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自先秦时期就有“诗教”“乐教”的美育传统，从属于“礼教”。20世纪初，众多思想家、教育家在引入西方理论的背景下，展开了对近现代美育思想的建构，以期实现“立人”与“新民”。1906年王国维提倡“以审美拯救人性”,他认为美育应与“智、德、体”三育并重发展，才能造就“完全之人物”。1912年蔡元培积极提倡“美育救国”,首次把美育确立为国家教育的方针；1917年针对“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宗旨和传教士鼓吹的“宗教救赎论”,他又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拯救国民精神。20世纪初的美育思想以鲜明的实践品格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摘编自刘彦顺《中国美育思想通史》（现代卷）
材料二 1986年，《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指出： “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贯彻执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方针。”这是近三十年后，美育重新回归全面发展教育方针。与此同时，艺术教育逐步走入正轨，中小学美育课时数明显增多。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美育本体性功能放在不可替代的位置，激发创造活力，全面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2020年，教育部发布《美育教育规划细则》正式确定美育课程纳入中小学学业水平考试范围，美育课程全面开齐开足，倡导美育的全面性和终身性。
——摘编自孙刚成《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的新中国美育政策演进及启示》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初中国美育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新时期学校美育的发展趋势，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上图均为古代饮酒器具，周朝时，对青铜酒具作了明确的规定：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六升曰壶。这种青铜酒具的格式和规格一直沿袭到清代。
(1)根据上述图片和文字材料及所学知识，解读相关历史信息。
材料二 中国的酒习俗无处不在。春节贺岁、清明祭祖、端午避邪、中秋赏月、重阳登山、婚嫁喜庆、新人交杯、生子满月、商贾开业、送别壮行、凯旋庆功，酒酒香无处不芬芳。诗酒言情，言悲、言别、言愁、言乐、言物，意与象、人与物、愁与怨、爱与恨，都装在一壶酒中……
唐诗中关于酒的称谓繁多，有醇（清酒）、醪（浊酒）、醴（甜酒）、圣（苦酒）、醍（红酒）、醴（白酒）；有绿蚁、浮蚁、烧酒、壶浆；有菊花酒、葡萄酒、黄花酒等不胜枚举。酒的词汇更是数不胜数。有酒力、酒醒、酒酣、酒兴；酒旗、酒舫、酒楼、酒肆；独酌、对饮、浅酌、痛饮；从另一个侧面衬托出唐代酒文化底蕴的深厚。
自从有了酒，酒器便产生了。到后来酒器也不单纯只是盛酒的器皿，而是各种艺术的综合体。按功能可分为盛储器、温煮器、斟灌器、饮用器、娱酒器等。
饮酒也很有讲究。唐诗中描写的饮酒一般遵循一定顺序，首先是“饮”：如元稹的《三泉驿》：“劝君满盏君莫辞，别后无人共君醉”。其次是“醺”（微醉）如韦承庆的《江楼》：“独酌芳春酒，登楼已半醺”；在“饮、醺、酣、醒、醒、酗、醉”中，让人不仅看到一幅幅栩栩如生的饮酒场景，更有诗情画意的表达。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述唐诗中酒文化的基本要素和酒的文化内涵。
材料三 1915年，茅台酒在美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夺得金奖后，名声与身价陡增。但也引来了“成裕”、“荣和”两家烧酒作坊为奖牌之争打起了官司。当初，送酒参展，国内农工部未加区别，一概以“茅台造酒公司”名义送出，统称“茅台酒”。获奖后金牌归谁，两家都倾全力相争。1918年，贵州省公署对这场打了3年有余的官司进行调查，于民国10年（1921年）由贵州省公署下文调处，省长刘显世签文：“仁怀县知事覃光銮，呈一件巴拿马赛会茅酒系荣和，成裕两户选项呈，获奖一份，难以分给，请核事由。呈悉此案出品该县，当日微集呈省时原系一造酒公司名义故，奖凭奖牌仅有一份，据呈各节虽属实情，但当日既未分别两户，且此项奖亦无从再领，应由该知事发交县商会事务所领收陈列，勿庸发给造酒之户，以免争执，而留纪念至荣和成裕，两户俱系曾经得奖之人，嗣后该两户售货仿单商标均可模印奖品以增荣誉，不必专以收执为贵也，仰既转仿遵照此令。”才结束了这场获奖讼案。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贵州省地方政府处理“成裕”、“荣和”两家烧酒作坊奖牌之争的措施。
材料 以朝气蓬勃的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隋唐文化显示出无所顾忌的宏大气派。“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泳寄，略无避隐”，创造出一个全民族诗情郁勃的时代，胡舞龟兹曲风靡长安，“洛阳家家学胡乐”。而“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的现象亦不罕见。南亚的历法、中亚的乐舞、西亚和西方世界的医术及马球运动等，如同“八面来风”，一涌而入。阎立本、吴道子等著名画家从佛画的绚丽色彩与宗教题材中汲取营养，大大提高了民族绘画的技巧与表现力。与此同时，隋唐文化向外传递出其独有的“智慧之光”，逐渐形成一个以中国本土为中心，以中国文化为轴心的东亚文化圈。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1)据材料，概括隋唐文化气派宏大的主要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历史背景。(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隋唐文化的独特贡献。
