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古代社会有许多救助、济贫的思想，以国家的“民本”“仁政”和“大同”思想最为有名。《礼记》曰：“以保息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先秦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助的始源，奠定了中华民族救济的实践基础，如齐桓公时期采用的“赈孤寡，收贫病”。汉朝为穷人设立了专门的收容机关。唐宋时期，出现专门救助贫穷老人、病人、残疾人及孤儿机构。元明清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济的措施得以完备，出现了“问责”条文，民间救助得以发展。元明两代以养济院为主，另外还设安乐堂、栖流所、惠民药局等救助机构。
——摘编自诸葛至辉等《浅议我国古代的社会救助制度》
材料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了7亿多，贫困发生率下降为5.7%，实现了“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截至2015年年底，减少到了5575万人。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贫困标准逐年提高，贫困地区内部差距扩大，“绝对贫困”问题减少了，“相对贫困”问题却日益显著。在新常态下，传统的工作手段和方法已不适应中国新时期的扶贫要求，要打破禁锢思维，寻找新的突破口，就需要建立新的扶贫工作体系，而精准的贫困人口“进入-退出”制度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济贫实践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时期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取得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的君子文化博大精深，影响深远。“君子”初始含义是“君之子”，后引申为“贵族男子”和“统治者”。孔子是实现“君子”含义由“位”至“德”转化的关键人物。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礼记》中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参与治国被认为是君子成功的一个重要标识。古代君子严格遵守君臣、父子、夫妇人伦大道。《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自强是君子的内在特点。战国以后，“君子”的词义严格在道德层面稳定下来，忽视了出身、社会阶层和财产等因素，成为仁人志士政治实践、文化追求和道德践履的力量源泉。
——摘编自胡继明《君子——孔子的理想人格》
材料二 绅士风度是英国民族文化的外化，它是英国社会各阶层在向上流社会看齐的过程中，以贵族精神为基础，掺杂了各阶层的某些价值观念融合而成的。在英国，绅士对女士殷勤有礼。绅士对女性的尊重可追根溯源到中世纪骑士时代的情人崇拜，逐步形成“女士优先”的行为准则。英国绅士们喜欢风平浪静的经济生活和不紧不慢的生活节奏。舒适安逸的绅士风度成为英国人的一个弱点：对新生事物缺少敏锐的洞察力与宽容快速的接受能力，而且厌恶竞争。绅士最初指国王、王后、公、侯、伯、子、男等拥有爵位的贵族。19世纪，新兴的工业阶级和商人也跻身社会上层，成为绅士。
——摘编自蔡颖《浅议英国的绅士文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君子文化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其社会价值。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中国君子文化相比，英国绅士文化的不同之处，并分析造成英国绅士文化不同的原因。
3 . 材料 《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第一次使民族自决成为公认的国际准则。为了促进民族自决，《联合国宪章》专门列有“关于非自治领土之宣言”、“国际管制度”、“托管理事会”三章。对非自治领土(即殖民地)，宪章要求“按各领土及其人民特殊之环境，及其进化之阶段，发展自治”，而对于托管领土，宪章则明确要求应“增进其趋向自治或独立之逐渐发展”。宪章规定，联合国应监督前国联委任统治领土、与战败国脱离的殖民地、以及其他非自治领土上的人民实现自决的进展情况。联合国所提出的自治和自决原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面貌的改变。它为战后的非殖民化发出了信号提供了合法性，促进了世界的非殖民化进程。战后十余年间，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与此导向不无关系。
——摘编自王建朗《浅议二战后国际秩序设计的几个特点》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民族自决”成为国际准则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族自决”成为国际准则的影响。
材料一 一战期间，日货逐步取代欧货成为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原住民的重要消资品。如1915—1918年，日棉(棉纺织品)在印尼的输入额实现了成倍增长。与此同时，英属马来 西亚抵制日货运动演变为抢米风湖。印尼华商也逐渐展开正面的抵制日货运动。此时印尼的共产主义者则开辰暴力斗争。荷兰殖民当局向华人商会等组织施压。声明政府将严厉处罚与共产主义有关联的群体和组织。殖民当局惧怕华侨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正在组织全国哭工的“东印度社会民族联盟”(1920年改纽为东印度共产主义联盟，印尼共产免早期组织之一)结成联盟，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摘编自费俊英《近代海外华侨民族主义的多重面向——以荷居东印度中华商会兹创日货运动为倒的分析》
