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荀子时代，面对“礼崩乐坏”，各种治世思想激烈交锋碰撞。但无论是“仁政”还是“法治”都没有适应时代需求，挽救岌岌可危的周王朝。荀子批判地吸收儒、法两家思想，主张礼法并治，其思想对当时的社会治理更为实用有效。荀子主张“义”是礼法的核心，强调用“义”节制人心，强化礼法对人们思想的约束，以达到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有序的目标。
——摘编自管峰《荀子礼法思想内容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贾谊是汉文帝时才华横溢的儒生、荀子后学的重要代表。他力主“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但“好刑名之学”的文帝并没采纳。他没有放弃，认为文帝应“始治天下”，废除承秦而来“法治”政策，“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但由于朝廷大臣多数反对，文帝“谦让未遑”，这些主张大多被束之高阁。
——摘编自吕亚丽《浅析西汉儒学的发展与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荀子治国思想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贾谊的主张被束之高阁的原因。
材料一 唐代与西亚的经济文化交流虽然以陆路交通为主，但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也发展迅速。唐朝政府鼓励海外商人来华贸易。海外商船到达广州后，就有管理港口的人来把船货搬进货栈，代为保管6个月直至本季风期最后一艘商船进港为止。他们从船货中抽取30%作为进口税，余下的交还物主。货物如为唐朝皇帝所购买，则按最高市价给价，且立刻开发现钱。对来华贸易的外商，如有犯法，在同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依本国法律论处；在异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新罗人或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之间）则依中国法律论处。在广州阿拉伯商人高度集中的地方，唐朝政府也准许他们自治、按伊斯兰教的法律行事。
——摘编自李金明《唐代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
材料二 自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创设榷易署以来，政府第一年即收入三十万缗，不久更增加到五十万缗。绍兴末年，广州、泉州市舶司由“抽买”所得利益每年达二百万缗。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八十六云：“海舶岁入，象犀、珠宝、香药之类，皇祐中五十三万有余，治平中增十万，中兴岁入二百万。”
——摘编自何崇恩《宋代外贸小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政府对阿拉伯商人实行的政策。(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宋发展对外贸易的共同影响。
材料一 历中首详各省节气时刻及昼夜长短诸例，天之道也；次列八卦方位二十四山、九宫紫白诸局，地之道也；中列十二月七十二候等类，时之道也；内复备人事之趋避（包括“御用六十七事”及“民用三十七事”）、吉凶之向背，人之道也。……顺之者昌，违之者殃。
——据清代缪之晋《大清时宪书笺释》（雍正元年）
材料二 民国历书以授时为主，旨破除一切迷信。凡旧历书中之所谓方位、临值、宜忌等项，悉数删除，而以天文图说代之。
吾国近数年来讲求新政，亦仿用七日休息之例，而每过七日谓之“星期”而休息一日，而星期以次各日则谓之星期一、星期二等日，夫所以遇七日休息者，盖欲与世界大同，……而与环球各国亦不至彼此参差。
——据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二年历书》
材料三 采用阳历的好处：“可以增进人民国家观念。”“历本一日不统一，时间经济之进行，即有一日之妨碍。”
——据于长缨《阴阳历在经济上之价值》（1923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历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民国政府改旧历行新历的背景及目的。
(3)综合上述材料及所学知识，从现代化视角谈谈你对民国历法改革的认识。
材料一 在亨利三世时期，律师已开始形成一个强大的团体，他们在普通诉讼法庭中拥有独占的出庭发言权。1310年前后，英国王室开始任命自己的律师。随着普通诉讼法庭固定于威斯敏斯特宫之后，法律执业者开始集聚于伦敦城与威斯敏斯特宫之间。英国历史中最为重要的出庭律师培训组织律师学院开始出现。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期间（1327—1377年），四大律师学院基本成型。四大律师学院拥有授予法律文凭和出庭执业资格的垄断权力。至亨利六世时期（1422—1461年），四大律师学院都保持着各家200人左右的学徒规模，对入学者还有着严格的血统要求，非绅士出身者不得入学律师学院，因而入学者非富即贵。
——摘编自王涛《英国律师的早期史——兼论中国律师分类改革的启示》
