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作为“上帝的使者”兼“文化大使”的耶稣会士，直接在中西双方架设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就来华的耶稣会士而言，当他们面对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国家统一，经济与军事实力相对较强大的东方大国，而明智地认识到，唯有遵循“恪守中国的法度”礼俗，方能有在华立足安身的机遇。大量西书的传入，使得明末清初出现译书热潮，这些译著是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吸纳和摄取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源泉。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输入欧洲，儒家思想在欧洲广为流传，对当时法国启蒙运动影响极为深刻。入清以后，清帝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为维护“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和“天朝上国”的地位，清廷竭力推崇明末以来逐渐形成的“西学中源”观念。1837年后，为清廷效力的传教士遂告绝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遂归于漫长的沉寂。
—摘编自马骏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质》
材料二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曾经派遣使团来到中国，以期达到通商的目的，而乾隆皇帝却拒绝了这一使团有关开商埠减课税的要求，理由是天朝物产丰盛，没有与他国通商的需要。回顾两者的社会背景，英国此时是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仍然留在封建社会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中。英国屡次派遣使团来华的过程中，都在觐见皇帝之时发生冲突，即三跪九叩之礼。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廷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觉醒，开始了解、接受西方文化，更全面地关注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地理历史、科学技术、经济贸易等。这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力，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转型。
—摘编自赵君尧《鸦片战争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之际西学传入对中国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对西方文化态度的转变及原因。
材料一 王朝国家体制下，新兴农民以名田为基础，强化了对土地的所有权，在不断的阶级分化中，其中的佼佼者最终成长为日本中世的中坚力量，即领主阶层。这些新兴的领主阶层一边抵抗着来自于君主的强硬的干涉，一边加强对土地的所有权。即使律令国家的基础已经崩塌，但遗留下来的影响过于强大，这些开创新时代的阶层不得不寄生于王朝国家中，利用国家的权威支配农民阶层，扩大势力。到了12世纪末的源平之战时，源氏和平氏组织起来的武力集团几乎都由职业性武士组成，他们与处在顶端的武家统领以土地契约为媒介结成主从关系，这种以等级制度为轴心构建的战斗组织才是中世性质的武士团，这种集团具有强烈的团结意识。1192年，源赖朝建立起镰仓幕府，日本正式进入武士阶级专政时期。
——摘编自郭娜《日本武士阶级源流论考》
材料二 将军—大名—武士，这种自上而下结成的主从关系，是幕藩体制下武士阶级内部关系的主轴，忠与义，是这一关系里最核心的思想，即所谓：“顾其身，得主人，尽奉公之忠，交友厚信，慎独身，专于义。”江户时代，由于幕府严禁各藩间往来，藩国之间各自为政，互不沟通，藩内武士的家名、家禄、家业均具有世袭性质，一身一家的荣辱与藩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藩即家即国，对于一般武士如此，对于藩主也是如此。江户中期以后，“义”这一概念普遍流行，武士阶级由对于具体主君的忠诚转化为对主君地位的忠诚，“藩国”这一“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人之天下”，这就意味着藩主和臣下同样对天下兴亡负有责任。按照人（社会）与自然秩序合一的法则即秩序合理主义来排列社会秩序，这是武士阶级价值伦理的基本特征。这一法则在阶级内部的价值观念上表现在对天皇—将军—大名多元并存状态的认可和等级高下的排定，在阶级间的伦理观念上则表现为对士农工商诸阶级多元并存状态的认可和荣卑秩序的排列。
——摘编自李文《日本武士阶级价值观念的基本层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武士阶层专政形成的条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日本武士阶级的价值观念。
材料 19世纪英国女子教育存在着性别不平等的现象。男性主导了全日制初等教育领域，社会和父母更重视男孩子的教育，高等教育就是男性的特权。与男生相比，女生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坚持女子教育目标要与“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相一致。女子教育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音乐、跳舞和绘画等课程。从事教师行业一般都是未婚女性的权宜之计，但是对于男性教师却没有这样的限制。
19世纪英国女子教育也呈现出大众化的特征。工业革命造就了大批妇女劳动力，政府也通过诸多立法保障女子教育的实施。1847年，英国议会通过《十小时工作法》以后，伯明翰地区又出现专门为女工开设的夜校；1869年，议会通过《捐款学校法》，明确指出女子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19世纪女子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发展都提高了妇女的文化素质，从而推动女权运动的发展。
