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英国内战特别是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摆脱了专制王权，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大土地贵族取代国王掌握了国家权力。合适的政治制度为英国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17世纪末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期，英国农业在技术和制度层面上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后世统称其为“农业革命”。正是农业革命推动了英国农业生产力发展，为英国城市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农村出现了大批剩余劳动力，其中一部分逐步向城市转移，对英国城市化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工业部门和其他非农部门转移，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大，农村生产率也迅速提高，产生了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因此，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加快。……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为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急剧扩大提供重要的载体来源，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部分自由劳动力，从而成为英国城市化发生的必要前提。
——摘编自赵煦《英国城市化的基本前提——农业发展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依据材料，概述英国城市化进程发生的前提，并结合所学，分析英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材料一 古代中国行会基本的经营活动被严格规划在特定的国家框架之内，行会的运行重点是便于政府管理监控。行会首领称“行老”“行首”等，成员为“行人”。行老大都由官府指派，须贯彻政府指令、配合政府收缴赋税、差派徭役。在古代中国传统家族秩序的浸染下，孝道与责任是“行人”心中最为基本的价值标准。行会组织结构呈现长幼尊卑关系，成为基本的家庭式生产单位，师傅是小作坊的“家长”，行头是整个行会的“族长”，行头必须尊崇行业的先驱创立人为“祖师爷”，还要率领全行履行义务。行会会员无权参加城市管理，城市机构由官府设置，官员由朝廷派驻。
材料二 中世纪，西欧城市出现后，来自不同地区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为抵制封建领主的压榨勒索，维护行业利益，减少行业竞争，建立了以行业为基础的组织，即行会。欧洲的行会专注职业技能和团体利益的实现，其形成的过程大多是非官方的。行会都有自己的章程，管理机构多由行会成员选举产生或者市长提名当选。一些行会官员也兼任城市行政官员。14世纪，富裕的行东（商行、作坊的业主）设法突破行会的规章制度，他们不再参加作坊中的劳动，而成为经营者、管理者和监督者，取得了比过去多得多的利润收入，手工工场已经不再是小商品生产的单位，而成为雇工经营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单位。
(1)依据材料一、二，对比中西行会的不同点。(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简述西欧行会演变的影响。
材料一 《晋书·桓温传》记有东晋大将桓温的一段话：“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权幸扬越。”《十六国春秋》记十六国时原西晋旧臣贾坚仕于前燕，（东晋）士子荀羡劝说贾坚说：“‘君父、祖世为晋臣，奈何背本不降？’坚曰：‘晋自弃中华，非吾叛也。民既无主，强则附之。’”贞观时，给事中杜楚客在谈及北方突厥时云：“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唐律疏议》规定：“造畜蛊毒，所在不容，摈之荒服，绝其根本，故虽妇人，亦须投窜，纵令嫁向中华，事发还从配遣。”
材料二 梁启超在20世纪初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华民族观”。梁启超认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在于本国，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究我之此论，其将唤起我民族共同之感情，抑将益增长我民族畛域之感情。”
(1)指出材料一中“中华”一词内涵的变化。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评析梁启超的“中华民族观”。
材料一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斗争的伟大实践，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抉择、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成长具有关键意义。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 勇于胜利。
——摘自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材料二 1953—1957年间建成或基本建成的主要工业城市一览表
| 重型工业城市 | 煤矿城市石油工业城市 冶金 工业城市(钢铁工业、有色金属等)电力工业城市化学工业城市机械 (含电子)工业城市 | 大同、阜新、抚顺、辽源、本溪、通化、鹤岗、鸡西、双鸭山、平顶山、焦作、铜川、淮南抚顺、玉门承德、鞍山、包头、武汉、本溪、吉林、富拉尔基、抚顺、哈尔滨、株洲、个旧、白银石家庄、郑州、太原、阜新 吉林、太原、兰州沈阳、长春、哈尔滨、富拉尔基、洛阳、武汉、株洲、湘潭、兰州、西安、成都 |
轻型工业城市 | 食品工业城市 纺织工业城市 森林工业城市 造纸工业城市 其他类型轻工业城市 | 哈尔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北京、石家庄、邯郸、郑州、西安、咸阳伊春木斯石家庄(医药工业) |
| 综合性工业城市 | 北京、上海、天津、武汉、重庆、太原 | |
东中西部城市比重表
地区 | 1949年 | 1952年 | 1957年 | |||
