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上图均为古代饮酒器具，周朝时，对青铜酒具作了明确的规定：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六升曰壶。这种青铜酒具的格式和规格一直沿袭到清代。
(1)根据上述图片和文字材料及所学知识，解读相关历史信息。
材料二 中国的酒习俗无处不在。春节贺岁、清明祭祖、端午避邪、中秋赏月、重阳登山、婚嫁喜庆、新人交杯、生子满月、商贾开业、送别壮行、凯旋庆功，酒酒香无处不芬芳。诗酒言情，言悲、言别、言愁、言乐、言物，意与象、人与物、愁与怨、爱与恨，都装在一壶酒中……
唐诗中关于酒的称谓繁多，有醇（清酒）、醪（浊酒）、醴（甜酒）、圣（苦酒）、醍（红酒）、醴（白酒）；有绿蚁、浮蚁、烧酒、壶浆；有菊花酒、葡萄酒、黄花酒等不胜枚举。酒的词汇更是数不胜数。有酒力、酒醒、酒酣、酒兴；酒旗、酒舫、酒楼、酒肆；独酌、对饮、浅酌、痛饮；从另一个侧面衬托出唐代酒文化底蕴的深厚。
自从有了酒，酒器便产生了。到后来酒器也不单纯只是盛酒的器皿，而是各种艺术的综合体。按功能可分为盛储器、温煮器、斟灌器、饮用器、娱酒器等。
饮酒也很有讲究。唐诗中描写的饮酒一般遵循一定顺序，首先是“饮”：如元稹的《三泉驿》：“劝君满盏君莫辞，别后无人共君醉”。其次是“醺”（微醉）如韦承庆的《江楼》：“独酌芳春酒，登楼已半醺”；在“饮、醺、酣、醒、醒、酗、醉”中，让人不仅看到一幅幅栩栩如生的饮酒场景，更有诗情画意的表达。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述唐诗中酒文化的基本要素和酒的文化内涵。
材料三 1915年，茅台酒在美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夺得金奖后，名声与身价陡增。但也引来了“成裕”、“荣和”两家烧酒作坊为奖牌之争打起了官司。当初，送酒参展，国内农工部未加区别，一概以“茅台造酒公司”名义送出，统称“茅台酒”。获奖后金牌归谁，两家都倾全力相争。1918年，贵州省公署对这场打了3年有余的官司进行调查，于民国10年（1921年）由贵州省公署下文调处，省长刘显世签文：“仁怀县知事覃光銮，呈一件巴拿马赛会茅酒系荣和，成裕两户选项呈，获奖一份，难以分给，请核事由。呈悉此案出品该县，当日微集呈省时原系一造酒公司名义故，奖凭奖牌仅有一份，据呈各节虽属实情，但当日既未分别两户，且此项奖亦无从再领，应由该知事发交县商会事务所领收陈列，勿庸发给造酒之户，以免争执，而留纪念至荣和成裕，两户俱系曾经得奖之人，嗣后该两户售货仿单商标均可模印奖品以增荣誉，不必专以收执为贵也，仰既转仿遵照此令。”才结束了这场获奖讼案。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贵州省地方政府处理“成裕”、“荣和”两家烧酒作坊奖牌之争的措施。
材料一 中国自先秦时期就有“诗教”“乐教”的美育传统，从属于“礼教”。20世纪初，众多思想家、教育家在引入西方理论的背景下，展开了对近现代美育思想的建构，以期实现“立人”与“新民”。1906年王国维提倡“以审美拯救人性”,他认为美育应与“智、德、体”三育并重发展，才能造就“完全之人物”。1912年蔡元培积极提倡“美育救国”,首次把美育确立为国家教育的方针；1917年针对“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宗旨和传教士鼓吹的“宗教救赎论”,他又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拯救国民精神。20世纪初的美育思想以鲜明的实践品格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摘编自刘彦顺《中国美育思想通史》（现代卷）
材料二 1986年，《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指出： “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贯彻执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方针。”这是近三十年后，美育重新回归全面发展教育方针。与此同时，艺术教育逐步走入正轨，中小学美育课时数明显增多。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美育本体性功能放在不可替代的位置，激发创造活力，全面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2020年，教育部发布《美育教育规划细则》正式确定美育课程纳入中小学学业水平考试范围，美育课程全面开齐开足，倡导美育的全面性和终身性。
——摘编自孙刚成《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的新中国美育政策演进及启示》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初中国美育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新时期学校美育的发展趋势，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 以朝气蓬勃的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隋唐文化显示出无所顾忌的宏大气派。“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泳寄，略无避隐”，创造出一个全民族诗情郁勃的时代，胡舞龟兹曲风靡长安，“洛阳家家学胡乐”。而“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的现象亦不罕见。南亚的历法、中亚的乐舞、西亚和西方世界的医术及马球运动等，如同“八面来风”，一涌而入。阎立本、吴道子等著名画家从佛画的绚丽色彩与宗教题材中汲取营养，大大提高了民族绘画的技巧与表现力。与此同时，隋唐文化向外传递出其独有的“智慧之光”，逐渐形成一个以中国本土为中心，以中国文化为轴心的东亚文化圈。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1)据材料，概括隋唐文化气派宏大的主要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历史背景。(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隋唐文化的独特贡献。
