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中国船）比较大一些的船只有十三个货舱，就是船里面的隔间，都是用硬木板装隔的，跟船壳紧密地钉在一起。如果船只发生意外，忽然触礁或者受到鲸鱼的撞击而产生漏洞海水就从破洞流进船舱船员一旦发现漏洞，立即把货物搬到别的舱里。由于这种舱隔绝得十分严密，所以一个舱进水，并不影响其他的船舱。等船员把损坏的地方修复以后，货物仍可搬回原处。

——【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

材料三   1787年，美国著名科学家富兰克林在关于美国和法国之间的邮船计划的信里写着：“它们的货舱照中国的方法分隔成各别的舱区，并且把每个舱区都腻缝紧密，以免进水，似乎并没有不方便的地方。”英国的本瑟姆曾经考察过中国的船舶结构，并且对欧洲的造船学作了改进，引进了中国的水密隔舱结构。1795年，本瑟姆受英国皇家海军的委托，设计并且改造了六艘新型的船只。在他所写的论文中说他所造的船“有增加强度的隔板，它们可以保护船只，免得进水而沉没，正像现在中国人做的一样”。

——摘编自金秋鹏《中国古代的造船和航海》

1900年，马应彪吸纳12位股东共计2.5万元，在香港创立先施百货公司，自己以大股东身份担任司理。他采用“不二价”（明码实价）销售模式，并想效仿英国商店雇佣女售货员的方式，但女性抛头露面站柜台有违传统，无人应聘，其妻亲自上柜台售货。

1912年和1917年，马应彪先后在广州和上海也建立了先施百货公司，除了购物场所，还设有照相馆、餐厅、电影院等。百货公司营业盛况空前，消费者络绎不绝。

——摘编自桢淳《华侨在中国最早创办的百货公司》等

材料一   19世纪末，英国在华势力范围以长江流域为主，遍及多个省区，在列强中位居首位。沙俄在黑龙江、吉林境内建筑铁路以达海参眼，并取得东北境内铁路沿线地区内的行政权、警察权和开矿权。这样，包括辽东半岛在内的整个东北便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德皇威廉二世曾发布命令：“胶州湾领土，归德意志帝国所占有。”法国逐渐将西南三省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要求清政府作出承诺“日后拟在福建省内兴造铁路……当先向日本政府筹商”，主张“将浙江划归我势力范围”“其界限应达到江西，抑或涉及浙江及江西之一部”。美国三次向英法德日等国申明“门户开放”的主张：对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加干涉；各国货物，一律按中国政府现行税率征收关税；各国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对他国船只、货物运费等不得征收高于本国的费用。

——摘编自王云红《势力范围：一个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二   针对帝国主义疯狂掠夺在华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中国人民展开了收回利权的爱国运动。美国合兴公司攫取粤汉路权之后，违约将股票转让给比利时银行团。湖南、湖北、广东人民要求“废约自办”，声势浩大，迫使美国合兴公司作出让步。在勒索六百多万美元赎款后，合兴公司同意废约。江浙人民则为收回苏杭甬（甬，即宁波）路权，和英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自行集款筑路。清政府先是执意向英国借款修筑，遭到两省人民的坚决反对。后来怕激起“民变”，将英国借款移作别用，允许苏杭甬铁路归为商办。山西人民为了从英国福公司手中收回采矿权，经过反复谈判，在偿付赎款后收回了平定、盂县、潞安、泽州的煤铁开采权。运动中，还收回另外一些路矿的部分权益。帝国主义尽管不甘心吐出既得利益，但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不得不稍稍改变策略，在勒索大量赎款以后，交回部分利权，以缓和中国人民的反抗。

——摘编自战逸《清史》

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国家礼仪，政府对各种礼仪的内容都有统一要求，抑制了仪法多元各行其是的现象，《史记》记载西汉初年朝廷上“群臣饮酒争功”,刘邦命叔孙通制订了朝拜礼仪，后来进行岁首大典时，“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敬酒)”,刘邦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在中国影响下，古代东亚地区事实上也形成了一个“礼文化圈”。

——摘编自胡新生《礼制的特性与中国文化的礼制印记》等

材料二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等国要求按条约规定及国际惯例，派使节觐见清帝呈递国书，但此后十几年清廷一直阻止使节觐见。1873年，外国驻华公使向清廷发出照会，要求觐见同治帝。随后围绕礼仪问题几经交涉，最终商定公使以鞠躬礼觐见。以下是描述觐见的两则笔记：

材料一   罗马的治国思路是只管上层，不管基层。罗马帝国，只是环地中海的上层精英大联合，基层群众从来不曾被囊括其中，更谈不上融合相通。罗马的行省中，只有贵族、官僚能说拉丁语，基层群众基本上不会拉丁文。一旦上层崩盘，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把罗马抛到九霄云外。

材料二   秦汉完成了“从封建到郡县”，打通了上层与基层，创立了县乡两级的基层文官体系。由官府从基层征召人才，经过严格考核后派遣到地方全面管理税收、民政、司法和文教，将不同地区的基层人民整合起来，聚合成一个大文化共同体。即便中央政权崩塌，基层的人民还能看懂同样的文字，遵循同样的道德，理解同样的文化。

材料三   秦汉与罗马，都对后世具有独特价值。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政治基因，而中国“秦汉之世，实古今转变之大关键也”。这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

——以上均摘编自潘岳《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序言

材料一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占领区人民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成热血青年革命者的“圣地”。党中央及时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把发展抗日的革命文化运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先后创办起来，培养了大批干部。同时，加强党报党刊、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等舆论阵地建设，大力发展文学创作和戏剧演出。1940年9月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专门机构。根据地还重视初等教育工作，因陋就简地创办中、小学校。

材料二   21世纪党和政府领导的文化建设（部分）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中国共产党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