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司马迁将项羽载入《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班固将项羽载入《汉书·卷三十一·陈胜项籍传第一》。在《史记》中，司马迁除了介绍项羽生平（“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以及转述项羽的言论之外，均对项羽以“字”相称，或者称其为“项王”。在《汉书》中，班固对项羽以“名”相称，很少称其为“项王”。在《史记》中，项羽的封号是“西楚霸王”，而在《汉书》中，项羽的封号是“西楚伯王”。关于项羽身死之后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道：“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在《汉书》中，班固没有如司马迁那样详细介绍汉军占领鲁地的过程，在写完项羽乌江自刎一段之后，班固仅用一句话交代了项羽的后事——“汉王乃以鲁公号葬羽于谷城”。
——摘编自张春巍《项羽生平记述差异分析—基于〈史记〉和〈汉书〉的考察》
(1)根据材料，概括《史记》和《汉书》记述项羽的差异。(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史记》和《汉书》对项羽记述的因素。
材料一 《后汉书·孝献帝纪》记载：“二十二年夏六月，丞相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冬，有星孛于东北。是岁大疫。”“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操面对这样严重的灾情，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颁布了赈灾令，作了以下规定：“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
——摘编自《后汉书》等
材料二 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危害严重。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调查，流行区主要分布在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感染者1200余万人，病牛约120万头，钉螺分布面积达148亿m²。血吸虫病的肆虐给流行区广大群众带来深重苦难，毛泽东主席在《七律二首·送瘟神》诗词中所描述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情景，真实反映了当时血吸虫病的严重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高度重视，始终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群防群控、联防联控”的方针，遵循“因地制宜、科学防治”的原则，经过70余年的积极防控，取得了巨大成就。当前，我国血吸虫病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
——摘编自操治国《我国血吸虫病防治的进展、挑战与对策》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应对疫情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 元代本着“损中国无用之费，易远方难制之物”的精神，鼓励商人从事海外贸易，其进出口货物数量和品种都倍于前代，且不断增长，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据《大南海志》记载，元代前期经广州港进口的商品计有七类七十多种。元代后期，仅由四明（又名庆元，即今浙江宁波）进口的商品就高达二百二十四种，比元前期翻了三番。值得注意的是，在品种繁多的进口商品中，奢侈品的数量较前代有明显减少，而用于生产、生活的日用品比例大大增加。海外商品输入中国沿海港口以后，通过商贩们的转运，销往全国各地。
材料二 泉州作为元代最大的进出口港口，那里的各种货物堆积如山。江南最繁华的都市杭州，是元代最大的商品聚散地，政府在此设有市舶仓库，专门贮存从各地转运来的货物。杭州本身也是最多的消费城市，仅胡椒一项，每日销量竞达四十三担，每担重九十公斤。元大都（今北京）虽远离东南沿海贸易港口，但由于它是元朝统治中心，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云集于此。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商贩，都将各国商品转运来此经销。当时的大都，凡是世界上珍稀的东西，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特别是来自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喻常森《元代海外贸易发展的积极作用与局限性》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元代海外贸易繁荣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代海外贸易繁荣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
材料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逐渐引起国家和学界的关注。1990年，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承担编纂、研究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任务。各高等院校教师也积极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工作。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了《三中全会以来》、《十二大以来》、《十三大以来》等重要文件选编。……到目前为止，全面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术性著作已经出版六七十种。高等院校各学科专业的学生都要学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关的必修课程，培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或中国当代史研究生的工作也得到很快发展。
——摘编自张星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现状》