材料一 《马赛曲》翻译改动的部分情况
| “麦须尔诗”（1873年王韬译） | 用中国古典七言诗的格律来翻译，认为诗的主旨是反对国王的残酷统治，梁启超在1902年《新民丛报》中高度肯定该译稿。 |
| “法（佛）兰西革命歌”（1904年侠民译） | 用文言文翻译，被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中国革命记》等转载，被视为法国大革命的象征。 |
| “马赛曲”（1920年马骥良译） | 用白话文翻译，对“citoyen”的翻译，从“体团”变为“国民”，此后白话文翻译的《马赛曲》版本不断出现。 |
材料二 抗战时期，《马赛曲》成为救亡图存的重要媒介。与此同时，《战歌》、《新马赛曲》等改编作品应时而生，歌词呈现出日益严峻的国难危机，“呼吁中国同胞：‘不分恩怨，不分你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作一全民族革命战争’。”《马赛曲》对《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也有启发作用，《马赛曲》中“用肮脏的血液，灌溉我们的田野”与《义勇军进行曲》中“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意义近似，《马赛曲》中多次出现的“前进”在《义勇军进行曲》中被不断强调。
——摘编自宋逸炜《〈马赛曲〉在近代中国的多重变奏》
(1)据材料一、概括《马赛曲》翻译改动变化的表现，并说明变化的时代背景。(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抗战时期《马赛曲》翻译改动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陆机的乐府诗是沟通汉代乐府诗与南朝乐府诗之间的一座桥梁。汉乐府中的两篇挽歌《蒿里》与《藏露》都是杂言诗，而陆机的全部七篇挽歌均为整齐的五言。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主要写思妇对远方亲人的思念，抒发缠绵而深厚的情感；而陆机的《饮马长城窟行》则用了大量写实的诗句，具体而细致地描绘出征将士征途的艰难。陆机的乐府诗中，有一部分是目前留存的乐府诗中前人未曾用过的新题。
——摘编自谢丹《论陆机对汉代乐府诗的继承与发展》
材料二 在这样一个统一的国度里，隋文帝以权术治国，文化完全服务于政治，所以隋初的群臣都刻意的追求复古，流行的是拟古乐府。隋朝大部分南方诗人乐府诗的诗风仍未摆脱宫体诗的范畴；而北方诗人的乐府作品仍然保持着语言质朴，感情慷慨的特点。隋朝乐府诗颇具汉魏乐府遗风，秉承了“诗言志”的创作传统，在写实方面一度超过南北朝而达到一定的高度。
——摘编自赵明《隋朝乐府诗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陆机对汉代乐府诗发展的贡献。(2)根据材料二、概括隋朝乐府诗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隋朝乐府诗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诗经》中的战争诗数量较多，篇幅短小，内容丰富。其风格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雄壮激昂的英雄战歌；二是悲慨苍凉的征夫心曲。从《诗经》所反映的情形看，耕地的破坏或被侵占是导致战争的根源，除了偶尔为之的武力扩张外，多数战争都因侵犯土地、保护土地而起。人们内心厌恶战争而又不得不战，这种战争多是被动的。因而《诗经》中的战争诗无不充斥着“征夫怨”、“思妇恨”的反战情绪。《诗经》中对尚武好战的描写显得婉转温和。例如《诗经》中的战争诗从来不直接描写战斗场面，从来没有厮杀格斗、流血和死亡，诗中只见旌旗干戈，战马腾骧和凯旋欢庆，充分表现出王者之师不靠暴力杀伐，而是以德服人，不战而胜的特点。《诗经》除了描写战争英雄，还把笔触伸向与战争有关的社会群体或者个体，表现出厌战痛战、热爱和平的思想。
材料二 《荷马史诗》中的战争诗只有《伊利亚特》，《伊利亚特》主要描写的是特洛伊战争最后阶段的殊死战斗，侧重对唯勇至上的阳刚美的渲染。《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刻画强烈而鲜明，是一种直接、动态的描绘。动作的勾画，声音的非理性的、毫无节制的极端的审美观照。这是一种崇“力”的尚武精神，战争的悲壮及美感在比喻、夸张等多种修辞方式中得以渲染，使得原本的喋血暴力充满着诗画意境。如描写两军格斗场宣泄使得战斗英雄鲜血淋漓地闯入读者眼帘。和生活在广袤富饶之区域的汉民族不同的是，生活在岛国的古希腊人崇尚战争。《伊利亚特》所触及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生的有限和在有限的人生中人对生命和存在价值的索取。
——赵景梅、胡健《尚武与嗜血——<诗经>和<荷马史诗>中东西方古代战争文化比较》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诗经》和《荷马史诗》中的战争体现的中西古代战争文化差异。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西古代战争文化差异产生的原因及其在当代中西战争态度中的映射。
材料 破晓歌，属于普罗旺斯抒情诗的一部分，普罗旺斯抒情诗的起源与拉丁抒情诗关系密切。探其本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古罗马诗人奥维德那里。该诗被认为是现存唯一一首描绘破晓时分恋人即将分别、充满不舍和抱怨的古典拉丁抒情诗。
