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世纪以前，并不存在所谓的“全球标准时间”，多种时间表述在世界范围内共存，时间通常意味着当地时间，取自太阳在当地天空中的位置。19世纪中期，统一时间运动开始于英国，随着铁路运输日益普及，许多城市很快效仿，1855年英国98%的公共时钟已经设置为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884年，国际子午线会议在华盛顿召开，正式引入世界标准时间概念，以穿过英国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所在的零经度(称为“本初子午线”)为基准，将世界划分为24个“标准”时区。借助铁路、蒸汽船、电报和电话等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标准时间在北大西洋地区率先推广开来。时间趋同在19世纪的全球化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使时空距离大大缩短。一个普遍的、同质的、深刻的时间概念被打造成无可争辩的“现代”力量，也是西式现代化的基本标识之一，支撑着西方科学和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一部全球时间标准化的历史，根本上说是一部西方国家尤其英美等国，以全球化的名义改写世界时间进而改造国际秩序的历史。
——摘编自艾仁贵《全球时间趋同的成就与隐忧》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全球标准时间”建立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全球时间标准化的历史”加以评价。
材料一 明清时代，皖南一域产生了大量的契约文书。在徽州当地， 一般民众之间的经济交往相当频繁，田土交易推收过割，以及乡土社会秩序之维持，在很大程度上以“契约和理性”来支撑，即使是亲族之间也不例外。明清以来的徽州遗留下的大量文书，除契约文书之外，还有 日记、书信(包括原件、信底及活套)、账册、杂抄(“碎锦”“杂录”)、启蒙读物、日用类书和诉讼 案卷等，几乎涵盖了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徽州在传统上属于诉讼频繁的“健讼”之地，围绕着各类土地、房产、赋役以及人身依附关系的文书，作为发生纠纷和诉讼时的有力证据，有长时期保存之必要；再加上“敬惜字纸”之观念深入人心，巨量徽州契约文书得以留存。
材料二 海外也零星可见徽州文书之收藏。如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明代歙县方氏信函七百通(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作为书法艺术珍品流入美国);英国的档案中有一些徽州茶商的资料；日本长崎等地，保留了一些徽州海商的文书。日本其他的一些机构也保留有少量徽州文书，但其整体收藏的情况还不是非常清楚。
材料三 20世纪50年代，有日本学者提出：古代徽商的海外贸易活动的巅峰在明中后期，徽州海商在明末以后走向衰落，到清朝时，徽商则倾其全力经营国内商业。1984年，有学者利用中日(官方)交涉中的海事资料，揭示了清代徽商利用沿海来扩大其商业范围，并以巨额资本从事海外贸易的事实。1999年，有学者广泛搜集中日两国的文集、笔记、随笔、碑刻、族谱和尺牍等资料，并从中寻找徽州海商的印记，得出在清代(太平天国运动前)的东亚，徽州海商仍然极为活跃的结论。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振忠《徽州文书的世界》
(1)根据材料一，分析明清时期徽州文书大量存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海外收藏的徽州文书的史料价值。
(3)根据材料三，指出20世纪下半叶学术界关于徽州海商的争议焦点，并综合上述材料及所学知识，具体说明史料辨析在史学争鸣中的作用。
材料一
朝代 | 录取数据 | 状元人数（据载） | |
唐朝 | 开科268次，据不完全统计，进士在10000人左右，明经诸科统计为20619人。 | 有姓氏可考状元155人；有籍贯可考70人，南方19人，北方51人。 | |
| 宋朝 | 北宋 | 开科81次，录取进士51660人，经考证，还有漏榜。 | 有姓氏可考状元71人；有籍贯可考状元64人，南方29人，北方35人。 |
南宋 | 开科49次，录取进士45640人，经考证，还有漏榜。 | 有姓氏可考状元49人；有籍贯可考状元37人，南方37人，北方0人。 | |
——据林白、朱梅苏等《中国科举史话》整理
材料二 北宋中期士人群体觉醒，一方面，儒学复兴旗帜的高扬，为学术思想的整合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共政”的理念与政治格局，成为宋代文化的中心内容……以范仲淹、王安石等为代表的士大夫，尽管政治主张颇不相同，却都以“兴起斯文为己任”，都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与胆魄。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朝科举制与唐朝相比的变化，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新型士人群体”形成的影响。
法律是外在的强制性的约束，道德是自我反省和社会舆论的约束。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会借助于法律和道德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而已。
材料一 宋代是中国古代法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已“发展到最高峰”。宋代法律在调整经济关系、维护私有权益、推进司法公正等诸多方面，是以前任何朝代难以企及的。……宋代对法律主体的认知有突破性进展，佃户、雇工、人力、女使都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宋仁宗景裕元年(1034年)，商人被编入“坊郭户”，成为“能为国致财者也”。
——摘编自朱勇《论宋代法制文明及其历史贡献》
材料二 早在周初，周公旦鉴于商朝失德亡国，提出了“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明德慎罚等主张，强调“明德”“敬德”“成德”作为施政的理论基础和以德化民的具体措施。经过两汉儒家对于刑德的论证，为德主刑辅法制原则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至唐代，《唐律疏议》开篇即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并将这种本用关系提升到与自然现象“昏晓阳秋”一样永恒而不变。明太祖在《大明律》成时，特别宣誓臣民“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