材料二 1945年8月5日前，日本殖民当局不断向印尼人灌输在“大东亚共荣图框架下许诺他们独立”的思想，以此争取印尼人的忠诚和屈服以便对两方殖民者展开“圣战”;8月5日后，日本人则宣称“日本与印尼的独立毫不相干”,声称假如卷入印尼的独立就会伤害自己的民族尊严，违抗盟军要求保持其政治现状的指令，进而扰乱本国的民族政治。1995年4月一名印尼民族革命的亲历者在东京大谷大学发表演讲称，张予印尼国家生命的弦立空言(1915年8月17日)完全是印度尼西亚人的事情，除了个别的同情者之外，日本当局仿佛就是一位漠然视之的旁观者而已。官方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赋予印尼人政治自由。1945年8月16日下午，苏加诺等印尼民族主义领导人无视日军同您与否.堤前逝请“独立筹务委员会”成员开会。
——摘编自梁展《普遍差异、殖民主义与未完成的共同体——本尼迪充待·安幽森约民族主义想象》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一战期间及战后初期，影响印尼民族民主运动的因素。并简评当时的印尼民族民主运动。(2)根据材料二，指出二战结束前夕日本侵略者对印尼独立态度的变化，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印尼取得独立的原因。
材料一 早在汉代，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就开始对朝鲜半岛产生影响。到了唐帝国时期，已经在东亚和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势力范围，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法系。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也都盛赞中国文明的优美与进步。13世纪的《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国王治国至公平，境内不见有人为恶，城中安宁，夜不闭户，房屋及层楼满陈宝贵商货于其中，而不虞其有失。”16世纪后半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来访开启了“中学西传”的进程，把作为中国文明本体的儒家学说传播到西方世界，在大革命前夜的欧洲大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公丕祥《19世纪之前的中外法律交往》
材料二 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在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但是，在英、法等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之间却不存在平等关系，而是隶属关系，宗主国的最高法院往往是殖民地法院的最高上诉法院。在公法领域，作为西方法治主要原则的人权和宪政从来没有真正移植到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中，在殖民地根本谈不上平等权、普选权。在私法领域，打开贸易壁垒是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殖民地的法律制度几乎都采取属人主义原则，即对殖民地占领当局实行宗主国的法律，而对殖民地的人民则实行殖民地法或者当地的习惯法、宗教法。
——摘编自朱景文《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道路》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原因。(2)据材料二、依据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简评西方国家在殖民地的法治行为。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中国与近代西方的法律文化外传过程有何显著不同。
材料 由于夏、商、西周朝代的共主与各诸侯国都是作为相对独立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并列存在，使得该时期的大一统主要体现在土地、民心层面，而秦统一六国则最终实现了制度层面的天下大一统。在此过程中，土地范围从中原地区不断向四方扩展，民心也更加凝聚到对共主的认同上，并在最终经历过春秋战国的重重洗礼之后实现了制度层面上从统一礼仪向建立秦朝中央集权体制的飞跃。……元朔五年，武帝令各地诸侯王在封地之内分封子弟，由中央政府给予名号。划分全国为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一人，直接代表皇帝监察十三州的二千石禄的高官乃至诸侯王。采用逐步将外廷权力转移至内廷的方法，一切文书、奏章、政令一概由内廷官吏执掌。在全国各地设盐官38处，铁官48处，均统归大司农管辖，直属中央政府。
——摘编自王宣华《先秦中原文化区域“大一统”秩序观及当代价值探析》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汉“大一统”局面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秦汉时期维护“大一统”的举措。
【美伊关系与经济制裁】
材料一 美伊关系的交恶始于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在此后40多年里，美国没有停止对伊朗的制裁，背后的原因是美国担心伊朗对其中东霸权带来威胁。美国对伊朗制裁的起点是1979年卡特政府下令停止对伊朗的石油进口，并冻结了伊朗政府在美国银行120亿美元的资产，此后历届美国政府大多维持或升级对伊制裁。到奥巴马政府时期，又借口伊朗研发核武器，美国联合部分主要国家对伊朗进行全方位制裁。美国政府对伊朗采取的金融制裁主要有以下两种手段：一是禁止伊朗进入国际金融体系。切断SWIFT系统（国际资金支付清算系统），使伊朗无法使用美元、欧元等进行跨境交易。制裁实施后伊朗石油出口量大减，GDP随之下降。二是冻结伊朗政府以及相关人员的银行资产。这不仅限制了经济运行，也引起伊朗人民的恐慌，对伊朗货币贬值和高通胀的预期进一步加速伊朗货币的贬值。
——摘编自陈华李鹏飞《美国对他国金融制裁的基础、路径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材料二 美国金融制裁明确地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它是针对完全不相干的第三国直接或间接地实施了强制性的惩罚措施迫使其断绝与目标国的经贸往来，而贸易自由本身就属于一国内政，不容许他人干涉；另一方面通过美国实施次级制裁体现出的对本国管辖权的任意扩张，特别是以各种理由对他国属地管辖的突破也凸显出对他国主权的侵犯。
——摘编自范晓波《美国金融制裁的基石与应对》
