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哥伦布之后，亿万年来相互分离的生态系统开始相遇融合，形成了“哥伦布大交换”，掀起了动植物以及人种的迁移融合狂潮。这一交换将玉米带到了非洲，将番薯带到了东亚，将马和苹果带到了美洲，将大黄和桉树带到了欧洲，同时也交换了一些不那么常见的生物。欧洲人所做的只是将大部分美洲和亚洲，以及小部分非洲改造成欧洲的生态版本，从而让他们这些外来人口更舒适地享用这块新土地。欧洲人的远征和扩张促成了全球生物物种的混杂、交换和融合，最终导致各大洲的生物种类越来越相似，同一化程度加深。
——摘编自【美】查尔斯·曼恩《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
材料二 新大陆的猪、马、牛、羊等大牲畜，也是从旧大陆引进的。时人戏称：有三大动物引领着大征服——西班牙贵族、猪和马。在土著人口纷纷死于病菌时，猪却大量繁殖。殖民者随处放养的猪，几乎是他们早期的唯一肉类来源，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马为欧洲人在与印第安人的战斗中赢得了一定的军事优势。马作为畜力的使用，改变了新大陆以人力为主的劳动模式，影响深远。
——摘编自武寅主编《简明世界历史读本》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哥伦布大交换”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全球物种交换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西周建立后，所开创的一系列崭新制度，极大地推动了商周时期制度文化的变迁。西周初年，所推行的封邦建国制度和一套颇为严格的宗法制度，在《左传》等古代文献中有较为明确的记载。除此之外，王国维先生还曾指出：“同姓不婚之制，实自周始”，随着先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王氏的论断已逐渐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殷周之际，制度文化方面，在商代天帝崇拜观念逐渐淡去的同时，独具现实关怀和实践理性的礼制文化日臻完善，“周之文化，以礼为渊海”。西周时期，逐渐实现的由神本向人本的过渡，其价值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西周制度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
——摘编自周书灿《论周初的制度建设与文化变迁》
材料二 周秦之际，国家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周政、秦政这两种“治道”对周秦以后的制度变迁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西周初年，在周公的主持下，厘定出一套完整的行为规范，并确立了与之相适应的“礼治”原则。秦统一后，经过激烈辩论，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继续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治国路线。据学者指出，西周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确立以宗法制为基础的族权与王权的二元结合体制，而“周秦之变”，变的就是作为国家社会二元一体基础的西周宗法制，从而使国家从宗族的躯壳中挣脱出来，建立起独立的政治系统。
——摘编自代云《黄河与中国历史上的周秦之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周初制度建设的措施，并指出殷周之际制度文化变迁的基本趋势。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周秦之变在政治上的表现，并指出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材料一 光绪九年（18年），康有为“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志、诸人游记皆涉焉”。光绪十七年（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始讲学。他的讲学内容主要是“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他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之外，增加了“经世之学”，以“通变宜民”。他认为孔子“因时立教”，“天下道术至众”，而应“以孔子为折衷”。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陈独秀以《新青年》杂志为载体，以青年群体为对象，以法兰西文明为标杆，以民主、科学为利器，以伦理、文学、教育、社会等革命为内容，指出：“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的旧思想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
——摘编自徐光寿《陈独秀与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有为与陈独秀思想的共性，并分析康有为思想的特点以及对其特点做一简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康有为的思想相比，陈独秀思想的明显不同之处，并简述不同之处产生的原因。
材料 为贯彻落实理财改革的各项条目，适应审核环境变化，高效处理政务，元世祖时期的理财宰相卢世荣实施了一系列行政改革：
①提高行政效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变革原有不适用的管理、执行方式。
②调整体制结构。精简机构，新增理财部门，改革内部体制和组织结构，重新配置权力。
③官员任命考核。剔除了世俗眼光，不问出身门第，选任有才能的人，体现出他任人唯贤的实用主义原则。官员升迁考核一律按照规章制度严格执行，整顿吏治，确立规范的人事制度。
④改善官员待遇。期望在不增加财政和百姓的负担的情况下，收取市场管理费，按比例抽取佣金，增加官员俸禄，杜绝贪污，妥善处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摘编自吴晶晶等《元代卢世荣理财改革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卢世荣行政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卢世荣行政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重商主义萌生于洋务运动时期，倡导者以早期改良派为主，也包括洋务派的开明官僚。他们积极探求抵制列强商品输出的有效途径，在反思传统“重农抑商”经济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士商平等”“商战固本”和“以商立国”为中心的一系列反抗传统和外来侵略性质的重商主义思想，但实际成效不大。直到甲午战后，清廷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发展商业作为立国的出路，企图依靠资产阶级来解脱当前的厄境。于是1903年清政府设立了专门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国家机构——商部，之后又颁布公司法和破产法，各大城市相继成立商会，而且清政府还调节官商关系，制定商律，抑制官吏勒索商人的陋习。清廷还颁布《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对投资者给奖做了更加详细的规定。清廷对商业的提倡和扶持，促进了20世纪初工商业的发展。
——摘编自张步先《晚清重商主义探析》
材料二 王韬分析了通商的好处，大胆得出“恃商为国本”的结论，彻底抛弃了“商为末业”的传统观念。薛福成认为当今之世已发生剧变，要富强则必须以“工商为先”。清朝统治者在此问题上的思想也逐渐开化，在上谕中认可“工商之业，为富国之本”。重商思想所包含的近代思想观念，改变了中国人在农业生产方式下的传统思维模式和习惯，形成了近代的竞争开放观念，刺激了价值观念的更新，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思想解放的作用。当重商思潮取代“抑商”思想，成为晚清经济思想的主流后，促进了工商业的大踏步的向前发展，并为工商业的发展注入了许多现代性的因素。同时，随着晚清重商思潮影响的扩大，最终向上延伸到政治制度层面，促成统治阶级对国家机构作出调整，在中央设立了一个负责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专门机构来实施对近代新型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行政管理。这表明传统的政府职能开始发生转变。