——摘编自张晋藩《中华民族的法律传统与史鉴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法制“发展到最高峰”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元朝以前的中国历史，包括汉、唐在内，本质上属于“小中国”。当时的“中国”是指以“九州”为主的汉族聚居之地，大体上就是指长城以南的黄河流域和长江、珠江流域，并不包括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中国之人”主要是知“礼乐”、服“衣冠”、从事种植农业的汉族，少数民族也不在其中。如果说汉唐统一的是农耕地区，那么元朝统一的便是农牧两区。从此，女真人的金国、党项人的西夏、契丹人的西辽、藏族人的吐蕃、汉民族的南宋全部被蒙古人统一在了一个政权之下。“中国”一词的地域意义突破九州而演变为十一行省，人民意义突破汉人而演变为汉、蒙古、色目等众多民族，其文化意义演变为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兼有。而其最重大的变化，乃是“中国”主权行使，可以是汉族政权，也可以是少数民族和汉人的联合政权。元朝同时承认了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元朝建立的意义，在于从此中国不再只是汉民族的“小中国”，从此中国开始变为一个多民族的“大中国”。
——摘编自何志虎《“中国观”在元代的转换》
材料二 辛亥革命终结了王朝的历史并开启民族国家的构建，作为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构建进入实践阶段，并与中华现代国家的构建相伴而行。一方面，为了适应民族国家体制对社会身份的要求，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对人口的社会身份进行了改造，将臣民转化为国民……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后，国家决策层便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7年党的十九大更加突出中华民族，并且将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皆围绕中华民族来加以论述。正是由于中华民族本身与国家的直接而有机的结合，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国家发展的未来目标直接等同，所以，国家发展目标可通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加以表述，并且要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的建设及塑造来实现。
——摘编自周平《中华民族的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元朝“大中国”时代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法律上是如何将“臣民转化为国民”的。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内涵。
城市，是独属于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兼具物理空间、社会形态与精神投射的多重维度。
材料一 南宋时期，《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以及《咸淳临安志》相继问世，后人并称“临安三志”。《乾道临安志》主要记述南宋临安的皇室宫苑、朝廷机构、物产风俗、历代牧守；《淳祐临安志》主要载述南宋临安的城府、山川；《咸淳临安志》征材宏富，体例井然，对疆域、山川、秩官、风土、人物等内容均有记载，是三本志书中篇幅最长的一部。临安三志在中国古代都城志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比较《咸淳临安志》与《长安志》，显然都城志在南宋时期已趋于定型。都城志发展至两宋时期，体例趋于完备，内容也更为丰富，这与当时宋代经济文化的繁荣，修志风气的盛行分不开。
——摘编自黄硕《临安三志研究》
材料二 临安成为都城的原因，首要问题是财赋。绍兴僻处海隅，州城狭小，其所在浙东地区的物产无法满足行都的财赋供应，距离驻扎在江淮一带的宋军也较远，不利于遥控指挥。绍兴二年（1132年）四月初一，回到临安的赵构将由绍兴府治改成的行宫赐还地方，复为府治，表示不再考虑将绍兴作为行都的候选地。其二是区位。临安有运河交通之便，腹地也比绍兴更广。建康的经济地理、政治地理与军事地理等条件都更优于临安，但就防御金兵来说，不如临安安全。他放弃在地理上有镇东南之势的建康，选择地势狭窄、僻在海隅的临安的主要原因，无非是前者太过靠近长江，而后者离金兵更远，且有“重江之险”。
——摘编自包伟民《南宋临安—壮心未与年俱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临安三志的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宋临安城发展的原因。
材料 革命文化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革命”为精神内核和价值取向。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多年奋斗，旨在建立一个新中国，包括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的，要着重解决为什么人服务，如何去服务的问题，文学艺术的源泉是人民的生活。
1944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
1945年，毛泽东又在党的七大强调，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着民族文化的灾难。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
1949年9月，毛泽东在杜论《六评白皮书》中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摘编自夏春涛《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光辉历程及深刻启示》