材料一 明清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其中乡试和会试各为三场，第一场考四书义三道，五经义四道；第二场考论一道，判五道，诏、造、表选一道；第三场考时务策五道。明清科举与宋元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八股取士。八股又叫制义，以宋儒注解的“四书五经”命题，如《四书》用朱子集注，《易》用程传，《书》用蔡氏传，《诗》用朱子集注，《春秋》用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传等等。作文要仿古人语气，替圣贤立言，采用特定的格式，分为破题、承题、起讲、提比、中比、后比各个部分。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 1904年清政府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会试，下表列举了这次会试的部分考题。
| 第一场 中国政治史事论 | 1.“周朝内重外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失”论。 9.“北宋结金以图燕,南宋助元以攻秦”论。 |
| 第二场 各国政治艺学策 | 1.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9.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9.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
| 第三场 “四书五经”义 | 1.“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 2“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 |
——摘编自韩策《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明清科举考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清末科举考题的新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科举考试变化的认识。
材料一 在唐代相对开明和开放的政治环境下，讽谕诗便被唐代诗人应用得“前无古人”，因而也具有了明显的“谏言”性质。之所以这样说，不仅是因为唐代文人不是在事后利用诗歌做一些亡羊补牢式的无力嘲弄，而在于他们在事态萌发之前就能一针见血地指陈政治得失；不仅在于文人们基于职司、言责谈得失、明体用，而且在于几乎整个诗坛都弥漫着“经世致用”的风气。白居易曾强调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正体现了唐代的诗歌风貌。
——据程遂营《唐代文人的“言谏”与“诗谏”》
材料二 在效忠和效率这对困扰所有国家官僚机构的矛盾中，中国传统国家一向着意点就是前者；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度，生活节奏相当缓慢，不在军情紧急情况下，行政效率一般不是大问题，而效忠与否往往关系着王朝的生死存亡，任何官员个体或者群体对皇权不忠，都是皇帝无法容忍的。一个庞大的全能式的行政体系，本身存在无限扩张权力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另外一种机制制衡，后果将难以设想。这将会导致皇权无法有效地控制局面，中国古代监察系统即是这种制衡机制的表现之一。传统中国的制衡机制，跟其他古代国家相比，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当然，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
——摘编自张鸣《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代“诗谏”盛行的主要原因？
(2)据材料二，概述中国古代监察系统的功能；简要说明中国古代监察系统中“效忠”和“效率”的关系？
材料一 陆机的乐府诗是沟通汉代乐府诗与南朝乐府诗之间的一座桥梁。汉乐府中的两篇挽歌《蒿里》与《藏露》都是杂言诗，而陆机的全部七篇挽歌均为整齐的五言。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主要写思妇对远方亲人的思念，抒发缠绵而深厚的情感；而陆机的《饮马长城窟行》则用了大量写实的诗句，具体而细致地描绘出征将士征途的艰难。陆机的乐府诗中，有一部分是目前留存的乐府诗中前人未曾用过的新题。
——摘编自谢丹《论陆机对汉代乐府诗的继承与发展》
材料二 在这样一个统一的国度里，隋文帝以权术治国，文化完全服务于政治，所以隋初的群臣都刻意的追求复古，流行的是拟古乐府。隋朝大部分南方诗人乐府诗的诗风仍未摆脱宫体诗的范畴；而北方诗人的乐府作品仍然保持着语言质朴，感情慷慨的特点。隋朝乐府诗颇具汉魏乐府遗风，秉承了“诗言志”的创作传统，在写实方面一度超过南北朝而达到一定的高度。
——摘编自赵明《隋朝乐府诗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陆机对汉代乐府诗发展的贡献。(2)根据材料二、概括隋朝乐府诗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隋朝乐府诗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马赛曲》翻译改动的部分情况
| “麦须尔诗”（1873年王韬译） | 用中国古典七言诗的格律来翻译，认为诗的主旨是反对国王的残酷统治，梁启超在1902年《新民丛报》中高度肯定该译稿。 |
| “法（佛）兰西革命歌”（1904年侠民译） | 用文言文翻译，被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中国革命记》等转载，被视为法国大革命的象征。 |
| “马赛曲”（1920年马骥良译） | 用白话文翻译，对“citoyen”的翻译，从“体团”变为“国民”，此后白话文翻译的《马赛曲》版本不断出现。 |