——摘编自赵筱侠《论晚清重商思想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中国重商主义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重商思想兴起和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康熙时，江、浙、闽、粤四地的开关和雍正时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与俄罗斯、朝鲜、越南和南洋各地以及部分欧美国家都有频繁的商业往来，输出的商品一般以棉布、丝绸、瓷器、铁锅、茶、糖为大宗，进口的商品则是哆罗呢、哔吱、玻璃、珊瑚和各种香料、海味等奢侈品。在嘉庆以前，清朝在国际贸易上始终保持出超的地位。
——摘编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
材料二 近代中外贸易以正当商品的贸易为主，还夹杂有鸦片贸易。在1871-1936年间中外贸易中，进口的棉布从30.5%下降到1.5%，钢铁从0.9%上升到13.2%，机械工具从零上升到6.4%；出口的茶叶由52.7%下降到4.3%，棉纱及棉织品由无上升到3.0%。尽管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结构极不平衡，但这种不平衡的中外贸易仍对中国近代化起了不可否认的刺激和促进作用。
——摘编自朱秀琴等《略论近代中外贸易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
材料三 1978—199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由206.4亿美元增长到1356.3亿美元，出口和进口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6.6%和14.6%。2002—2008年，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速达26.7%，其中出口27.9%，进口25.1%。自2001年开始，中国外贸顺差逐年扩大，至2008年已达到2954.6亿美元。
——摘编自《新中国60周年经济史记之对外贸易》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朝前期外贸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国外贸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积极作用。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一说你对外贸发展的认识。
材料 马克思曾经在1859年1月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说过：“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
——摘编自吴苑华、吴妍林《被祛除误读而走向澄明的恩格斯——论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身份》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在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上马恩走的两条道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贡献。
材料一 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包括4个王国、6个大公国、5个公爵领地、7个侯爵领地、3个自由市、1个直辖地。4月16日，新选出的国会通过帝国宪法，确定各邦可以保有一些自治权。帝国元首是“德意志皇帝”，由普鲁士国王担任，集中了国家的巨大权力。首相主持帝国政府，“由皇帝任命”而不是由议会选举。立法权属帝国国会和联邦议会，议会的实际权力很小。
——摘编自【德】史蒂文·奥茨门特《德国史》
材料二 法国虽采纳内阁制，但内阁力量脆弱，议会权力很大，议员行使职权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在形式上，法国内阁成员是总统的官员，实际上内阁组成后即向议会报告施政方针，以便取得众议院的“信任”。议会如果投不信任票，内阁即需提出辞职，并重新组阁。法国总统非经议会两院同意，不准宣布战争。总统由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选出后，不得提前罢免，除了叛国罪外，不对任何罪行负责。
——摘编自游盛华《从1875年宪法看第三共和国政治生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德法两国形成不同政治体制的原因。
材料一 北朝时期，富有的宗族成员对于贫困族众的赈济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救恤族中孤弱和单寒亲友，包括资助贫困族人婚丧嫁娶以及维持日常生活，赡养族中孤老疾弱，抚育那些幼年失怙的子侄等。其二，战乱和凶荒之年存恤贫者，如房景远“重然诺，好施与，频岁凶俭，分赡宗亲”。由宗族发起的社会救济，看似一视同仁，实际上并非如此，救济的主体同客体之间有亲疏远近之别，由近亲及远亲，拥有血缘和亲缘关系的人排在前，如有余力，则依次惠及旁人。具体的实践中，由于救济者的经济实力，救济也不是无限度地进行，在限度与承受能力之外，赈济的力度与辐射范围逐级递减。
——摘编自邵正坤《北朝的宗族与社会救济》
材料二 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孙中山特别规定：对于“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工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植垦荒，以均地力”，国家将“严定田赋税收之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征收”。对于广大工人，“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其余如养老育儿、普及教育、抚恤残疾等，“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
——摘编自周兴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具体内涵》
材料三 中国在脱贫攻坚实践中，积极借鉴国际经验，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提出并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中共十八大以来，经过8年持续奋斗，到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朝宗族社会救济的主要特点。
(2)根据二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国民党一大减贫政策的背景并分析其主要目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时期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意义，并综合上述材料谈一谈你对社会救济的认识。
材料 刘晏改革漕运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废除派役，实行雇佣制，变民运为官运，改强迫劳役制为雇佣劳动，即由国家经营转运粮食的业务，政府用榷盐所取得的丰厚的收入的一部分雇船工水手转运，付给他们可观的工资，对提前完成任务……的水手给以优惠的奖励。刘晏还把招募来的船工水手组织起来，采用军事化管理办法，派部属卒每船30人，十船为纲，设立纲吏督押，派将士护送，防备沿途偷盗掠掳，确保安全运输。这样改革的结果是……每年多达110万石……从江淮运到关中，只需40余天。损失大为减少，竟“无升斗溺者”……每斗价格比以前减少了十五钱。刘晏改民运为官运，没有强制征用一个老百姓服劳役，史称“不发丁男，不劳郡县”。
——摘编自周道生《论刘晏的经济改革及其历史意义》
(1)根据材料，归纳刘晏漕运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刘晏漕运改革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