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世纪初，法国思想家们对现实生活做了冷静的思考；国王的昏暴肩朽、宫廷的荒淫无耻、费族的骄奢淫逸……这就是法国的社会现实，他们开始调整自己的批判矛头：不仅要指向天主教，更要指向封建专制制度，新的批判，需要新的理论武器。1701～1703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法军被英军赶出尼德兰，引起全法震动，法国人认为英国取胜的秘诀是英国的自由。路易十五统治时期（1715～1774年），统治阶级忙于改革财政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在思想文化上的控制相对放松。于是，在法国出现了一股"学习英国热"。
材料二 伏尔泰说："我最先敢于用明显的语言向我国人民解说牛顿的发现。当我称赞洛克时，一个既反对我又反对他的浪潮就掀起来了。"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浸透了他对专制制度的强烈敌对情绪，但对于用何种政治制度去取代专制制度，却没有明确的结论。到英国后，通过考察英国政制，孟德斯鸠才找到了自己苦苦思索的理想政制——君主立宪制，他希望法国仿效之。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李永清《法国启蒙思想家与英国文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18世纪初法国出现“学习英国热”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牛顿的发现”的内容，并分析18世纪初英国文化的传播对法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孔子指出：“子不语乱力怪神（违背常理或不易解说的事）……未知事人，焉知事鬼……敬而远之”。儒家学派主张“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仁者人也”“仁者心也”“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理学家张载说：“天地以生物为心”。朱嘉说：“仁者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这些思想主张，后来成为儒家思想的根本命题。
——摘编自李泽厚《论语今读》等
材料二梁启超指出：“兴民权”“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康有为言：“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故民贵而君贱易明也。”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更使民主成为“反专制”的一把利刃，直取君主专制的要害。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材料三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分析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双重含义：“一是人民当家做主人，二是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义对自身的事务当家作主”。
——摘编自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儒家思想的“根本命题”，并分析这些思想产生的经济根源。(2)根据材料二，概述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古代儒学“根本命题”的共同发展，并指出引起这一发展的政治因素。
(3)根据材料三，简析中国共产党对古代儒学思想的重要发展，并指出这一发展对当代社会的价值。
材料一 中国的儒家世界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具有内向性的社会。中国的这种内聚性，并非当时才有的一种新现象，它从数千年前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起就有了，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实际上，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未曾中断的文明。
——摘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册
材料二 共产党执政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怎样治理国家，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艰巨课题，也是毛泽东艰辛探索的课题。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走出了一条和苏联、西方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的、具有独创性的国家治理道路，开创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探索和创新。
——摘编自2019年11月1日《中国组织人事报》江宇《毛泽东如何探索国家治理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百年动荡。在新旧交替的特殊时期，新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能给人民带来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心揣愿景，在探索契合新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上付出了巨大努力，促进了新中国的安定团结与恢复发展，亦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启示。
——摘编自2020年02月06日人民网季春芳、李正华《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归纳影响中国文明具有内聚性和连续性的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道路模式，至少从两方面进行分析解读。
材料一：东南亚沿线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路段，在其沿海及一些岛屿上发现大量与当时海上交通及贸易有关的考古遗存，其中就有不少来自中国汉朝的文物。 目前，在东南亚的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地共20余处遗址出土了汉朝文物，这些汉朝文物的出土，再现了汉代中国人和汉文化沿海上丝绸之路走出国门、迈向世界的历史图景，是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及中外交流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西汉时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环绕中南半岛，即“大陆东南亚”航行，并沟通印度的。到了东汉，其走向变得复杂起来，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通向东南亚岛屿地区的一些线路。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专古专家解读：汉代中国人和汉文化如何沿海上丝路走向世界》