城市个数 | 占城市总个数的百分比 (%) | 城市个数 | 占城市总个数的百分比 (%) | 城市个数 | 占城市总个数的百分比 (%) | |
东部 | 69 | 50.4 | 68 | 42.5 | 73 | 41.5 |
中部 | 54 | 40.0 | 62 | 38.9 | 73 | 41.5 |
西部 | 13 | 9.6 | 30 | 18.6 | 30 | 17.0 |
全国 | 136 | 100 | 160 | 100 | 176 | 100 |
(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建设取得的成就及原因。
材料一 商鞅方升因其详实的铭文、精密的制作和明确记录的容积而被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国家级标准器。商鞅方升铭文如下：①“(孝公)十八年，齐连(率)卿大夫众来聘(商议大事)，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秦国官职)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1升等于16.2立方寸)。”②“重泉”(方升首次颁发地点，今陕西蒲城)③“廿六年 (公元前221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④“临”(重新颁发的新征服地区)（备注：①②处字体一致，文体较细；③④处字体一致，文体较肥。）
材料二 清末度量衡器，名目繁多，漫无准则。1902 年，中日修订商约谈判正式开始，日方认为“由于中国的度量权衡制度暂未统一，给工商业带来相当巨大的影响，应当尽快统一”，提出中国货币度量衡改革条款。到1908年，清政府拟定出《划一度量衡图说总表及推行章程》，主要方针“恪遵祖制，兼采西法”。在这期间，关于度量衡统一标准争论不止。清政府内部坚持采用旧制的主张：“《大清会典》原定有度量衡标准”“况中国五千年来之习俗，百姓之日用而不知，何必更张，反滋纷扰”“骤改实属不易，稍不得法，转启吏胥烦扰”“量衡之数皆起于度，中国度数出于律尺，西法则用子午周之略数，原本不同为用”。公制支持者中“速进派”的主张：“盖因法国迈当法制(公制) 最准，各国称便，易于交涉。今中国改订之始，似以仿定迈当法制最为适用”“学问上 (科学界) 之便利”“事业 (工业界) 上之便利”“基础上(基本单位)之精善”“新尺初兴，俗人固疑其不变，迨越三月或四月，则又成习惯矣”。(备注：1.“速进派”主要由三类人士构成：清政府驻外使领、 留法学生、在华从事科技教育的外籍人士。2.公制，法国创立的全球性度量衡标准，以地球子午线的长度作为标准物，十进制，换算方便，国际计量单位制源于此。)英制支持者的主张：英国度量衡协会秘书长麦尔斯提出“为推广商务起见，欲请中国改定与英国有同等比例之度量衡”；“天下各国商务往来，几尽用此种度量衡(英制)”；中国海关多沿用英制，所以改用公制“更张太甚”，成本巨大。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任选3个视角，说明商鞅方升对历史研究的价值。(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阐释清末关于度量衡统一标准的争论。
材料一 罗马帝国的东方丝路贸易通过陆路和海上的不同路线进行。当时罗马商人主要依靠通往帕提亚（也称安息）和中亚的陆路和红海、波斯湾到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海路获得东方货物。一般来说，丝绸和香料从其原产地亚洲东南部、中国和印度向西运输到达中亚、伊朗、阿拉伯和罗马帝国。丝绸大量产自中国，上好的香料产自东南亚，胡椒粉来自印度。除了香料之外，印度还出口棉织品以及珍珠、珊瑚和象牙。罗马帝国生产的玻璃器皿、首饰、手工艺品、装饰物、香水、青铜制品、羊毛和亚麻制品、陶器、铁制工具、橄榄油、葡萄酒和金条、银条等也在丝路上流动。
——摘编自裔昭印《论早期罗马帝国的东方贸易及其社会文化影响》
(1)依据材料一，概括罗马帝国东方丝路贸易的特点。材料二 戴维斯认为英国在1660—1770年代发生了以外贸增长为主要特点的“商业革命”。1660—1700年国内产品出口为0.6%、进口为1.5%;1700-1750年国内产品出口为2.7%、进口为1.2%。18世纪70年代初，英国出口到美洲、非洲、印度及远东等“新市场”的产品，比世纪初增加了近8倍。从出口结构看，1701年毛制品出口200万英镑，占出口总额的1/4以上,1770年达到400万英镑,占出口总额的1/4—1/3。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1660—1770年英国“商业革命”出现的原因。材料三 到19世纪中叶，工业化传播到了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美国。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通过打破国内贸易壁垒，以及废除阻碍技术发明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行会，为西欧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准备。在大陆上，最早的工业中心是比利时，那里的煤炭、冶铁、纺织、玻璃以及军火业在19世纪早期欣欣向荣。与此同时，法国也开始了工业化。到1830年，法国企业雇佣了大约1.5万名英国技术工人帮助法国建立起机器纺织工业与冶金行业。到19世纪中叶，特别是在冶金行业中，法国工程师和发明家的改进与发明取得了巨大功效。其后的一个世纪里，铁路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同时降低了运输成本。
——摘自杰里·本特利等《新全球史》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指出推动19世纪中叶欧美工业化进程的因素。材料四 据统计，目前占世界人口97%的发展中国家，只拥有世界3%的专利，而占世界人口2.5%的发达国家，却拥有世界97%的专利。专利占有的不对称，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之间的鸿沟不但不会缩小，反而很可能将越拉越大。
——摘编自霍剑《专利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及负面效应法律研究》（2011年）
(4)依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谈谈你对当今世界专利占有现象的认识。材料：可可豆是制作巧克力的原料，可可豆的种植和食用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历史悠久，阿兹特克帝国时期巧克力是皇室贵族等精英阶层能够享用的饮品。1544年，多米尼加的修道士带着玛雅贵族代表团谒见西班牙王子，在他们的礼品清单中有几罐碾碎的巧克力。17世纪上半叶西班牙宫廷接纳了巧克力，巧克力饮品逐渐在欧洲中上层社会流行起来。