——摘编自贺鹭《十九世纪英国女子教育的保守与革新》
(1)据材料，概括19世纪英国女子教育性别不平等的表现。(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英国女子教育呈现大众化的原因及影响。
材料一 埃及《宪法》体现了阿拉伯语在埃及的主体地位和不可替代性。但在实际生活中，埃及方言和英语的应用非常普遍，尤其是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印度从20世纪70年代起，每年用印地语、孟加拉语、泰米尔语等30多种语言生产700多部影片，产量一直居世界第一，被称为“电影王国”。
——摘编自裔昭印等《世界文化史》
材料二 汉字的传入和广泛使用，结束了朝鲜半岛和日本没有文字的历史，对朝鲜半岛和日本文化的建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进一步促进了东亚各国全方位的相互交流，带动东亚区域进入了人类历史的文明时代。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曾说：“倘若没有汉字的影响，东亚必然不会成为世界文明中如此独特的一个整体。”
——李铭娜《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衰退与重建》
材料三 在拉丁美洲，西班牙语的普及推广极好地有助于西班牙在当地的殖民统治，也需要对土著文化多样性的消失承担不小的责任……英语作为英格兰的民族语言，与英国在近现代作为民族国家兴起和发展同步；英语霸权的确立，与英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霸权的确立同步。因而与西方历史上的拉丁语不同，也与东方历史上的阿拉伯语、汉语等不同，英语霸权从一开始便是作为民族国家语言霸权确立起来的，其与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密切相关。……法国人也一贯以一种防御性的姿态抵制英语的霸权，在战后的西方，骄傲的法兰西可以说是对美国霸权下最大的刺头。
——摘编自维舟《语言与文化霸权》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分别指出埃及和印度的官方语言，并概括二战后新兴民族国家实现文化复兴的有利条件。
(2)综合材料一二三，拟定一个具体论题，围绕论题并运用相关史实加以论述，写一则历史短文。（要求：论题明确，史实准确，条理清晰，表述成文）。
材料一 古希腊人在从事商品经济的过程中需要与外界不断地交流，这要求人们具有较强的对外交往能力。一般说来，古希腊人对外交往能力越强，其理性越发达。苏格拉底认为知识本身就是理性，普遍意义的知识即为普遍的理性。在教育上正是由于知识是理性的、普遍的真理，因而传授理性知识应成为教育教学的最高目的。公民的理性培养可以通过参与城邦的公共生活，如公民大会、公民法庭、剧院、市政广场等获得相关的教育和知识。
—摘编自张斌贤《外国教育史》等
材料二 西欧中世纪早期的教育主要在修道院里进行。学生进入学校后，就像修道士在修道院中一样，必须讲拉丁语。在学习文化和阅读的同时，学生还要学会唱歌，这是为了参加圣事时能够准确地唱诗。进一步的文化学习是阅读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人的史诗和一些基督教诗人的诗歌。修道院学校也像古希腊那样教授修辞学，但并不注重演说技巧的训练，主要是学习写作，如撰写修道院日志、法律文书等。代数仍旧使用古希腊和罗马的著作。音乐主要是学习古希腊的音乐理论。代数、几何和天文在修道院学校中很重要，因为它们可用来计算基督教中那些日期不确定的节日。
—摘编自王挺之《欧洲中世纪的教育》
(1)根据材料一，指出古希腊教育思想最显著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特征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欧洲修道院学校教育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文化影响。
材料一中国古代军事人才的培养与选任随时代变化而不断调整。西周“六艺”重视射、御。唐代设立武举，测试骑射、负重等。两宋至明代都延续武举，并设置武学。
就武举而言，两宋“以策（论）为去留，弓马为高下”，“凡武举，始试义、策于秘阁，武艺则试于殿前司，及殿试，则又试骑射及策”。由于统治者重文轻武，宋代士人有能力应进士举者，不屑于应武举。明弘治六年（1493）规定，武举“六岁一行，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许骑射”。然而明代武职多荫袭，武举只是补充形式。
就武学而论，宋代武学“设教授以文武臣熟知兵事者充任……视看人材、试验弓马，合格者始许入学”。其教学内容除弓马武艺外，尤其重视“习诸家兵法，教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明代武学则增加了《论语》《孟子》等作为主要教材。
——据《宋史》《明史》等
材料二“以弧矢定天下”的清王朝，武举渐以骑射、技勇为重。嘉庆年间改策论为默写武经百余字即合格。而武官选任则以行伍出身为正途，武举出身次之。就军事教育而言，清廷不再专设武学，而是在官学设立武学教习教授生员。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先后创办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新式学堂。其课程主要教授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新式炮台和营垒的构筑方法等工程技术。编练的新军按才学品行优劣、训练勤惰、考核成绩高低决定赏罚，排以上的军官须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
——摘编自《中国大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明武举的共同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阐述从宋明到清代军事人才培养与选任的变化及原因。
