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国营黄泛区农场小麦的丰产，黄泛区形成于1938年河南中牟县黄河的决口。国营黄泛区农场建立于1950年秋天，全场土地分布在河南西华县南部和扶沟县西北部。那里气候良好，土壤大部分是黄河淤积土，地势平坦集中。在1951年麦收时，农场组织了麦收指挥部，拟订了详细的麦收计划，全场各单位，直到生产小组，都按照统一的计划来制订计划和工作进度，做好拖拉机和康拜因（联合收割机）的检修、运输工具的配备和康拜因试割等准备工作。在1951年的麦收、夏耕和秋种中，全场职工展开爱国主义丰产竞赛运动，如屡夺红旗的孙海山康拜因小组利用六号拖拉机康拜因收麦，创造了二十四小时收割小麦79050斤的新纪录。

在8450亩土地上，农场每亩平均达到209斤的高额产量。比较河南全省总平均产量高出一倍，比较附近农民亩产量高出百分之四十。农场的丰产成绩，使附近的农民开始看到中国农业的美好远景。他们纷纷组织起来，学习采用农场的农业科学技术。

——据李春桂柳培良《国营黄泛区农场创造了小麦的大面积高额产量》，《人民日报》，1952年2月28日

材料一   18世纪的英国农业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史称“农业革命”，成为英国成功“起飞”的要素。“光荣革命”后议会以立法形式推动圈地，使土地高度集中于贵族等大土地所有者手中，农场的规模不断扩大。大土地所有者利用其资金和技术优势，对土地进行改良，使用新工具和技术、引进新作物品种，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例如铁犁、收割机、脱粒机等农业工具和机械逐步推广，引进了马铃薯、甜菜、甘蓝、三叶草等作物，增强土地肥力，化解冬春季节牲畜饲料短缺的问题，促进畜牧业的发展。据统计，18世纪上半叶，英国的谷物产量增幅达到11%，保障粮食的充足供应，还有部分谷物出口。羊毛产量从1695年的4000 万吨增长到1805年的9400万吨。大地产者、贵族还将土地的收益投入到运河的建设，开发矿山等经营活动中。小农无力进行这些改良，被逐渐驱逐出市场，慢慢的破产了，从而沦为农业工人或城镇劳工。

—摘编整理自钱乘旦《英国通史：第四卷转型时期》

材料二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本文以“信念—目标—情境—工具”这一路径来解读近代中国城乡关系演变。国家信念决定国家战略与发展目标，不同的情境和阶段性目标决定不同的制度安排；而不同发展阶段目标的转换、情境的变动以及工具的更替则归结为制度变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城乡关系演变如下图所示。

—摘编自张露《中国工农城乡关系：历史演进、基本经验与调整策略》

材料一：北京故宫是体现中国古代儒家礼制的最佳样本。在总体布局上最接近《周礼·考工记》中“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王城规划思想。天子居中而立，象征四方一统，天下归心。历代帝王“以孝治天下”，尊祖孝亲的观念体现在修建太庙、奉先殿等祭奉先人之堂庙。宫殿的布局礼序，通过建筑群的组合，形成有中心、有拱卫、有主有从、左辅右弼的空间系列，以体现天子至尊。紫禁城中的单体建筑，台基形式、丹陛桥、房顶形式、建筑彩画等，因为用途和使用者的身份不同，也有着不可逾越的等级规制。紫禁城特有的装饰和内部陈设具有展示皇家威仪、气派和区分建筑等级的作用。

——摘编自张加勉《解读故宫：一座宫殿的历史和建筑》

材料二：故宫文化延续近500年，既有对更为久远的中国封建社会皇家文化的传承，又有其新的发展特点，虽然其间有变异，但相对来说有着稳定性，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的主流文化，同时更带有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一方面，故宫文化是以皇帝、皇宫、皇权为核心的帝王文化、或者说是宫廷文化，国运兴衰、帝王品位以及典章制度的变化，都可从皇家文化的嬗递中探求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另一方面，故宫文化是有生命的活的文化。它承袭着传统文化又接续着现代文明，经历了蜕变的故宫，以博物院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故宫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历史的，也是未来的。

