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中国历史上，禁酒和发明酒一样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大禹王时期就曾因人们嗜酒而下令禁酒，周公时为防人们因嗜酒而“伤德败性”特作酒诰以禁酒。但酒已成为人们宴客娱乐的必需品，故禁而不止。汉朝初年，国家开始推行垄断酒类买卖的榷酒制度，同时因酒耗民食，政府也往往在荒年之时或灾荒地区推行禁酒政策，后世多效行之。清代乾隆年间实行大规模、持续性酒禁，酒禁推行过程中争议不断，推行成效也未达预期。

乾隆二年（1739年）五月，针对生齿日繁民食日艰的严重局面，乾隆专门谕令直隶等江北五省“烧锅（开设作坊造酒）之事当永行禁止”，违禁私造之人及贿纵官员“从重治罪”，对失察地方官“严加处分”。然而此议一出，立即遭到刑部尚书孙嘉沧的上疏反对。孙嘉沧认为“烧酒之禁”不仅会造成老百姓转向耗费细粮的黄酒造卖，使得酿造烧酒的高粱等粗粮闲置而酿造黄酒的细粮吃紧，影响民生，还会导致官吏索贿枉法而加重百姓负担。孙嘉沧主张烧酒之禁“宜于数岁而不宜于丰岁”“禁于成灾之地而各地不必通行”。五省督抚意见虽有分歧，但基本上都反对“一概禁绝”，主张严禁大规模作曲贩卖，杜绝大规模造酒。

（在“严禁”和“宽禁”的争议中），在皇帝的反复谕令和不断督察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宽禁”，并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犯禁处罚条规，然而禁酒的效果却并不理想。除少数地区执行比较严格外，大部分地区则是时紧时松，阳奉阴违。“因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五省之民，执此业者不可胜计”“虽经严禁，终莫能断绝也”。乾隆十六年（1751年），严禁政策有所松弛。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部分地区恢复了烧锅税。

                                     ——综合摘编自陆连营《浅议清代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和牛贯杰、王江《论清代烧锅政策的演变》

材料   柳宗元，唐中叶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他的一生不但重视教育理论，更加重视教育实践，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明道”“行道”的君子，也就是要培养具有“生人之意”的志向，就是不断地去学习圣人之道，以培养能施以仁心、仁政，能够辅时及物、济世安民的封建治术人才。他和韩愈倡导“古文运动”，提倡“文以明道”，主张写文章要有思想内容，反对形式主义文风。“文以明道”思想的提出和实践，对扭转形式主义的文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柳宗元把传统的经学教育内容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百家之言乃至浮图。他主张既要“邃于经书”，又要“博取诸史群子”，即既要深入钻研儒家经典，又要认真研习诸子百家之书。这是唐朝时期“重振儒术、兼容佛道”的文教政策在其教育思想上的体现。

——摘编自何明明《浅析柳宗元及其教育思想》

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运动更加关注市场导向、企业化政府、政府绩效、竞争外包等，因此“企业型政府”和“以市场为本的公共行政”成为了未来政府的发展趋势和目标。随着各个国家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的愈发频繁以及信息时代的来临，它缩小了各个国家间的距离，信息的更新也越来越快。这些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形势和各个国家的内部结构，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培育不断壮大，后现代社会的公平、平等、民主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城市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美国，民间性的理事会、志愿性社团等组成了十分发达的社会自治组织系统，他们与城市政府一同参与到城市治理的活动中，并以此形成了网络化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是城市治理的血液，没有这种血液的流动，城市治理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城市治理取代之前的城市管理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个分支，获得了较快较好地发展。

——摘编自史梦宇《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以南京为例》

材料二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了“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的重要论断。全国近700座城市的现代化治理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不会整齐划一、先行探索和推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走的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市民参与”的协同治理之路。通过制度机制创新，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不仅做大“蛋糕”，更不断完善公平合理分配“蛋糕”的机制和手段，让所有群体平等共享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成果。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每个人的德行、善举、精神和心灵，通过修身修心和自律反省促进人们规范言行、遵纪守法与社会和谐。在此基础上，同步运用法治、自治、共治、智治等治理方式。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城乡融合治理和大都市圈及城市群的跨域协同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就会大打折扣。

