的注意力将放在（欧洲）日耳曼或日耳曼拉丁后裔的民族之上，其历史是整个现代史的核心”。该学派的历史编纂偏重于政治、军事、外交史料，因为其认为第一手的、比较可靠的史料是来自于政府文件、军事外交档案及政治家的日记、书信、讲演稿等。而进入20世纪，其光芒逐步褪去。

1842年镇江失陷，清廷认定守将海龄“殉国”并诏令嘉奖赐典，但遭到士民强力抵拒。以下是关于此事的材料：

材料一：江苏巡抚程矞采奏报：“海龄在城内抵御不住，当时遇害。”后遵旨复查上奏：“夷船抵达镇江东马头……海龄即将城门关闭，搜查汉奸……将带有器械及形迹可疑者正法十三名，其中不无冤滥⋯⋯ (城陷)即与其妻及次孙自缢，彼时各处起火，衡暑旋被焚烧……实非被民戕害……”后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牛鉴等遵旨复查附议。

——摘编自《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材料二：下表1842年民间记录 (部分)

材料三：在布防上，(镇江) 本有足够的时空优势，但(海龄) 毫无关切⋯⋯他断定已经彻底失败后，自己坐在大厅里，要求他的忠仆放火烧屋……马礼逊先生看到了这位壮烈牺牲者的尸体。

——[英] 奥特隆尼 (镇江战役英国军官)《对华作战记》

《中外历史纲要（上）》记述秦始皇“大规模推行巩固统一的措施，如统一车轨、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在秦朝的疆域内实行文字、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已得多方印证，而“车同轨”政令是否同样落实还存在争议。以下是关于“车同轨”的史料：

材料一   “轨”是指车轮长时间行驶后，路面上的车辙不断变深，以至于对车轮的行驶产生制约作用，可以限制车子的行驶路线。就轨之宽度而言，指两轮之间的距离。

——摘编自吴琦幸《“车同轨”考》等

材料二   秦代“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车）六尺……”，一般认为，秦汉一尺的长度为23厘米左右，“舆六尺”即为今天的1.39米。

——摘编自安子毓《秦“数以六为纪”渊源考》

材料三   秦始皇陵车马坑出土的一号青铜车，是按当时车的二分之一缩小的，其轨距为0．95米，实际轨距为1.90米；而二号车的轨距为1.015米，实际轨距为2.03米。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

材料四   根据“车同轨”政令的要求，秦朝修筑了通往东、南的驰道（宽7米左右）；为抗击匈奴修建直道（宽6米左右）；为征服西南夷修建的五尺道（宽1.15米左右）等的陆路交通网络。

——摘编自徐卫民《秦始皇“车同轨”辩证》等

材料五   在对富县桦沟口秦直道遗址的发掘中，发现当时的车辆轮距3种，即1.10米、1.30米和1.40米，同一个道路遗址就发现三种不同的车距。

——摘编自张在明、喻鹏涛《陕西秦直道遗址调查发掘简报》

关于花生的起源，有学者认为中国是花生起源地之一，也有学者对此质疑。

材料

①西晋稽含的《南方草木状》（304年）中，对千岁子的描述说：“千岁子，有藤蔓出土，子在根下，须绿色，交加如织……干者壳肉相离，撼之有声。”从其记载所述的性状来看疑似花生。（注：同时千岁子这个名称在《本草纲目拾遗》和《植物名实图考》中又名仙人掌草，是一种攀缘在岩石上的植物。）

②1958年在浙江省吴兴钱山漾原始社会遗址中和1961年在江西修水县山背地区原始社会遗址中，掘得了完全炭化的花生种子。用碳14年代测算法对两地与花生同一灶坑出土的稻谷、木炭等遗物测定，距今分别为4700±100年和公元前2800±145年。

③2014年4月2日，由多国农作物遗传学家参与的国际花生基因组计划成功完成了世界上首个花生全基因组图谱绘制工作，证明田间栽培的花生是两个野生种自然杂交的后代，而二者的原产地均在南美洲的玻利维亚、巴拉圭到阿根廷一带，时间公元前3000~前2000年。

④南美洲的花生野生种群，分布在从巴西北部至南纬35%的区域，我国属于这一气候类型的地域宽广，又有干湿交替适合野生种群生长与保存的条件，尤其在福建、云南、江西、广西等未垦殖的林区边缘地带。

——摘编自游修岭《说不清的的花生问题》等

材料   1786年，一位法国旅行者将一块黑色的石碑（如图）带回法国。历史学家最终确定这块石碑来自公元前1100—公元前1083年的两河流域，石碑上的楔形文字记录了一位父亲在女儿出嫁时赠送给她土地，并且约定女儿的新父亲不得将土地据为己有。石碑顶端刻有古巴比伦学问之神纳布，负责监督合同的正确执行。

——摘编自谢尔比·布朗《楔形文字的兴衰与再发现》

材料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下令各级科举考试一律改试策论而不用八股文。八股文被废后……梁启超描述说：“八股既废，数月以来，天下移风，数千万之士人，皆不得不舍其兔园册子、帖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政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购译出之西书。昔之梦梦然不知有大地，以为中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之国者，今忽然开目。憬然知中国之外，尚有如许多国，而顽陋倨傲之意见，可以顿释矣。”

——刘海峰：《中国科举史》，417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

材料一   中统二年（1261年），立劝农司，以陈邃、崔斌等八人为使。…设大司农司，秩正二品，凡农桑、水利、学校、饥荒之事悉掌之。至元七年（1270年）始立（大司农司），置官五员。十四年罢，以按靠司兼领劝农事。…二十年，又改立务农司，秩从三品，置达鲁花赤一员、务农使一员、同知二员。

--（明）宋源、王柿《元史》

材料二   诸县所属村幢，凡伍拾家立为壹社，不以是何诸色人等，并行入社。令社众推举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立为社长。…专一照管教劝本社之人务勤农业，不致惰废。如有不肯听从教劝之人，籍记姓名，候提点官到彼，对社众责罚。所立社长，与免本身杂役。年终考较，有成者优赏，急废者贵罚。

--（元）完颜纳丹等《通制条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