——摘编自郑欣淼：《多维视域中的故宫学——范畴、理念与方法》

材料一   早期的资本主义商业离不开战争，达·伽马屠杀了阿拉伯人、印度人——为了垄断香料贸易，香料战争使香料成了飘散着血腥的香味。“肉豆蔻树（它也可制出豆蔻香料）的分布局限于摩鹿加，在那里，丁香的分布只是局限于群岛中的几个小岛。因此，摩鹿加成了欧洲列强争夺的最有价值的地方。这里也是欧洲人从东西两个方面深入全球的交汇点和冲撞点。……在1526年和1528年，更多的西班牙人从东方来到这里，与葡萄牙人在摩鹿加进行了一场断断续续的战争……”遥远的距离使西方人很快学会了殖民于香料群岛，建立一个个据点、堡垒控制漫长的香料贸易航线。坚船利炮的进攻使他们的经济利益实现了最大化，因此，这段历史也可以称之为香料贸易战争。

——摘编自包来军《明朝香料朝贡贸易与西欧香料战争贸易比较》

材料二   下图为葡萄牙香料贸易发展趋势图

——摘编自田汝英《葡萄牙与16世纪的亚欧香料贸易》

科玄之争“科玄之争”缘于1923年2月学者张君动在清华大学作的《人生观》讲演。他认为，人生观为主观的、综合的，起于直觉，体现自由意志与个性；而科学为客观的、分析的，重因果规律与事物的共性，故科学于人生观无能为力，解决人生观问题唯赖玄学。同年4月，丁文江在《努力》上发表《科学与玄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力斥其非。其后，胡适、陈独秀等人均参与论争。

张君动极力推崇中国古代宋明理学，指出在人欲横流之际，“诚欲求发聋振聩之药，惟在新宋学之复活”“若夫心为实在之说，则赖宋明理学家而其说大昌，真可谓其功不在禹下者焉”。

胡适主张“拿科学作人生观的基础”，“殊不知，我们若不先明白科学应用到人生观上去时发生的结果，我们如何能悬空评判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观呢？”“在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天行是有常度的，物变是有自然法则的，因果大法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生存竞争的惨剧鞭策着他的一切行为

——这个两手动物的自由真是有限的了"。

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对张君劢提出的包括“大家族主义与小家族主义”等在内的九项所谓科学无法解释的人生观，逐一作了说明。其中，针对财产公有私有制度一项，他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同着手，依次说明矗立其上的人们财产观念的演进。

——摘编自李直轩《文化系统的结构分化与要素整合——种解读“科玄之争”的新视角》

材料一   波峰、波谷反映一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的最大值、最小值，一般为正值、负值。落差是一个周期内波峰与波谷的差值，反映一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的幅度，通过综合比较不同时间段内经济周期的波峰、波谷、落差可以明显看出经济波动的剧烈与平缓状况。总的来说，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比以前更加温和，有的学者称之为“被烫过了的曲线”（如图3）。

——摘编自【英】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等

材料二   1928—1937年，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年递增16%；1917—1940年，国民收入增长了814%，年均增长率高达9.6%，而同期美国GNP只增长了68%，年均增长率只为2.3%。1981—198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工业产值、农业产值、投资额、社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3.2%、3.6%、1.0%、3.7%、2.7%，1986—1990年分别为1.8%、2.6%、0.5%、0.3%、2.0%，1990年分别为-4%、-1.2%、-2.3%、-19%、-3%。

——摘编自杨荣、季正矩《经济建设的成败与苏联的兴衰》

材料一   民国初年的北洋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颇为暧昧迂回。1912年“双十节”，国务总理赵秉钧代表袁世凯恭读祭文，只以“时会既开，国风丕变，帝制告终，民豪聿见”数语，表现民国肇建过程，肯定诸位烈士终结帝制之功，对民族革命几乎不提。随着北伐的胜利，中国国民党逐渐取得政权。1927年《上海民众国庆纪念大会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两层重大的意义，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权革命的确立……于种族革命之外，复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两层意义的同时，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质之中加入了反帝内涵，这是对辛亥革命性质的一种引申。

——摘编自何广《历史上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和解读》

材料二   1938年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指出，“辛亥革命前，孙先生联合了当时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了同盟会，并联络会党，联合当时咨议局立宪派中革命分子，于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统一战线之最初形式”，对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联合，促成革命成功，给予充分肯定。1941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的《中央关于纪念今年双十节的决定》称：“今年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的三十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应当举行热烈的庆祝与纪念。各地共产党员应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使每个中华民族的男女一致明白十月十日这一天……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几千年生活中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天。”

——摘编自金冲及《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