材料二 抗战时期，《马赛曲》成为救亡图存的重要媒介。与此同时，《战歌》、《新马赛曲》等改编作品应时而生，歌词呈现出日益严峻的国难危机，“呼吁中国同胞：‘不分恩怨，不分你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作一全民族革命战争’。”《马赛曲》对《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也有启发作用，《马赛曲》中“用肮脏的血液，灌溉我们的田野”与《义勇军进行曲》中“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意义近似，《马赛曲》中多次出现的“前进”在《义勇军进行曲》中被不断强调。
——摘编自宋逸炜《〈马赛曲〉在近代中国的多重变奏》
(1)据材料一、概括《马赛曲》翻译改动变化的表现，并说明变化的时代背景。(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抗战时期《马赛曲》翻译改动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诗经》中的战争诗数量较多，篇幅短小，内容丰富。其风格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雄壮激昂的英雄战歌；二是悲慨苍凉的征夫心曲。从《诗经》所反映的情形看，耕地的破坏或被侵占是导致战争的根源，除了偶尔为之的武力扩张外，多数战争都因侵犯土地、保护土地而起。人们内心厌恶战争而又不得不战，这种战争多是被动的。因而《诗经》中的战争诗无不充斥着“征夫怨”、“思妇恨”的反战情绪。《诗经》中对尚武好战的描写显得婉转温和。例如《诗经》中的战争诗从来不直接描写战斗场面，从来没有厮杀格斗、流血和死亡，诗中只见旌旗干戈，战马腾骧和凯旋欢庆，充分表现出王者之师不靠暴力杀伐，而是以德服人，不战而胜的特点。《诗经》除了描写战争英雄，还把笔触伸向与战争有关的社会群体或者个体，表现出厌战痛战、热爱和平的思想。
材料二 《荷马史诗》中的战争诗只有《伊利亚特》，《伊利亚特》主要描写的是特洛伊战争最后阶段的殊死战斗，侧重对唯勇至上的阳刚美的渲染。《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刻画强烈而鲜明，是一种直接、动态的描绘。动作的勾画，声音的非理性的、毫无节制的极端的审美观照。这是一种崇“力”的尚武精神，战争的悲壮及美感在比喻、夸张等多种修辞方式中得以渲染，使得原本的喋血暴力充满着诗画意境。如描写两军格斗场宣泄使得战斗英雄鲜血淋漓地闯入读者眼帘。和生活在广袤富饶之区域的汉民族不同的是，生活在岛国的古希腊人崇尚战争。《伊利亚特》所触及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生的有限和在有限的人生中人对生命和存在价值的索取。
——赵景梅、胡健《尚武与嗜血——<诗经>和<荷马史诗>中东西方古代战争文化比较》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诗经》和《荷马史诗》中的战争体现的中西古代战争文化差异。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西古代战争文化差异产生的原因及其在当代中西战争态度中的映射。
材料一 战国后期，诸子已开始尝试以自己的学说统一思想……《吕氏春秋·不二》篇宣称：“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
（李斯上奏）“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
——以上摘编自高丽娟、王川《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新文化运动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逐步深入发展转变的过程。先是以西方文化的民主和科学为口号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批判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文化，继而学习宣传十月革命，以俄为师，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五四之后发展转变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的思想文化运动。……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性质，也由其初期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转变成了为新的革命斗争服务的新文化运动了。
——李世俊《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现代意义》
(1)材料一、二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怎样的发展趋势，其原因是什么。
(2)根据材料三，指出新文化运动在宣传内容和运动性质方面的变化。
材料:公元前356年，商鞅自魏国入秦，经过景监引见，与秦孝公数次会面后，提出了德治已不能治理天下，君主应 “缘法而治”的主张，深得孝公赏识，被任命为左庶长，在秦国开展变法。商鞅重刑轻德，实质是抛弃“仁德”外衣，用“刑法”手段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其“法治”包含“法、信、权”有机结合的法治理论和治理模式。“法”即“国君立法分明守法严苛、官吏解释法律”；“信”即“令出必行的公信力，赏罚分明民众信任，君臣共信不失其议”；“权”即国君权势，是推行法治的前提。商鞅极力推崇重刑，“轻罪重刑、刑重必得、不赦不宥”，禁奸于未萌；其重刑主义带有明显“以刑去刑”维护君主集权统治的功利性，其司法实践改变了“刑不上大夫”的等级 特权。民愚则易治，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偏激弃绝传统文化，为推行法治创造了有效的法治文化。
——摘编自《商鞅变法的法律文化解释》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商鞅推行法治思想的历史条件。(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商鞅以法治国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