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殖民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伴生物，它既破坏旧式的传统农业社会，也为西方式社会的建立创造条件。因此，欠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启动和发展模式深受其影响。这种影响大致可分为三大类：(1)受殖民化影响不大，现代化的模式主要靠自身的力量建立起来。(2)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其现代化模式的选择虽然依靠自身的力量，但选择过程曲折复杂。(3)完全的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其现代化的启动和模式选择，深受原宗主国制度和文化的影响。不过，所有这些类型都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二战以后它们在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和转换上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也正因为如此，在此后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就凸现了出来。
——摘编自何顺果《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
材料二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指出：倘若只有富裕的物质生活和高超精密的科学技术，而缺乏一股精神的凝聚力，那我们国家是很危险的。如此，国家就失去了精神支柱，难以抵御各种天灾人祸，最后必然会走向土崩瓦解。我们还是必须设法保留我们基本的核心文化价值观。
——摘编自凌翔、陈轩《李光耀传》
(1)请分别举例对应二战前欠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三大类”具体的国家或地区，概括二战后欠发达国家现代化推进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思考欠发达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要注意什么?
材料 部分中国学者关于“晚明”的论述
| 论述 | 出处 |
| “‘晚’并不具有怎样特殊的意义所在，它只是一种时间的表述。‘晚明’的正式说法，就是‘明代晚期’，‘晚明’只不过是一种更为简略的称呼而已” | 刘晓东《“晚明”与晚明史研究》 |
| “上起万历元年（1573年）下讫崇祯十七年（1644年）”，“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晚明时期的中国，会与以往传统史著中的晚明史视角大异其趣，会给今天的中国人带来更多新的启示” | 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年）》 |
| “晚明与两个划时代意义的开端，即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和世界一体化的开端相联系”，“与以往朝代相比，白银货币化标志中国社会货币经济化的发展进程”，说明晚明社会“处于社会转型之中” |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 |
| “从其社会形态来说，它（晚明）与汉、唐、宋一脉相承，又不同于汉、唐、宋末世的是，在社会母胎内部不可遏制地涌现异己因素，形成社会性的浪潮，不断地侵蚀封建伦理关系的统治序列” | 刘志琴《晚明史论—重新认识末世衰变》 |
——摘编自李佳《君主政治的演进与权力关系格局——关于晚明政治史研究的范式、问题与线索的思考》
(1)根据材料，概括“晚明时期的中国”的时代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项时代特征并予以说明。（要求：特征明确；说明须史实准确，逻辑严密，首尾呼应）。
材料 “古典”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史记》太史公曰：“书缺有间矣。”唐司马贞解释说：“言古典残缺有年栽，故曰有间。”《后汉书》称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正坐自讲，诸儒并听”。
有学者提出，对“中国古典”的学术研究可称为“中国古典学”，它至少涵盖三个层面。其一，商周文献、诸子之学、秦汉典籍，以《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六类书目为代表。其二，与典籍相关的文字学，如陶玉石器上的刻划文字、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两汉今古文以及相关的音韵学、训诂学，以汉代的《尔雅》《释名》《说文解字》为代表。其三，以传世经典与文字资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统合研究“中国古典”，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学术史研究等。
有西方学者认为，从西周到魏晋时期为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进入古典时代后，技术发展使得农业和整个文明的扩展速度与强度都大大超越过去。秦汉帝国确立了其后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该文明要素的结构不仅包括庞大官僚体系和国内服务系统，还包括把这个广大的文明连接起来的道路和运河，支持着农业基础的灌溉网络，以及保护中国内地免于游牧民族袭扰的庞大的边墙。正如这些成就所表明的，中华文明是全部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摘编自《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全球文明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在“古典时代”的开创性贡献。
材料一 古代中国是专制君主制国家，国王或皇帝是国家的代称，王（皇）权至高无上。国王或皇帝握有最高立法权，法自君出。皇帝发布的“敕”“令”“诏”“谕”，凌驾于法律之上，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可以废除或修改现行的法律。国王或皇帝也握有最高司法权，是全国最大的审判官，狱由君断。中央司法机关听命于专制王权，不能独立审判。另外，行政和司法不分，由行政长官兼任司法官，并须对国王或皇帝负责。
古代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民事法律关系不发达，没有产生独立的成文的民法典。历代的成文法典以刑法典为主体，兼有民法、行政法、经济法、诉讼法等方面的内容，形成以刑法为主、诸法合体的成文法结构形式。
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立法的指南和司法审判的依据。所谓“礼法结合”“德主刑辅”“以礼率法”等等，使中国古代法制和中华法系，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大量的道德规范被直接纳入法典，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执行。“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直接成为定罪量刑的基本准则。这些都与欧洲中世纪教会法、阿拉伯法系以《古兰经》为主要法典的传统迥然不同。
材料二 中国古代法制史的发展线索是很清晰的。李悝的《法经》集春秋战国各诸侯国立法之大成，为封建成文法的始祖。秦律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篇章、内容都有增减。汉律仍以《法经》为基础，吸取秦律成果编纂而成。唐律直接承继隋朝《开皇律》，它上集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下垂五代、两宋、辽、金、元、明、清，以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名扬海外，影响扩及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
——以上材料摘引自李用兵著《中国古代法制史话》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法制的主要特征。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华法系的地位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