材料二 1950年，新中国第一任司法部部长史良明确提出“建立与推行新的人民的律师工作与公证工作”，并把它作为“当前的主要工作”中的一项工作。1954年宪法第七十六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后来，在党的八大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发言指出：“律师制度是审判工作中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不可缺少的一项制度……应该逐步建立起来。”随后，中国建立起来的律师制度，以当时的苏联为仿效对象，把律师纳入国家公职范围，统一领导，统一工作。除了少数是刚从法律院校毕业出来的担任学习律师外，大多数律师是从公、检、法系统调来的。律师制度建立后，有的当事人为了请到律师，天未亮就到法律顾问处门口排队等候挂号。
——摘编自汪文庆、文世芳《新中国律师制度从建立、中断到恢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世纪英国出庭律师制度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中世纪英国出庭律师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律师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律师制度建立的意义。
材料 “考课”是中国古代国家依照相关的法令和行政规则，在一定的年限内，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核，并依其不同表现，区别不同等级，予以升降赏罚。考课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天子巡狩，诸侯朝觐，方伯行国，诸侯行邑。据《尚书·尧典》记载：“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汉代规定，中央对郡国、郡国对属县进行逐级考课。据《汉书》记载，尹翁归担任太守时，他提拔官员 “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由主考官提出各种问题，被考人必须以政绩实情回答。 实行考课公开，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徇私舞弊行为的发生，使考核更准确。历代的考课制度虽然各具特色，但在考课的标准、办法、程序和赏罚等级方面，基本上都做到了制度化、法律化……
——摘编自粟时勇、李向前等编著《古代官员考课制度史话》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内容，概括中国古代考课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意义。
材料 中国历代官员考核标准变化很大，但总体上分为两大类：一是“政绩”标准。包括对一般性行政官员的考核和业务官吏的考核：对一般性行政官员如部门首长和地方行政首长，则考核其所属部门或地区的户口增减、垦田多少、钱谷收入、盗贼狱讼、教育水利等，也就是说，是综合指标的考核；对担任专门业务的官吏，其考核依据不同的职事制定不同的标准。二是“道德”标准。我国传统是礼治治国，比较重视官员的道德水准，于是官员的道德水平也是考核重心。在隋以前是清正、治行、勤谨、廉能等；在唐宋是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不懈；在明清是清、慎、勤等。这些被认为是所有官吏必应具备的品德，也是考核的基本内容。
——摘编自吕冰洋《央地关系：寓活力于秩序》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解读中国古代官员考核标准。（要求：论题明确，表述准确、史实充分、逻辑严密、论述成文）
材料一 蒙古三次西征以后，蒙古统治者挟持军事上的胜利，将大批被征服者迁徙到东方。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回回人，这些回回人原是居住在葱岭以西、黑海以东，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迁入中国后从事手工业、农业和充当职业军人，担任传教士，或者依靠贸易为生，少数人在中国当了官。另有一些从唐宋以来就频繁地出入沿海港口、经营对外贸易的阿拉伯人，和当地民族居民通婚，产生了“土生蕃客”的侨民世家。回回人东迁以后，这些穆斯林侨民也加入回回这个队伍中。从那时起，在中国便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信仰伊斯兰教为特点的，使用汉语而又具有学习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的历史传统的回回民族。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2019年全球移民数量2.72亿人，2020年的数据为2.81亿人。欧洲占国际移民总数的比例达30.9%，亚洲30.5%，北美20.9%、非洲9%。2020年，65%的国际移民居住在高收入国家，31%的移民居住在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居住在低收入国家的仅占4%。约占78%的国际移民处于15岁至64岁的劳动年龄。截止2021年底，全球因迫害、冲突、暴力以及违反人权等导致的被迫移民人数再创新高，总数达8930万人。
——摘编自陈积敏《当前国际移民的新动向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回回族形成的影响因素，并指出其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当前国际移民的特点。