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驱动下，可可豆生产由墨西哥的野生树林转移到大面积的种植园。可可树在委内瑞拉、中美洲栽种，然后移植到菲律宾、印尼、巴西，最后移植到非洲。
17世纪欧洲巧克力的制作技术与中美洲被殖民前使用的技术无明显差异。1776年多雷在法国发明了用于研磨巧克力和制作巧克力糊的水力驱动机，1828年荷兰的化学家梵·豪登发明了去脂、碱化的加工方法，推动了廉价粉状和固体巧克力的生产。20世纪初，美国人米尔顿·好时将生产机器和传送带无缝对接，形成了完整的生产流水线，固体巧克力逐渐成为普通阶层可以享用的食物。
——摘编自索菲·D·科等著《巧克力：一部真实的历史》
阅读材料，概括巧克力发展史上的重要变化，并结合世界近代史的知识，简要分析这些变化的原因。材料一：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使学者们开始重新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些重大问题。1978年，学者邵维正在参与编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过程中，发现中共一大在召开日期、出席人数等方面，竟然存在25种不同的说法。在海外的中共党史论著中对此也早有议论，有的反动分子还以此攻击中国共产党。邵维正在日记里写道：“理论战线上的同志，特别是党史工作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弄清党的历史事实，把真相告诉人民大众，回应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
材料二：邵维正对日期的考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代表行踪入手证明一大不是7月1日召开的。通过查阅日记原件、当时报刊杂志等大量史料，并多次探访在世的北京代表刘仁静，一大代表的行踪大体得到确认：1921年7月1日在上海的一大代表只有5人，不足半数；所有代表到齐的时间为7月20日之后。
第二个阶段：综合分析，初步锁定一大召开的日期。他获得了一份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移交过来的档案，该档案原件存于共产国际，据文件内容可以确定三点：开会时间接近“23日”或“24日”；在上海的会期为8天；由于“侦探闯会”，后来会址转移。
第三个阶段：连环印证，最终确定一大召开的日期。一大曾因受到法国巡捕的侵扰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邵维正从1921年8月2日的《上海生活报》上找到了相关报道，据此，他断定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这与共产国际所保存的档案文件记载的时间不谋而合。此外，一些代表曾回忆，巡捕走的第二天凌晨，与会代表陈公博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一起谋杀案。邵维正也找到了1921年《申报》的相关报道，显示谋杀案时间为7月31日，进一步证明了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以上虽然是几个间接证据，但这些证据足以判断一大在上海最后的会期为7月30日。再向前推移8天，一大开幕是7月23日。
至此，一大召开日期的考证完满结束。
——以上摘编自李步前《邵维正对中共一大的历史考证》
(1)根据材料一，概述邵维正考证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举例说明邵维正考证过程使用的史料类型及辨析考证的方法。
东汉初年许慎所撰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考究字源的文字学著作，书中保存的大量古字古义，可为研究古代典籍文献、探讨文字起源流变提供宝贵的证据，清代的《康熙字典》、现代的《汉语大字典》的编写都深受其影响。
材料一：《说文解字》的编撰以小篆为基础，同时参考其它古文字，博采众家之说，力争各种解释都“信而有证”。编撰时还“分别部居”，即按部首排列的方式将文字做了归类。许慎认为文字是理解经义的基础，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全赖文字。
——据许慎《说文解字·叙》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许慎《说文解字》的编撰特点。材料二：“自康雍以来，皇帝都提倡宋学——程朱学派，但民间——以江浙为中心，‘反宋学’的气势日盛，标出‘汉学’名目与之抵抗。”“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汉学”崇尚考据，反对“宋学”空谈义理，戴震是汉学派的代表人物，对《说文解字》很有研究，并将其研究“传授他弟子段茂堂（段玉裁，其代表作是《说文解字注》）。自是《说文》学风起水涌，占了清学界最主要的位置”。
——据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整理
(2)根据材料二，分析乾嘉时期“《说文》学风起水涌”的背景。(3)结合上述材料，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说明《说文解字》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 成书时间 | 古籍名称 | 内容摘录 |
| 东晋 | 《后汉纪》 | “各有官曹（官曹指官吏办事机关），……皆会乃议事” |
| 东晋 | 《抱朴子》 | “以道使人，人以义观，不用刑辟刀刃戮罚，人民温睦” “士庶推让”“不畜奴婢”“天下珍宝所出” |
| 五代 | 《旧唐书》 | “有贵臣十二人共治国政，……其王无常人，简贤者而立之” |
材料二：有学者认为，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主要特征是“政治统一、独立自主”。《欧洲的分与合》一书指出，事实上，王权国家的“民族化”在欧洲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历史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这个同质的演变进程在欧洲各国不仅不是同步发生，而且在指导思想和表现形式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差异。
(2)依据材料二，围绕“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提取一个观点，并结合相关知识加以说明。（要求：观点明确，论据充分，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