材料二：明朝永乐年间，海内升平日久，国运昌隆，明帝国成为当时亚洲乃至世界强国。明成祖更倾心于追溯历代盛世中帝王的治绩，向往在海外树立威望。于是明成祖决定，令庞大的中国船队驶出国门，活跃在东南亚、南亚乃至阿拉伯和非洲东岸的广大海域，向世界显示中国作为航海大国的强大实力。下西洋前期，郑和使团的活动范围在东南亚各国之间，主要解决中国在东南亚和南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树立起中国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中的威信，为“重振已坠之国威”而进行广泛的外交活动。后期航海的主要任务是向南亚以西继续航行，到达波斯湾以及更远地方，通过开辟新的航路，让从来没到达过中国的海外远国，“宾服”中国。在后期航海中，郑和船队经过南洋群岛，横渡印度洋，取道波斯湾，穿越红海，沿东非之滨南下，最远到达赤道以南的非洲东部沿岸诸国及马达加斯加岛一带。
——摘编自武斌《郑和下西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状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郑和下西洋的条件。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古代海上丝路发展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服饰的变迁是其符号功能和实用功能抗衡对话的结果。服饰自先秦就被纳入“礼”的范畴。《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孔颖达在《左传·定公十年》释文中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这强调的也是衣冠上国与礼仪之邦的内在联系。周代确立了以天子冕服为中心的章服制度，服饰形制、颜色、纹样、配饰等均被纳入用以“别异”的“礼”的序列。《后汉书·舆服志》载：“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古代服饰作为“礼”投射在个人生活中。孔子要求君子文质彬彬、内外兼修。《左传·哀公十五年》记载，子路在卫国内乱中被人“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
——摘编自白岚玲《中国古代服饰变迁的文化折射》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六朝风流时期。贵族官宜子弟在着装上极力营造洒脱、豁达、飘逸、不拘小节的风尚，或不修边幅、解衣当风，或褒衣博带、熏衣剃面、傅粉施朱，或自创服饰等，以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其中“褒衣博带”“胡服”成为这一时期服饰的主要风格。服饰总体形制朝着宽大、舒适的方向发展，文人雅士对之尤为喜好。
——摘编自汪婷婷《魏晋南北朝时期男子服饰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解读中国古代服饰的符号功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贵族官子弟服饰中审美观念所反映的价值取向，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万历年间，正是一条鞭法在江南盛行的时候。在南直隶执行一条鞭法的是海瑞，他在应天巡抚任内推动甚力，徽州府属下六县，“均平”成为改革浪潮。所以，士绅声称，“天下之道，贵乎均平。故无由不得其平则鸣。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臣情款，恳乞均平”，要求将徽州府的人丁丝绢(税粮项目之一)分摊六县而非偏派歙县。
——摘编自李义琼《晚明徽州府丝绢事件的财政史解读》
材料二：围绕丝绢应如何负担产生纷争。歙县据《大明会典》“直隶徽州府夏税”一项只载具体数额，并未注明由歙县独揽，主张人丁丝绢应由六县分摊；其余五县“耆民里老”等联名上呈，“祖宗成法不可变”，要求按照《黄册》所记由歙县单独负担，且将矛头直指户部和内阁。此后双方反复抗争，甚至引发“激变”……最终中央政府处理了丝绢事件，实际上并未加派六县，故名“共免两全之法”，随后刊刻了《条鞭赋役册》，永为定规。与此同时，对“激变”的主谋者进行逮捕和审判。
——据[日]夫马进《试论明末徽州府的丝绢分担纷争》等整理
材料三：《大明律》卷十八《刑律·劫囚》规定：“若官司差人追征钱粮，勾摄公事……聚众中途打夺者……因而伤人者绞。杀人及聚至十人为首者，斩。”刑部据此严惩激变的主谋者程任卿，他被拟判“监候处决”。但在审判过程中，程任卿“切查律例所载”，认为自己的行为并不构成被指控为“聚众中途打夺者云云”的罪情，故不应强用该条文。他进一步提出生员为了保卫家国的理法，“为乡党而公言其是非”，“何有大罪?”最终，刑部改判。后程任卿又得以减刑充军，因军功被授予把总归乡。
——据[日]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歙县士绅要求“分摊六县”的时代背景。(2)根据材料二，分别指出纷争双方各自的主张及其依据的文献。根据材料一、二及所学，简述明代赋役制度的主要变化。
(3)律乃律文，例乃条例，统称律例。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分别指出明代最重要的律、例名称。综合上述材料，简要评价“丝绢分担纷争”的最终处理。
材料
荷兰地区的风俗画形成于15、16世纪之交，受到人们的喜爱。康坦·马西斯为风俗画的创始人之一，他开创了尼德兰风景画家与人物画穿联合创作的先例。昆丁·马西斯本来也是一位宗教画家，后来才慢慢转向风俗画，而这幅《银钱兑换商夫妇》则被美术史家称誉为 “开辟了近代美术猫绘日常生活的先河”。《银钱兑换商夫妇》描绘的是安特卫普出现的金融 业务的最早商业形式——钱铺，它是银行的雏形。画中这一对夫妇，男的是钱铺掌柜，他正在用戥子称金银，女人悠闲地翻着画册，眼睛却注意着丈夫的活动，这是一对中产阶级夫妇生活的一个侧面。在桌面上有一面凸镜，镜内照出这个房间长方形的窗子，透过窗户还可以看见街上的房子与树林。
