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51年10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朝鲜战局的发展趋势与应对目前财政严重困难的对策。会议明确提出：1952年财政困难将更加严重，必须要求各地从11月起开展全面增产节约运动……提倡节约，严禁浪费。23日，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现在，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还在继续进行，我们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这一次会议的中心任务。”

——摘编自贾秀堂《新中国初期如何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材料二   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使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显著提高，使1951年的粮食、棉花等农作物的产量都超过了1950年的水平。节约运动中很多农民通过辛勤劳动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工人则通过积极工作提高生产效率。而增产节约运动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把抗美援朝运动的发展程度引向高潮。另外，增产节约运动具体到各阶层民众所做工作的每个细节，只有这样才能激起农民群众的社会担当意识，才能增强社会各个行业民众的爱岗敬业意识。总之，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使各行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投入到增产节约的浪潮之中，全国上下同心协力旨在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来更好地支持战争物质需要。

——摘编自逢大明《抗美援朝运动对新中国社会价值观建设的影响与启示》

某中学开展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研究性学习，下表是三个小组展示的材料和所得的结论。

材料一   所谓“内”，指的是中央政府或中央政权。所谓“外”指的是地方政府或者地方分权。在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分权偏重的时候，就被称为“内轻外重”，反之则为“内重外轻”。内轻外重可能引发割据分裂局面，促使统一王朝走向瓦解，这是汉、唐两代的教训。内重外轻虽无割据之忧，却使地方失去绥靖御侮的能力，在内忧外患交加的情况下，就要导致灭国的危险，这是宋、明两朝的结果。因此，古人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是轻重相维，也就是在中央集权的前提下使地方有适度的分权…轻重相维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因此历史总是循环不已，周而复始。

——摘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汉至唐前期东南三地郡县分布的变迁

——摘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行政区划的变革从撤地设市、实行市管县体制，整县改市，撤县设区到以乡建镇，走的是一条通过城乡整合促进城乡经济发展、提高城市化水平、提高行政效率的道路。但变革的期望绩效与实际绩效存在一定差距，变革的经验和教训并存。

——摘编自杜蓓蕾《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变革研究》

材料一   在启蒙世纪，有教养的欧洲人唤醒了一种新的生命意识。他们愈益感受到一种驾驭自然和人自身的力量感：周而复始的瘟疫、饥荒，朝不保夕的生活和天亡，毁灭性的战争与脆弱的和平，这些构成人类生存的无尽苦难，此时似乎终于开始屈服于批判性才智的发挥。从前，人心思定、害怕改变；如今，人心普遍开始思变，害怕停滞。在18世纪，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的信心与现实主义结伴而行，而不是乌托邦空想的表征。这种新趋势之所以蔚成风气，启蒙哲人居功至伟：他们着手提出种种设想，亦即社会、伦理、政治、美学纲领，它们旨在增进自由而不是抑制混乱。启蒙运动既是一场人类心灵革命的产物和表达，也是这场革命的一个主要动因。人类一手应用理性原则，一手通过理性实验，运用理性探究并且效法自然。他们的希望立足于现在而非过去，尤其是立足于他们有充分理由憧憬的未来。

——摘编自[美]彼得·盖伊《启蒙时代：自由的科学》

材料二   中国20世纪初的启蒙运动，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知识精英”们居高临下地对民众进行“启蒙”，按照康德的说法，这种把民众当作儿童来引导和教育、知识精英以民众的监护人自居，是一种反启蒙的心态。之所以是一种反启蒙的心态，是因为知识精英们自以为从西方接受了一整套的启蒙口号和价值观念，就掌握了绝对真理，就有资格成为民众的启发者和新时代的圣人。他们一方面自己还没有经过真正彻底的启蒙，因为他们没有运用自己的知性去得出这些价值原则，或至少用自己的知性去检验他们所接受的这些价值观念，从逻辑上和学理上探讨这些观念的来龙去脉，而只是出于现实政治和社会变革的迫切需要，来引进一种现成的思想符号或工具。

——摘编自邓晓芒《启蒙的进化》

材料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这一时期非洲遭受的殖民灾难最为深重。对刚果实施残暴统治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辩护说：“我们唯一的纲领是让国家在士气和物质上得到重生”，这一辩词在西方具有普遍代表性。1902年，英国学者霍布森批评说：“帝国主义的最大危险在于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它已习惯于这种（利他主义）自我欺骗，从而丧失自我批评的能力。”“帝国主义的当前趋势正在向这个方向（战争）发展，作为反作用力其后果可能是西方国家的衰败和西方文明的崩溃。”

——摘编自［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西方通史：从古代源头到20世纪》

材料二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的独立，以下两种观点颇具代表性：

艾德礼（1945-1951年英国首相）：在世界历史上，有许多大帝国兴起，繁荣一个时期，然后垮掉了·····只有唯一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在没有外来压力或没有对统治的负担感到厌倦的情况下，统治民族自愿地放弃了对臣服民族的统治，把自由给予了它们······这个唯一的例子就是大英帝国。

伊梅斯（英国最后一位印度总督的助手）：1947年3月的印度是一艘舱中满载弹药而在大洋中着火的船。当时的问题是在大火延烧到弹药之前把火扑灭。事实上，除了像我们所做的（同意印度独立）那样去做以外，在我们面前并无选择的余地。

——摘编自［英］帕姆·杜德《英国和英帝国危机》等

材料一   武昌起义后，革命军规定“伤害外人者斩”“保护租界者赏”“守卫教堂者赏”。嗣后美国驻汉口领事虽然拒绝承认武昌革命军政府，但同时也拒绝清政府提出的由外国军舰帮助巡护长江，阻止革命军渡江的请求。武昌起义后短短半个多月，中国南方多省宣布独立，美国国务院认为此时向清政府借贷款是“不合时机和不明智的”。虽有个别美国外交官和商人担心革命威胁美国利益，主张干涉中国内政，但美国国务院却收到民众和舆论界潮水般的信件和电报，他们大多要求美国尽快承认中华民国。

——摘编自崔志海《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态度的原因分析》

材料二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政府向美国寻求援助，但因美国顾虑美日关系而遇冷。1939年2月起，美国才陆续以民间贸易的形式向中国提供几笔数量有限的贷款。太平洋战争美日正式开战前夕，美国政府通过《租借法》，以总统名义扩大对华援助。《租借法》规定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租借”援助即告停止，但中国在1945年9月以后又继续获得与整个战时中国所获“租借”相当的“援助”。周恩来对此指出，“今日美械师几乎全数用之于进攻中共解放区”。

——摘编自任东来《抗战期间美援与中美外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