(1)根据材料，概括革命文化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革命文化的意义，
材料一 商品货币经济刺激下欧洲城镇化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一个享有许多自由和平等权利的独立阶层——市民阶层。市民阶层既不像农民那样被束缚于土地，又不像骑士与教士那样受传统与教规的制约，这些都为体育活动在市民群体中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内在条件；社会现金流增多刺激下的社会世俗化和娱乐化转向，则为体育活动在市民群体中的流行和兴盛提供了外部条件。市民体育在对传统体育项目进行继承和改造的过程中，部分地摒弃了骑士体育和民俗活动中的宗教规则。于是，市民们在城市有限的环境中进行了博采众长、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体育活动。
——摘编自王梓宇等《中古盛期欧洲城镇化背景下市民体育之兴盛及其当代启示》
材料二 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启了欧洲体育复苏的大门，接着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社会变革推动着人们身体观和体育观的解放，从而为体育的复兴扫清了道路；同时，市民阶层体育需求的增长和绅士阶层培养全面发展型人才的需求，推动着体育形式和内容的变革。宏大的社会因素和体育自身的变革，共同构成了欧洲古代体育向现代体育转型的历史进程。体育事业的现代转型反作用于城市发展，最终为城市发展创造一个更为和谐、积极、健康的内部环境和氛围。
——摘编自张爱红等《欧洲古代体育向现代体育转型的历史审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中世纪欧洲市民体育兴盛的背景。(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欧洲古代体育向现代体育转型的影响。
材料一 格劳秀斯（1583~1645），荷兰著名的法学家之一。代表作《海洋自由论》和《战争与和平法》等凝聚着他的法学思想。他在《海洋自由论》中主张荷兰拥有本国的海事权利，葡萄牙以及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独占东印度群岛航行、渔业和贸易的权利。他在《战争与和平法》中认为，主权是国家存在的原则，他国不得干涉；战争在无政府国际社会不可避免，但应当受到限制，其目的道德与否非常关键；国家间应有共同的道德标准和法律规范来约束各国行为。格劳秀斯的国际法思想对现代国际法的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贸易法产生深远影响。
——摘编自卢玮《战争与和平法：格劳秀斯国际思想的法律表达》等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后，英国学派则更看重国家主权的存在，认为国际法并非每时每刻都能得到运用的秩序手段；1999年，剑桥学派塔克则认为格劳秀斯为东印度公司和荷兰发动战争的权利进行辩护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并非出于“正义战争”的理由；2006年，神学派系杰弗里提出了颠覆性的解读，她认为格劳秀斯在关键时刻表现出虔诚基督徒惯有的和平主义倾向，包括反对正义战争。
——摘编自张云雷《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格劳秀斯与格劳秀斯传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格劳秀斯提出国际法学说的时代背景、并简析其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格劳秀斯国际法学说的学术争论进行评析。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年，在引进出版的各类书籍中，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科技、社会学等各个方面，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还是对马列主义的政治书籍和革命爱国主义的文学作品的译介。据统计，政治方面，从1949年10月到1965年底，马、恩、列、斯著作总计出版395种，印行6909万册。文学方面，从1949年10月到1958年12月止，我国翻译出版的苏联（包括俄国）文学艺术作品3526种，占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艺术作品总数的65.8%之多，总印数8200.5万册，占整个外国文学译本总印数74.4%之多；科技方面，1951至1955年，5年间共计翻译出版外国科技图书3600多种，其中译自苏联的数量占70%。辞书方面，囿于原著、译者等因素，当时得以翻译出版的辞书仅有苏联的几本专科词典。
——摘编自卢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大译介出版活动》
材料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翻译、出版的作品数量剧增，涉及语种达五十多种。据中国版本图书馆资料统计，1978年至1990年，全国年均出版翻译作品2192种；1995年至2003年，翻译类新书（不包括重译和多版本译著）的数量高速增长，年均出版翻译作品超过一万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一些现当代通俗文学作品也逐渐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尼罗河上的惨案》《珍妮的肖像》《飘》《假如明天来临》等作品，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巨大的冲击，在读者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摘编自中国网评论《改革开放30年助推中国翻译史上第四次高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翻译事业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发展翻译事业对中国社会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