该图有多个版本，最早的版本（左图）是尼德兰杰出的画家马西斯创作于1514年的作品，题为《银线兑换商夫妇》，而另一幅（右图）只是该图的变体画而已，其作者估计是另一位尼德兰画家马林努斯·凡·罗棉斯瓦莱，所谓变体画，是指画家对同一画题，用不同的构图、表现方式加以处理的作品，除最先或最主要的一幅外，具余的都可称作变体画、在印刷术不发达的时代，变体画的大量涌现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摘编自伊丽达等编著《图说西方绘画艺术》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尼德兰风俗画出现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解读《银钱兑换商夫妇》。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运用图像史料进行史学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材料一在大革命失败后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三大起义中，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主要战斗、攻击目标都在城市。广州起义的奋斗目标也是在广州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城市政权。“八一功在第一枪”（周恩来语），但南昌起义打出的是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沿用的是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而秋收起义具有三大亮点：一是打出了一面党旗；二是闯出了一条新路；三是走出了一个伟人。
——摘编自余伯流《秋收起义的三大亮点与毛泽东的卓越贡献》
材料二当时的中共中央认为，在革命新高潮中，农民战争是一个“主要的支流”，“最主要的革命高潮之象征，还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因此，在党的工作中，“应当坚决相信，在任何一个重工业中，就是建立数人的支部，也比我们在农村中发展百余同志，割据一个乡村还要宝贵”。
——据《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7月9日）等整理
材料三遵义会议特别指出：那种“无把握的及在当时无必要的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使红军和革命战争受到严重损失。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虽然党中央部署了向晋、陕、甘、绥、宁五省大发展的工作，但这已不再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几省首先胜利。中共中央认为那种主张必须占取了中心城市和省城才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观点是“不合事实”的。
——据《毛泽东军事文选》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解读秋收起义的“三大亮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时”中共中央基本的革命路线，并综合上述材料，说明这一革命路线的具体表现。
(3)根据材料三，说明遵义会议的意义，并综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谈谈你对革命路线的认识。
材料 宋代—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文化曾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宋代被誉为“东方的文艺复兴”。宋代广泛推进农业生产，大力开垦荒地，为文化兴盛创造了基础，哲学、史学、诗词、艺术诸方光耀百世。由于宋代的政策使然，宋代的科举制度使得许多民间百姓有了机会入仕和参政，所以许多画家纷纷出山，进入朝廷。宋代成为历史上宫廷绘画最兴旺最活跃的阶段。文人学士把书画视为高雅的精神活动和文化素养，并对绘画提出鲜明的审美标准，在创作和理论上都开始形成独特体系。社会、宫廷、文人士大夫之间的绘画创作各具特色而又相互影响，使宋代绘画在内容、形式、技巧诸方面出现群彩纷呈、多方面发展的局面。其中最有建树的是广泛表现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如《清明上河图》《货郎图》《耕织图》。
文艺复兴是一场文化运动，对人们的思维、生活、饮食、绘画以及音乐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最主要的是文化的变化。这包括了人的感观，人的信仰，人的欲望以及人的世界观。这时期的作品都要求打破封建神权，打破封建的禁欲主义，打破封建制度对人精神甚至肉体的封锁。在美术方面，达芬奇总结了15世纪艺术家的研究成果，在绘画构图、明暗、透视、色彩等方面都有所简述。
——摘编自吉媛媛《试论中国宋朝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成就》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解读宋代何来“文艺复兴”？(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的艺术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异同点。
材料一新经济政策作为苏俄在20世纪20年代实行过的一种经济政策与措施，其形成与发展有着清晰的内在逻辑和目标指向。从本质上看，它同战时共产主义一样，都是布尔什维克党为保住和巩固政权而采取的政策措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战时共产主义主要采取的是军事政治措施，而新经济政策则更多地诉诸了经济方面的手段。正因为它主要服务于政治性目标，所以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在实行过程中阻力重重，以致最后被取消。
材料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经过艰辛努力和曲折探索，终于成功地走出了一条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迁回道路，形成了一整套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过渡时期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在于承认落后国家不具备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而必须另寻一条新的道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告诉我们：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以率先夺取政权，这样做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但是，由于过渡的起点发生了变化，因此，就不能简单照搬马克思的直接过渡理论来指导落后国家的过渡实践，否则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述森《论学界对苏俄新经济政策的"过度"解读》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指出新经济政策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同。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谈谈你对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