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罗马帝国为整个地中海世界带来了统一的政治环境，但是罗马在文化宗教上的短板此时也暴露无遗。传统的多神教无法也无力在整个地中海世界树立起帝国的权威。帝国陷入了没有统一的宗教体系能与统一的政治相匹配的尴尬境地。然而随着市国的建立和城市界限的消失，人们失去了对城市信仰的忠诚，于是这种宗教情感也愈发无所依附。在宗教多元的政策背景下，来自各地的神秘宗教纷纷“登堂入室”。东方神秘宗教纷纷在罗马帝国的信仰丛林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赢得了一大批追随者。早期基督教就这样诞生在一个最有利于宗教发展的环境当中。
——摘编自任丽丽《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路径研究》
材料二 西欧封建等级制度是在罗马帝国废墟的基础上，罗马文明与日耳曼文明相碰撞、相融合的产物。在征服罗马帝国过程中，日耳曼人社会产生了两极分化。随着西欧封建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到11世纪时，学者扎克·得·维特里就欧洲社会的等级做了形象的说明：僧侣是人的眼睛，因为他们能看到并给人们指示安全的道路；贵族是手臂，负责捍卫社会实施正义、保卫王国；平民是人体的下部，负责负担人体的上部分并为之服务。这种等级的划分不仅是由各等级在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的，而且也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大分工的产物。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等人给它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认为整个宇宙秩序是上帝按等级体系进行安排的，人中间因才智差异而形成等级，杰出者治人，愚昧者治于人。总之，“等级是以社会划分为阶级作为前提的，等级是阶级差别的一种形式”。 西欧中世纪的等级制是封建主集团维护其政治、经济特权的结果。
——摘编自朱伟奇《中世纪西欧的封建等级制度及其成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发展的条件。(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世纪西欧封建等级制度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1875年，早期维新派薛福成指出：“西人风气，最重条约，至于事关军国，尤当以《万国公法》一书为凭。如有阻挠公事，违例干请者，地方官不妨据约驳斥。”针对地方官员因不谙外交、不明条约，与洋人交涉则“茫然不知所措，刚柔两失其宜”，他建议将《万国公法》《通商条约》刊布各地方州县，“将来流传渐广，庶有志之士与办事之官幕书吏，咸得随时披览，一临事变，可以触类旁通，援引不穷矣”。
——摘编自张海鹏总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早期现代化的尝试（1865—1895）》
材料二 1902年，梁启超撰述《新民说》指出：“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除梁启超外，晚清知识分子受到欧洲各国民族建国先例的鼓舞，也纷纷提出类似主张。1903年，蒋方震在《浙江潮》上刊出《民族主义论》一文，写道：“合同种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他指出，唯有民族的国家，才能发挥其本族的特性，才能“合其权以为权，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从而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力战群族而胜之，其本族日滋长发达而未有已”。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三 在整个抗战期间，全国各族人民，不分阶级阶层，不分党派团体，不论男女老幼，都被迅速动员和组织起来，以各种不同方式投身抗战。此外，分布世界各国的华侨，始终与祖国的抗战同呼吸共命运，或捐款捐物，或返回祖国直接参战，为祖国的抗战尽心尽力。其间，国内政局比较稳定，民族团结抗战气氛始终高涨。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早期维新派、20世纪初晚清知识分子民族意识萌发的表现及其背景。(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抗战期间民族团结抗战气氛始终高涨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国民族意识不断觉醒的意义。
材料一 商人会馆首建于明，至清而盛。明中叶以后这种由商人所建的会馆之所以出现，是经济因素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进行社会整合的产物。明清时期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全国出现了几个比较稳定而富有特色的经济生产区域，突破传统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千里不贩樵，百里不贩米”的经济格局。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贱商的传统有所改变，士大夫阶层对商人及其职业的鄙视、敌对转而采取认同的态度，清康熙帝曾说过“通财贸之血脉者，惟有商贸。”这一转变是各地商人会馆兴起的政治舆论基础。明清以来纵横捭阖的十大商帮，以全国为战场进行商业战争，本地商帮与客帮之间矛盾频出。一些侨居商人阶层与当地社会的隔阂还不时造成纠纷和冲突，本地商人依仗其地域和人际、文化优势，常常欺侮、排挤外来客商。而这种社会的边缘化地位又反而促进了他们的相互认知和认同。于是乡土观念浓厚的中国明清商人同籍人士各出其力，通过在客地修建富有故乡文化特色的恢宏壮丽的会馆，向人们展示本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达到以群体力量共谋发展的目的。
——摘编自李晓琴、石涛《对明清商人会馆产生的动因探析》
材料二 近代上海的同乡会诞生于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民国时期，同乡会获得了较大发展，数量远远超过了会馆的规模。清末民初，随着新政的展开以及“社团主义”等新式社会概念的引入，很多社会中间组织都经受了早期现代化的更新与再造。较之会馆而言，同乡会内部管理民主化特征明显。同乡会一般都设有会员大会，选举理事会和监察理事会。另一方面，组织结构的科层化也是一个重大变化。比如，宁波同乡会按照会务的多寡设立了各种分工明确的专职机构。除此之外，同乡会更加注重外来人口的现实生活，还将其业务范围扩展到推行教育、提倡实业、介绍职业、调处争执、慈善救济、公共卫生等“救生”事项。