材料二 2009年，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写的1949一195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简称《国史编年》）正式出版。《国史编年》兼取传统史书体裁中“编年”与“记事”两者之长，以《纲》按月、日排列，历史发展脉络清晰；以《目》记述大事始末，使人了解其来龙去脉。该书还增加《注释》。……凡史料记载中两说并存，一时无法辨清者，均作说明，存以备考。对于某些流行说法存有歧异或不采成说者，更在注中加以分析考证。重要“目文”之后皆附《文献》作为参考。《国史编年》选用了一批中央档案馆过去未发表过的档案。这些档案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已经公布的文件的涵盖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有正史性质的大型资料书……该书迄今虽只出版了七卷，却为以后编纂各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国史学科开创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摘编自史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编年的基本特点》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概既括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国史编年》的史学价值。
材料一 据《周礼》记载，周王室为保证夏天有冰块使用，专门成立了“冰政”这一机构，其负责人称“凌人”。每年大寒季节，他们就监督奴隶、庶民到水质好的地方凿采冰块，再将冰块藏到预先准备好的冰窖里。大约到唐朝末期，人们为生产火药开采了大量硝石，并偶然发现，硝石溶于水时会吸收大量的热，能使周围的水降温直至结冰。溶于水的硝石还可以用蒸发结晶法等手段提取出来重复使用，但硝石提纯极其困难，且要耗费大量人工，故制冰成本仍然十分高昂。
——摘编自宋衍昌《实现制冰自由，究竟靠什么黑科技？》
材料二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了北京城主要冰窖的分布和储量。民国时期，民办冰窖显著增多，各大酒楼、饭庄往往和民营冰窖建立了较为稳定的供应关系，走街串巷贩卖鱼虾的小贩也经常在担子中放块冰以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城区周边又修建了一批冰窖，民营冰窖也通过公私合营逐步收归国有。但冰窖收储的天然冰取自于河湖池塘，难免受到污染，人吃了天然冰制作的食品后容易罹患肠胃传染病。随着现代制冰厂特别是冰箱、冷柜、空调等制冷设备的出现和普及，冰窖很快衰落，到20世纪80年代，北京的冰窖已基本停用，少数明清遗留下来的老冰窖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摘编自刘林智《冰窖旧事：老北京的消夏记忆与历史遗存》
材料三 2020年9月，中国提出“双碳”目标，作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国承诺。2022年年初，北京冬奥会应用的跨临界二氧化碳制冰、造雪技术首次在冬奥史上用二氧化碳替代了对臭氧层存在危害的氟利昂系统。习近平总书记对此评价说：“国家速滑馆二氧化碳制冰技术世界领先，实现了低碳化、零排放。”
——摘编自王静宇、吕可欣等《张信荣：以碳制冰，变废为宝—绿色能源的领跑者》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解释唐末制冰技术取得突破的有利条件，并简要评价这一技术突破。(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中国历史上“冰窖”的发展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冰窖”发展的因素。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技术进步与生活变迁的认识。
材料一：19世纪频频爆发的霍乱、天花等传染病考验了城市化时代国家的管理能力。英国政府于1848年颁布《公共卫生法》，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并确立相关的权力介入规则。英国成立了卫生总署，以便作为中央机构监督指导法案施行，地方卫生管理机构则被称为地方卫生委员会……英国首次将地方城市治理纳入中央行政管制体系中，初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以公共卫生治理为主要职能的城市管理体系。在此之前，英国在城市治理方面一直遵循中世纪以来的地方自治传统，各级政府较少干预相关事务。英国政府于1855年颁布《污染物清除法》，1866年再度颁布《卫生清洁法》。到1870年代末，英国944个城镇卫生机构中，官营供水公司达44%，1890年末更升至三分之二。当时民众普遍认为，身体健康程度与事业成功间联系密切。经过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到1914年，英国已拥有了一套实施福利政策最重要的基础——完整的公共卫生管理法律体系。
——摘编自王广坤《试论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的政府权力扩展及影响》
材料二：近代以前，除京师以外中国城市多为省、府、州、县的治所，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公共卫生事业，城市的污水处理、垃圾清理、传染病防治，多由有关行会或士绅、居民等社会力量负责，基本处于半无政府状态。19世纪中叶，随着中西交流逐渐增多，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逐渐酝酿、开展。1910~1911年间，东北鼠疫大爆发，中华基督教博医会派出传教医师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生以及沈阳等地的传教医师一起参加控制和扑灭东北鼠疫的工作。传教医师在广州、上海等许多大城市进行实物宣传，一些基督教出版机构发行了大量宣传物品。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出使人员有感于中国与欧美城市公共卫生的巨大差距，开始发起改善公共卫生的议论。上海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20世纪初，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在公共卫生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据记载，20世纪初，当医生要求给北京一些居民的儿童进行免费牛痘接种时，竟遭到拒绝，理由是“此痘疮乃孩儿之疫病，非患一次不可，故人为预防乃违天理。多有以种痘为邪法而排斥者”。
——摘编自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政府权力扩展的背景，并分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近代英国相比，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不同之处，并说明其原因。