中世纪欧洲贵族骑士阶层推崇一种典雅的爱情观念：骑士崇拜一位贵夫人，并且效忠贵夫人。这些骑士提倡爱情至上、两性平等、身心快乐等，这种观念因为行吟诗人和贵族骑士的广泛传播和宣传，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习俗。人们通常认为：破晓歌歌颂的是骑士与贵族妇女之间的爱情，虽然这种爱情并不具备正当性，但是，在中世纪教会的禁欲主义和封建婚姻制度背景下，这些爱情诗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破晓歌流传广泛，很多诗人后来流落到意大利，从而推动了那里的抒情诗的发展，而意大利又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发祥地，因此，破晓歌算得上近代欧洲人文主义文学爱情作品的源起或发端。
——摘编自曾艳兵《“破晓歌”：普罗旺斯爱情歌的精华》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破晓歌”在中世纪盛行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井结合“骑士文学”的相关知识，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评价“破晓歌”这一文化现象，
材料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在周游列国遭遇困境的情况下，仍“讲诵弦歌不衰”。孔子曾向鲁国、齐国的音乐大师学习，并有深刻的领悟力和高超的演奏技巧。史载，孔子整理的《诗》305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强调“正音”“雅乐”，反对靡靡之音，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又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在孔子看来，“乐教”不仅仅是声乐、器乐、歌舞等形式，而且是育人才、齐风俗，实现政治与社会理想的重要途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据《史记》等
(1)根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子提倡“乐教”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折孔子“乐教”思想的影响。
材料一 由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新兴资产阶级渴望“自由”思想，“自由”经商，鼓励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研究，要求建立适合“自然法则”的“资产阶级王国”。这一时期的英法思想家提出人类社会也被不变的自然法则所支配，即人最初生活于一种自然状况中，人一生下来就由自然赋予自由、幸福等权利。1764年，北美人民明确指出：“殖民地的人民是人，因此，他们有权要求和欧洲人一样享有自然赋予的一切权利。”北美思想家杰弗逊认为，西欧政治制度的弊害，就是各国政府的权力自由膨胀，以致超出人民的控制之外，结果势必产生腐化和暴政。
——据齐涛《世界通史教程》等整理
材料二 梁启超指斥洋务派“变法不知本原”。他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康有为是当时明确提出研究西人治国本源即西政思想的第一人。梁启超诸人的“变官制”说，显然受其师的影响。甲午后，“西政”一词渐流行。与此相联系，国人对西方现代国家认同的价值取向也日趋自觉。国人传统的“天下”观，到甲午前渐已消解，中国只为世界万国一员的认知也实已确立。
——摘编自郑师渠《近代国人的现代国家认同》
材料三 胡适和陈独秀的主张，立即获得响应，钱玄同最为积极。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青年子弟读了这种旧文章，觉其句调铿锵，娓娓可诵，不知不觉，便为文中之荒谬道理所征服”。他说“语录以白话说理，诗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实今后言文一致之起点”。钱玄同又说“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研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因此，他愤而提出废除汉文。
——摘编自魏宏运《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问题》
(1)根据材料一，概述“资产阶级王国”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结合所学，指出“自然法则”的内容并说明“自然法则”的传播对18—19世纪北美政治发展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说明“甲午后，‘西政’一词渐流行”的原因，并分析其流行对晚清社会发展的作用。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简要评价钱玄同有关“文章”的主张。
材料
| 形成过程 | 逻辑主题 |
| 孔子晚年整理古代典籍形成六经，即《诗经》《尚书》《仪礼》《乐经》《春秋》《周易》。 | 圣王之道 |
| 秦始皇时“焚书”，《乐经》从此失传。 | |
| 汉孝武帝时规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设立“五经博士”。东汉时又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 | 帝王之道 |
| 唐时《春秋》扩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礼经》扩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再增补《尔雅》，构成十二经。 | 纲纪道德 |
| 宋时加《孟子》，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南宋时朱熹编著《大学》《中庸》“章句”和《论语》《孟子》集注”，和原有的五经合起来形成“四书五经”。 | 心性义理 |
(2)从材料中选择一个逻辑主题，进行历史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