——摘编自邱国盛《同乡组织与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的管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商人会馆得以发展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会馆相比，近代同乡会的变化，并分析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说明会馆和近代同乡会设立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18世纪末，英国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需要扩大帝国版图，以满足工业发展对原料和市场的需求，输出资本和转移社会矛盾。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兴起，使英国能以新的“自由贸易”的方式进行扩张。亚当·斯密在著名的《国富论》一书中便提出了自由贸易理论。这一 理论后来为大卫·李嘉图继承和发展。许多社会学家大力推崇这种新的帝国观念，主张抛弃重商主 义、推广自由贸易，但认为殖民地是缓和社会矛盾的必然选择。1820年伦敦商业资产阶级向国会递交一份由著名经济学家图克起草的请愿书，呼吁实行自由贸易。此后，格拉斯哥、曼彻斯特、爱丁堡等城市也提出了类似请愿书。19世纪上半期，随着自由贸易改革运动的胜利，“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理 论被英国政治家进一步发展和推广应用，自由贸易与殖民占领一起成为了英帝国扩张和管理的基本原则。19世纪中后期以来，纺织业虽然仍为英国的支柱工业，但其发展滞缓；而重工业产品的出口以猛烈的势头发展。二战后，英国、法国特别是美国在新自由主义和自由平等的旗号下，推行新殖民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大肆进行经济与文化扩张。这在很大程度上汲取了近代英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经验。
——摘编自卢玲玲《近代英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形成及影响》
材料二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此后，截至2022年底，全国先后共设立了 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协调、陆海统筹的开放新态势。21个自贸试验区累计共有28个建设方案，总计推出了3400多项改革试点任务。在总体任务和目标基本一致的前提下， 各自贸区根据自身的情况和特点，在改革试验中突出自己的特色。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涉及国家 安全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问题时，我国一直坚决守住安全底线，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据统 计，占全国国土面积不到千分之四的自贸区(港),2021年实现进出口额6.8万亿元，同比增长 29.5%,比全国高8.1个百分点，贡献了全国进出口额的17.3%。中国海关总署根据自由贸易试验 区的改革经验，从2017年开始就在全国海关普遍推行自贸区创造的“单一贸易窗口”的做法，并提出 全国各地海关都要压缩货物通关时间的1/3,而各自贸试验区通关效率平均提高约40%。我国对外 签署的自贸协定数量在过去十年由10个增长到19个，增长了近1倍。2014年，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 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动了21个成员国达成《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 图》。2016年，G20 杭州峰会推动达成《G20 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为2017年世贸组织发起投资便利 化倡议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裴长洪《我国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十周年：基本经验和提升战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英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形成的原因，并说明其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我国设立自由贸易区的背景，并谈谈我国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基本经验。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我国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提出一些合理建议。
材料一 柏拉图（前427——前347年），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曾在雅典创办过阿加德米学院。在教育作用方面，他认为良好的教育是实现理想社会，培养出合格的卫国者的保证。他认为教育在改造人性上也有着巨大的威力，因此他要求国家严格控制教育。柏拉图的最高教育目的则是要培养“哲学王”，经过教育培养的精英可以成为优秀的哲学家，最终成为统治者。在教育对象上，他主张“精英”教育，应该从第一、二等级中选出最优秀的年轻人进行学习。在教育方法上，柏拉图提倡启发诱导，他认为，只要经过启发，没有学习过的人也能自觉地推导出数学、几何等公式。柏拉图以上的教育理念对欧洲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陈桃兰《孔子与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比较》
材料二 到公元前6世纪，在中国和希腊都开始出现了哲学家。在此以前，中国已有《尚书》《诗经》，希腊已有《伊里亚特》《奥德赛》等等，它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为古代哲人们提供了思考的资料。在古代希腊，原有祭神求福的传统，但哲学家出现以后，他们开始思考世界“始基”是什么的问题，并且试图以某种物质作为“始基”来解释世界。在古代中国，也长期有祭神求福的传统，可是在西周时期就开始有了对天将信将疑的思想倾向。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重人事而不重天，这都反映了一种人在自然关系上的某种精神觉醒。在古代希腊，许多哲学家都讨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书都是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的著作。在古代中国，也有孔子主张爱有等差的“仁”，墨子主张爱无区别的“兼爱”等等，不同的学派都为自己的主张作了论证，处于争鸣的状态中。古代希腊和中国的哲学家们当然不可能解决人与人的关系上的认识问题，他们能对此有所反省，提出问题，并试图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就是一种精神的觉醒了。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古代史：上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柏拉图教育理念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国和希腊哲学思想存在共同点的原因，并说明中国和希腊先哲精神觉醒的意义。