材料一 自19世纪中叶开埠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步步推进，上海转变为世界的“东方巴黎”，成为中国最为现代化的都市，英文modern在上海有了它的第一个译音——摩登。城市化伴随着上海的国际化、商业化、现代化，使其成为中国现代化城市的象征。城市化和工业化都离不开人口的增加。上海的城市化也同样表现为人口集中和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中国早期的城市化更多是在外力推动下，以商业化为主要动力。在经济因素推动的人口聚集过程中，商业贸易成为其中更重要、更突出的一大环节。随商业贸易而移民上海的商人成为上海都市移民中重要的一部分。
——摘编自艾萍《近代上海城市化特征初探》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城市出现了不同于乡村的变化，形成了城乡分离的趋势。近代城市从物质外观到文化样式上都呈现出了迥异于传统乡村的新局面。然而在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并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中国近代城市的变迁不仅有着明显的不同步性，而且也因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个世界。
——摘编自翟志宏《论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和价值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上海城市化的特征。(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推动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
材料一 “汉兴……高祖以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文帝时期，有“田租减半”之诏，景帝时（前155年）复“三十税一”制。东汉时，刘秀曾实行“什一之税”，不久又恢复“三十税一”旧制。汉初规定，不分男女，每人每年缴纳“口赋”20钱；15岁至56岁，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征112钱，谓之“一算”。据《三国志·魏志·武帝记》记载，曹魏“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
——摘编自王文东《浅析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发展演变》
材料二 秦汉至明清各朝赋役制度屡有更改变化，考察时有四个方面值得注意：①赋与役分和合及其程度；②赋与役各自所占的比重；③赋役征派的主要依据或标准；④赋役的课征形态。若从这四方面纵观我国封建赋役制度的演变过程，唐代废租庸调制而实行两税法，是一个转折性变化，一个区分阶段性的标志。
——摘编自林正根《隋唐至明清土地、赋役与农民起义问题》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与曹魏赋税制度的不同之处。(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税法是“一个转折性变化，一个区分阶段性的标志”的理由。
(3)根据上述材料及所学知识，谈谈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变革和演变对当今社会税制变革的启示。
材料一 行中书省和以前各王朝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性质有所不同，它既是中央派出机构，代表中央，又是地方最高一级行政机构，代表地方，直接领有路、府、州、县。使中央权力下移了一个层次，地方机构上升了一级，大大靠近中央。它的两重身份使上下紧密结合，浑然一体，形成“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其“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在元朝，行省实质上是中书省的下属，要接受后者的节制和领导，但从统领路府州县的角度以及官名、品秩等侧面来看，行省与中书省又具有某种“平等”关系。
——摘编自许正文《论我国省制的沿革与发展》
材料二 明朝初年，朱元璋将省级政区的权力一分为三，改元代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统辖天下各府州县，主管一省的民政，上与中央六部直接对接；后又将各省都卫改为都指挥使司，主管各省军户卫所番汉诸军，上听命于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又设置了提刑按察使司一职，主管各省的监察和司法，上听命于刑部和都察院。都、布、按三司分立，三司同为封疆大吏，这显然是借鉴了宋代地方政区一分为四的统治思路，其目的无非是抑制地方长官权力的膨胀，有利于权归中央。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三权分立又导致了行政效率偏低，互相牵制、推诿。这弊端到了多事之际的明代中晚期更显突出。因此，自宣德年间，皇帝派遣六部或都察院大臣，以“总督”“巡抚”的名义或临时职衔前往地方，统筹地方三司。巡抚掌一省军政大权，三司在巡抚之下，各司其职。巡按御史对上至巡抚，下至州府县各官的工作进行监察，并上报中央。而中央掌握一省各级官员的任命和罢免权。嘉靖以后，面对激增的内忧外患，地方三司体制显然无法有效应对，全国开始普遍设置节制地方都、布、按三司的总督和巡抚，地方体制开始向总督巡抚制转变。
——摘编自《明代政治组织制度(地方政府)》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行省制的特点和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三司制度与巡抚制度的异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