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评述美国滥用金融制裁打击伊朗的行为。材料一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阂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南宋统治者对南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权其酋长、使自镇抚”，建立土官统治，实行“以夷治夷”或“以夷治蛮”政策。辽、金建立政权后，逐步改变了对待异族掠夺与同化政策，承袭了“胡汉分治”与“因俗而治”，实行两种制度，“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金都实行了南北面官制、蕃律和汉律，还接受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和管理制度。元朝中央设宣政院管辖藏族地区事务，制定了“吐蕃刑律”，极大地密切了吐蕃地区与中央的关系。继南宋将澎湖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后，元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在北、西北地区设立羁縻卫所和屯田，以当地民族首领充任卫所长官。南方和西南地区，在土官制度基础上，发展成更加严密的土司制度。
——摘编自孙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认同”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辽宋夏金元时期国家治理的新举措及特点。
材料一 明清时代，皖南一域产生了大量的契约文书。在徽州当地， 一般民众之间的经济交往相当频繁，田土交易推收过割，以及乡土社会秩序之维持，在很大程度上以“契约和理性”来支撑，即使是亲族之间也不例外。明清以来的徽州遗留下的大量文书，除契约文书之外，还有 日记、书信(包括原件、信底及活套)、账册、杂抄(“碎锦”“杂录”)、启蒙读物、日用类书和诉讼 案卷等，几乎涵盖了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徽州在传统上属于诉讼频繁的“健讼”之地，围绕着各类土地、房产、赋役以及人身依附关系的文书，作为发生纠纷和诉讼时的有力证据，有长时期保存之必要；再加上“敬惜字纸”之观念深入人心，巨量徽州契约文书得以留存。
材料二 海外也零星可见徽州文书之收藏。如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明代歙县方氏信函七百通(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作为书法艺术珍品流入美国);英国的档案中有一些徽州茶商的资料；日本长崎等地，保留了一些徽州海商的文书。日本其他的一些机构也保留有少量徽州文书，但其整体收藏的情况还不是非常清楚。
材料三 20世纪50年代，有日本学者提出：古代徽商的海外贸易活动的巅峰在明中后期，徽州海商在明末以后走向衰落，到清朝时，徽商则倾其全力经营国内商业。1984年，有学者利用中日(官方)交涉中的海事资料，揭示了清代徽商利用沿海来扩大其商业范围，并以巨额资本从事海外贸易的事实。1999年，有学者广泛搜集中日两国的文集、笔记、随笔、碑刻、族谱和尺牍等资料，并从中寻找徽州海商的印记，得出在清代(太平天国运动前)的东亚，徽州海商仍然极为活跃的结论。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振忠《徽州文书的世界》
(1)根据材料一，分析明清时期徽州文书大量存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海外收藏的徽州文书的史料价值。
(3)根据材料三，指出20世纪下半叶学术界关于徽州海商的争议焦点，并综合上述材料及所学知识，具体说明史料辨析在史学争鸣中的作用。
材料一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一届参议会。到会的参议员有145人，共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和无党派人士；有工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有商人、地主、富农的代表。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期间，边区参议会参议员、边区政府副主席、无党派人士李鼎铭等11人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得到参议会表决通过。1943年1月29日，西北局召集政府和参议会常驻议员中的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向他们通报了西北局高干会的情况，并听取他们的批评与意见。《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文规定：人民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的权利。在各级参议会开会的时候，人民大胆地批评政府，积极提出意见。
——摘编自薛锋、贾民伟《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的人民性论析》
材料二 1948年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一致要求民主、和平，反对独裁、内战，赞成、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函李济深、沈钧儒：在当前的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至此，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就筹备召开新政协的有关事项取得一致意见，并成为新政协筹备与召开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摘编自崔利宏、樊祎冰《西柏坡时期协商民主实践及当代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三三制”政权建设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协商民主的历史背景及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共产党探索民主化道路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