材料一 华盛顿会议之后，结束了日本借一战之机短期独霸中国的状况，又回到列强共同控制中国的局面，欧美列强可以不管中国的利益，但显然不能容忍日本向他们挑战。但第一次世界大战重绘了世界政治版图，列强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新的国际政治格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形成了，这一期间的中法关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面对这样的形势，法国在口头上承认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要求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的愿望是正当的，在行动上也迫于压力做一些小小的让步，但在更多的方面，对于中国要求收回的在华利益，想尽办法拖延，如广州湾租借地。同时，又千方百计利用不平等条约，费尽心计寻求扩大自己的利益。有时甚至不顾自己大国形象，不惜采取威胁、恫吓等无赖手段。而在更多的时候，法国的让步和攫取新的利益是交错在一起进行的。
——摘编自张雪永《大革命时期的中法关系研究》
材料二 早在1949年初，法国准备承认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希望通过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阻止中国支持越南抗法民族解放斗争。而中共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国际主义义务，在援助越南革命的问题上态度坚定，中法建交的构想也就无疾而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法国追随美国谴责中国“侵略”朝鲜。60年代中期，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与中国改善关系，是戴高乐奉行独立外交的一个重要表现，与中国合作使戴高乐在和两个超级大国打交道时，手中多了一些筹码。1964年，中国和法国发表建交联合公报，西方媒体将之称为“外交爆”。周恩来指出：“中法建交是国际事务中的一件大事，是在西方打断一个链条，其影响会越来越深远。”
——摘编自翟强《从隔阂到建交：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四年的中法关系》
材料三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时指出：“2024年，我们将迎来两国建交60周年。双方要传好历史的接力棒，坚守建交初心、赓续传统友谊，推动中法关系迈上新台阶。”中法建交为不同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的国家间交流合作树立了典范，60年来中法关系的探索与实践塑造了“中法精神”
——摘编自卢沙野《忆六十载辉煌启新时代征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一战后法国对华政策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析1949～1964年法国对华政策变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分析中法两国建交的影响，并简要谈谈你对“中法精神”内涵的理解。
材料一 马铃薯起源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迄今已有7000年的栽培史。印第安人为它的驯化、人工栽培、耕作模式、育种、储藏、加工、食用等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16世纪30年代，西班牙殖民者“发现”了马铃薯，50年代他们将薯块传入西欧，70年代初开始在西欧零星种植。马铃薯传入欧洲慢慢传开后，除了爱尔兰和西班牙，在各国主要种植在庭院，供观赏和植物学家药学家收藏和研究。18世纪因各种原因引起的灾荒和饥懂促使土豆在欧陆国家作为救荒作物大大普及。法国医生和药师帕门梯耶尔从18世纪60年代起，就致力于马铃薯的推广和普及，于1774年出版了《马铃薯的化学检测》一书，书中详细深入地分析检测，介绍了马铃薯含的丰富营养成分和可以辅助治疗的各种疾病。到18世纪末期，马铃薯成为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主要食物。
——摘编自张箭《马铃薯的主粮化进程》
材料二 马铃薯在爱尔兰反而很快扎根，成为了爱尔兰人的喜爱食物和依赖食物。进入19世纪，人口的快速膨胀对社会产生巨大压力，以至于土地不得不被分割为更小的地块，越来越多的人主要靠田地里的马铃薯生活，最穷的农民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得一小块土地种植马铃薯，而一旦马铃薯歉收，饥荒很难避免。1845年夏，霜霉病侵袭爱尔兰，马铃薯大面积绝产，引发大饥荒，也导致疫病流行，有至少25万人死亡。大饥荒带来空前的对外大移民运动，永久性地改变了爱尔兰的人口结构，在本国和美国都播下了对英国政府不满的火种。
——摘编自曹瑞臣《作物改变世界——以马铃薯对爱尔兰的历史影响为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8世纪末期以来马铃薯成为欧洲大部分地区主要食物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分析“爱尔兰大饥荒”的影响，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航路开辟后物种交流的特点。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即确立发展科技的方针。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技规划，明确提出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应该首先掌握世界现有的先进科学成就，在开展国际科学合作时应力求自力更生，在技术引进方面，50年代，由苏联援建、成套供应设备的项目共计304项;由东欧各国援建、成套供应设备的建设项目共116项、引进成套设备的同时，还重视引进科学技术、人才、资金和管理经验。1960年，苏联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这以后，我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
——摘编自杨德才等《二十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稿》