材料 《史记》记载，年轻时的郭解是一个漠视法律、作奸犯科、扰乱社会秩序的不法分子。但成熟后，他“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逐渐受到人们仰慕。郭解迁徙时，人们送钱一千余万为其送行；郭解入关后，关中豪杰都争相与其交朋友；郭解逃亡中，临晋籍少公助其出关，并在官吏追问时为其仗义自杀。虽然郭解身上缺点、污点明显，但司马迁更看重他转变后表现出的轻利尚义、缓人之急、救人困厄等侠义精神，因而对其结局充满同情。
《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引用班固之言，歌颂自古以来这种井然有序等级秩序的合理性，人们尊奉并服侍上级，而在下位的人也不会有逾越的念头，抨击“大夫世权，陪臣执命”和战国四君子“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的无耻行径，坚决反对郭解“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此等权利滔天的社会现象。
——摘编自车淼淼、尚小雨《论“两司马”的汉代三游侠书写》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两司马”对郭解评价的不同及其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侠义精神对当代的启示。
材料一 “汉兴……高祖以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文帝时期，有“田租减半”之诏，景帝时（前155年）复“三十税一”制。东汉时，刘秀曾实行“什一之税”，不久又恢复“三十税一”旧制。汉初规定，不分男女，每人每年缴纳“口赋”20钱；15岁至56岁，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征112钱，谓之“一算”。据《三国志·魏志·武帝记》记载，曹魏“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
——摘编自王文东《浅析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发展演变》
材料二 秦汉至明清各朝赋役制度屡有更改变化，考察时有四个方面值得注意：①赋与役分和合及其程度；②赋与役各自所占的比重；③赋役征派的主要依据或标准；④赋役的课征形态。若从这四方面纵观我国封建赋役制度的演变过程，唐代废租庸调制而实行两税法，是一个转折性变化，一个区分阶段性的标志。
——摘编自林正根《隋唐至明清土地、赋役与农民起义问题》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与曹魏赋税制度的不同之处。(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税法是“一个转折性变化，一个区分阶段性的标志”的理由。
(3)根据上述材料及所学知识，谈谈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变革和演变对当今社会税制变革的启示。
材料一 对于急性传染病，古人十分强调早预防、治未病。《黄帝内经》就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中医认为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及抗邪的能力，也包括自身的抗病、康复能力。《汉书·平帝纪》记载：“民疾疫者，设空邸第为置医。”明确规定设置隔离病房治疗，以免疫病传播。晚清名医余伯陶在《鼠疫抉微》中指出：“避之之法，厅堂房室，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清洁，房内窗户，通风透气。”
——摘编自王星光《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
材料二 1949年10月下旬，察哈尔省察北专区突然爆发鼠疫，10月27日，毛泽东指示召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任主任委员，组建防疫总队分赴察北、绥远、张家口等疫区开展防控工作。广大卫生防疫人员迅速开展诊疗、尸检、捕鼠、消毒、隔离观察、防疫注射等各项防控工作，经过近20天的连续奋战，察北鼠疫疫情得以控制。尽管新中国第一次防疫战在较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新中国卫生防疫的薄弱现状仍然让党和国家领导人忧心不已。1949年11月，卫生部刚刚成立，毛泽东就指示必须大力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领导，争取3年之内在全国大部分县建立县级卫生院……在县属区建立卫生所，乡村要有卫生员，工矿街坊都要有卫生组织。
——摘编自谭乐沁、杨晓璐《新中国第一次防疫“大考”》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疫病防治思想。(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积极应对察哈尔疫情的作用。
材料一 东晋南朝曾经数次北伐，但都未能成功。东晋桓温北伐关中，进至灞上。《晋书·桓温传》记其事有云：“初，温恃麦熟，取以为军资，而（苻）健芟苗清野，军粮不属，收三千余口而还。”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对于北伐，王羲之曾言“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忧，便以交至。……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伐魏，“以兵力不足，悉发青、冀、徐、豫、二兖六州三五民丁”，“又募中外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而“江南白丁轻进易退，卒以败师”。
——摘编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演录》
材料二
北魏疆域图
材料三 北海寻伏诛，其庆之还奔萧衍，衍用其为司州刺史，钦重北人，特异於常。朱异怪复问之。曰：“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庆之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
——摘自《洛阳伽蓝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晋南朝北伐失利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得与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