材料一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北上与齐、晋争霸，开凿了沟通长江与淮河的邗沟运河。后来，在平定了江南的陈朝后，隋炀帝重新疏浚邗沟，作为大运河的一部分，使政府得以有效地控制江南。隋、唐政权还大力兴修关中黄河（渭河）支流通向长安的运河，如广通渠等；北宋政权围绕首都开封呈放射状修凿运河；元朝通过开凿山东会通河段和北京通惠河段，将大运河东西走向的河段裁弯取直。
材料二 1842年6月，英国军舰进攻吴淞口炮台，攻陷后溯长江而上，长驱直入，很快占领镇江。英军沿长江一线，拦截漕船，掠夺商船，完全控制了扬州与镇江之间的长江航线，大运河漕运被迫中断，京师粮食供应紧张。不久，清政府被迫求和，并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甲午战争期间，由于大运河的中断，从广东等南方军工基地往天津运输军火遭遇极大困难，战机因此被贻误，洋务新政的部分成果难以被用于支援前线军队。
——以上材料均整理自吕娟《中国大运河河道变迁基本脉络及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上影响运河兴废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清政府在两场战争中的失败与大运河的关系，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
| 时间 | 日本轮船运输业在华发展概况 |
| 1875年 | 一家邮轮公司开通了每周一次的上海航线。这是该公司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也是面对中国的第一条航线。 |
| 1896年 | 日商通过设立在上海的大东新利洋行开拓了环绕上海、苏州、杭州的三角内河航线。 |
| 1902年 | 大阪商船公司开通了从大阪出发，途经上海，抵达中国内陆地区的汉口、杭州的航线。接着，湖南轮船公司成立，航线是从汉口出发的，过湘江抵达长沙。 |
| 1907年 | 新成立的日清轮船公司吸收了大东轮船公司，湖南轮船公司、大阪商船公司（长江航线）、日本邮轮公司（长江航线）运管至1945年。 |
| 1937年8月1日 | 日清轮船公司关闭了大部分在华办事处，天津办事处仍保留原样。 |
——摘编自[日]松浦章《近代中国与日本的轮船公司》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日本轮船公司在华得以运行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日本轮船公司在华运行对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 “科学救国”思想萌芽于林则徐的“师敌之长技以制敌”和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接受、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和魏源的“科学救国”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使之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主流思想。
——摘编自杨怀中《洋务派“科学救国”思想及其对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材料二 甲午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再一次群狼聚餐般地要“瓜分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朝野上下再一次认识到没有强盛的国力就难以抵御强敌的入侵，只有振兴实业才能救中国于危亡之中。这种思想的认知和传播带来了民族工商业的兴盛，中国实业界喊出了"振兴工业”的口号，由此掀起了“设厂自救”的热潮。
——摘编自汪波《关于近代创业救国思想和行动的再认识》
(1)结合时代背景，简析材料一、二中两种救国思想形成的各自原因。
(2)综合上述材料，对近代中国救国思想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 汉代，儒家以礼作为区分社会等级的行为标准，主张德主刑辅，立法是保证礼得以实施的强制手段，并将道德教化作为执法目的。至魏晋，法典都由当时造诣极深的儒者制定，杜预、张裴曾分别注释晋律，经晋武帝“诏班天下”，后世称为“张杜律”，使儒家思想法律条文化。隋唐时期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 完成阶段，《唐律》把大量道德规范转化成法律规范，用法律手段来惩罚所谓的不道德行为，最终完成了 法律儒学化、礼教法典化。古代法律的儒学化起到了法律规范与普及的作用，为后世中华法系的最终形成奠定基础，并对周边国家产生深远影响。而教化为先，以人为本的独特法律思想也具有现实意义。
——摘编自周导杰《立法、司法、守法视域的中国古代法律儒学化》等
材料二 公元4世纪后，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罗马法的发展也受到了基督教影响：衡平法的产生为以后人权平等的观念莫定基础，而罗马法的系统化也被认为是体现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必由之路。至中世纪，在政教权力斗争的过程中，法律被认为等同于神的理性，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得法律具有宗教一样的内在神圣性，这种神圣性使法律至上、法律被信仰能够成为现实，还促成了西方以分权和制衡为核心的宪政制度。基督教所强调的“倚靠神而不依靠人”的观念，也为非人治以及法治奠定了思想基础。
宗教改革后，平等、自由观念等新教精神也深深浸润在近代法律之中，这些教义和近代法律一道成为建立国富民强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总之，基督教与西方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的发展有着紧密联系，并对近代西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摘编自柴英《基督教对西方法律的给养》等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中西法律演变历程中体现的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西法律演变的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