材料二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2年至2022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上升至第11位;全社会研发经费从1万亿元增加到3.09万亿元;基础研究投入从499亿元提高到1951亿元;研发人员从年均325万人提高到600万人;高新技术企业从3.9万家增长至40万家。在量子信息、脑科学等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性成果，高性能装备、智能机器人、激光制造、区块链、5G等重点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
——摘编自张春玲、梁佳惠《科技部:2022年我国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科技发展的特点和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时期我国科技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原因。
材料一 法国启蒙运动兴起于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之下。在英国已经开始进行工业革命之时，法国的封建专制 主义则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达到了顶峰。在太阳王执政时期，对内大权独揽，对外扩张以争夺欧洲霸权。对外战争的巨大消耗也使得法国封建经济濒临崩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空有经济实力，却无法得到相应的政治权利，第三等级与特权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而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教会的说教不攻自破，英国光荣革命的胜利更加鼓舞了法国资产阶级的信心。于是，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在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法国发展开来。面对内忧外患的国情，启蒙思想家们积极宣传“理性”与“科学”作为衡量一切、判断一切的尺度，希望能够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体制，并提出了众多设想。而且大多数思想家都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东方，希望借鉴东方文化为自己的民族精神注入活力。
——摘编自崔婕《论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两种中国观》
材料二 一战后的英国沉迷于19世纪欧洲均势政策的成功之中，无视自己力量的衰弱和整个体系已经发生的变化，推行了扶德抑法的政策。它简单机械地以为，欧洲力量的天平向战胜国法国倾斜，那么威胁就主要 来自法国。这说明，英国在一战后确定国家间的战略利益关系时，仅仅考察了实力关系，而没有认真考虑 纳粹德国对于国际秩序的挑战。一战后英国领导人的外交政策一直停留在维持一种“虚幻”的欧洲大陆势力均衡，无视国际体系中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扶德抑法这样一种错误的政策，不仅没有维护和平，而且带来了它后面持续的对德绥靖政策，把法国和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拖入了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之中。
——摘编自宋伟《位置现实主义：一种外交政策理论》
材料三 在战后初期，法国政府为了恢复与发展经济，大力鼓励外国资本流入。在60年代初期，法国为了实现经济现代化，继续采取鼓励外资的方针，尤其是美国资本。但是从1963年开始，法国政府对于外资，尤其是美国资本开始转变态度，采取限制措施。这一政策是法国摆脱美国控制，维护法国独立这个大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法国在抵制美国经济渗透上，主要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手是限制美国资本的投资部门与 额度，规定外国资本不得在法国任何部门与地区，获得统治控股地位。法国还在欧共体内，呼吁其他国家共同限制美国的资本。另一手是积极鼓励发展法国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尖端技术与工业，这一政策，不仅有助于法国减少对美国的技术依赖，摆脱美国的经济控制，另一方面也极大的提高了法国自身的科技水平，加强了法国企业在世界的竞争力，扩大了法国产品的市场。
——摘编自张媛媛《论戴高乐时期法美关系的两面性》
(1)根据材料一，概括思想启蒙运动在法国发展的主要原因。结合所学，例举16-18世纪“东方文化”在法国传播的史实。(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指出一战后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从“扶德抑法”政策的影响角度，简析该政策为什么是“一种错误的政策”。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概括法国对美国政策的变化，并分析法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原因和影响。
材料一 1958年戴高乐上台后，提出经济上、政治上以及防务上独立的“欧洲人的欧洲”的主张。戴高乐强调“由于事实和理智的影响日益增强，法兰西共和国认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即外交关系的时刻已经到来”。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封锁和敌视。1963年年底，周恩来接见来访的法国前总理富尔时指出：“莫斯科三国（美、英、苏）部分禁核试验条约，你们没有签字，我们也反对”；“我们都要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不愿受任何外国的干涉和侵犯，我们都赞成在国际上应该维护世界和平，不允许几个大国垄断世界事务”。
——摘编自李军、周小军《中法建交背景及原因浅析》
材料二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同时公布关于中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法建交公报公布后，美国甚感震惊，但又无可奈何，只好由美国国务卿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遗憾”。而戴高乐则于1964年1月31日举行记者招待会非常自信地说：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只不过是如实地承认世界，相信某些国家的政府迟早会仿效法国。
——摘编自方连庆等主编《国际关系史（战后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法建交前两国面临的共同处境及中法建交的有利条件。(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法建交的重大国际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