——摘编自陶希东《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启动了“报导中国项目”，强调要在亚洲人中培养一种更强烈的意识——国际共产主义威胁亚洲国家和个人的利益。项目的宣传内容或放在国际知名英文报刊（私媒）上发表，或给美国的其他宣传站点（官媒）提供材料，由这些宣传站点在当地英文媒体中传播，但基本都隐去美国政府这一消息来源。1959年之前该项目只局限于亚洲，后来扩展到了55个国家。1960年美国明确地把该项目等级列为国家安全层级，宣传语言也从原来的只有英语到后来增加了西语和葡语（拉美）、法语（非洲）、阿拉伯语（中东）等。

——摘编自翟韬《美国在第三世界涉华宣传的缘起和发展（1949—1969）》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晚期以来，美国意识到第三世界的运动越来越脱离美国的设想，还影响其对外政策。同时，美国方面还观察到，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广泛使用“人民外交”的策略，他们认为这是中国通过在国际领域里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打开外交工作局面的重要方式。

——摘编自沈志华、梁志主编《窥视中国：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红色对手》

材料一   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拉美一些国家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开始推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发展战略：制定了大量的部门发展计划，引导投资银行和金融与技术援助特别基金将资金流向瓶颈生产部门，如智利“促进生产合作委员会”通过“国家生产计划”引导电气化工业部门和钢铁、石油生产的发展；兴办大量国有企业，如1941年到1964年巴西新建国有企业120多家，其经营活动扩展到了全国40多个经济部门；实行进口许可证制度、外汇管制等保护本国工业和国内市场，增加工业部门的竞争能力，促进本国非耐用消费品进口替代的发展。

——据杨新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纲》等整理

材料二   五年规划（计划）以其对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发展规划的特殊贡献，推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是使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目前正奔向强起来伟大进程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和体制安排。下图所示为“一五”计划期间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情况。

——摘编自剧锦文《国企70年》

材料一   先秦《六韬》提出，“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儒家认为，“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而“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中国古代的分封制、宗法制、郡县制、行省制、三司厂卫、军机大臣制度等，本质上是始终围绕“国家安全”而出台的政治制度。《孙子兵法》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元史·陈天祥传》感叹道，历朝历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乱”，百姓困穷“以致治”，“自有天地以来，未之闻也”。中原王朝极少对城外的强大政权发动战争，此即所谓“划疆自守，不事远图”。中原王朝虽以“天下”来看待国家，但“王者不治夷狄”思想始终根深蒂固。先秦时期，在边陲之地，均设师戍守，设界立关，广设隘、津、渡。秦汉时期，西北地区玉门关、萧关、大散关、严关等，在国家战略防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图被赋予了国家政体的象征意义，先后出现的《山海图》《禹贡地城图》《九域守令图》《六经图》等均与国家概念上的安全防御有关。秦代开始，贫苦之民被迁至边疆“移民实边”。西汉赵充国率领汉军在先零等地屯田。

材料二   清末民众视野中，国家安全的范围已经不仅仅指内地的安全，而且是包括蒙古、西藏、新疆等在内的国土“整体安全”。1894年，郑观应在《易言》基础上，以“富强救国”为主题，写成了体系完整、思想成熟的《盛世危言》提出了近现代“国家安全观”以及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方案。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古代国家是皇帝的私有财产，皇杈的安全就是国家的安全，在一个国际竞争激烈的时代，中国要存在下去，必须形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他最关心的不是“开明专制”，而是“国家理性”。他看重“开明专制”，把其看作解决“中国国家安全生存问题的一个理想和有效的方法”。梁启超认为，国家安全与否，并非富国强兵而获得物质财富和先进技术，而在于“新民”，“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张永攀《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