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中国古代外来作物的传入两汉至隋唐时期，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畅通，一批西亚乃至北非、欧洲特有的农作物品种被传入中国境内。如葡萄、石榴、西瓜等水果，深受人们的喜爱；菠菜、胡萝卜、黄瓜、大蒜等也成为重要的蔬菜。本土种植的一些蔬菜品种则被取代。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开启了美洲与其他大陆之间的农业交流。据《农政全书》记载，最早引种在福建、广东一带的番薯成为当时重要的救灾农作物，“无患不熟，闽广人赖以救饥”。进入清代中后期，番薯因其耐瘠高产的种植特点，迅速成为民众重要的主食来源。在某些地区，番薯甚至取得了与“五谷”类似的地位。此外，美洲原产的蔬菜类作物也大量传入中国，如辣椒、番茄、南瓜等成为中国人新的食物选择。辣椒“有辛味，可调理食味，乡人多嗜食之”；南瓜、番茄等在传入中国后，也纷纷取得了类似的地位。

——摘编自王思明《中国食物变迁之动因分析——以农业发展为视角》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中国古代外来作物的传入”为题撰写一篇历史短文。（要求：逻辑清晰、论证充分、表述成文）

棉花产业发展编年简史

（1）古代棉花种植起源于南亚、中美洲和东部非洲。中世纪时，许多欧洲人想象棉花是植物和动物的混合——一种“植物绵羊”。

（2）宋代，棉花由海路传入内地并在南方推广；元朝，在农村广为普及，松江府成为棉纺织业中心；到1433年，中国臣民可以用棉花抵税。《天工开物》中记载，“棉布，寸土皆有”、“织室，十室必有”。

（3）1497年，达·伽马到达印度；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1500—1760年间，大约500万非洲奴隶被贩卖到新世界的种植园中去工作。

（4）1750年，中国棉花产量约15亿磅，仅次于印度，占世界第二。

（5）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1812年，利物浦出现棉花期货交易，英国成为世界棉花网络中心。

（6）

（7）1889年，由李鸿章主持筹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正式投产，是为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1899年，张謇在南通投产大生纱厂。

（8）2012年，中国的工厂拥有世界上近一半的纱锭和织机，消耗世界原棉产量的43%（亚洲占82.2%），而北美和西欧仅分别使用全球棉花产量的4.2%和0.7%。200多年后，全球棉花的大部分使用再次集中在1780年以前的棉花产业中心地带。

——摘编自【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3月

材料   16—17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后逐渐了解中国的选官制度，并不断地把最新的选官信息反馈回西方，这成为他们构建中国形象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据杨洁《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对中国选官制度的认识与评价》整理

材料

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外交代表埴原正直与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就“中国收回旅顺大连在内的所有租借地的要求”展开了争论，中日双方各就自已对租借地统治权的合理性表达了观点。这一争论很快传回中国国内。

对此，梁启超在一次演讲中强调：“日本人……的用意，不外是要把东三省收作自己囊中物，还借此送一个秋波给英国，叫他去打西藏的主意。我们中华民国现在的疆域，都是多年来从历史上传下来，这些历史事实，都是天下共见，也不必我逐个地方来背履历。但对于日本人眈眈垂涎的东三省，我却要把历史上证据搬出来，请全世界人评一评。”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专门撰文与梁启超争辩，内藤湖南提出：“从来中国人的地志记载中交聘国与朝贡国、朝贡国与真正的领属地之间的区别都不明确，因此历史上被认为是领土的事实，在今天的国际关系和学问上是不可能被认可的……从今天的国际关系上思考，在政治上没有对该地进行统治，在经济上没有对该地进行开发，只是主张名义上的领土权，不仅毫无益处，而且实际上可以说是妨碍世界文明的进步的行动。因此，对于如满洲这样依靠日本的资本和日本人的经济能力而得以开发，而对世界文化做出了贡献的地方，仅仅凭着名义上的领土权，就想无视日本人的特殊利益，世界列国能认可吗？”

——摘编自刘岳兵《近代中日关于东北问题的论争》

《学生杂志》与近代社会变迁

材料一   据清末学部调查结果显示，截至1910年，全国学堂已达42444所，有学生1270428人。1911年又增设学堂10206所，学生增加351792人。到了民国初年，全国的学生数仍不断增长。

——摘编自刘宗灵《民国初年的学生、传媒与商业出版》

材料二   1914年，在同时肩负“启蒙”和“商务”使命下，商务印书馆秉承“紧跟时代、服务教育”的核心精神和价值理念出版了《学生杂志》，1921年杨贤江对其进行改版，是当时同类型期刊的佼佼者。

创刊初期，《学生杂志》共设学生的课艺作品及各类照片、论说、修养（修德、习学、锻炼、卫生等）、文苑、学艺（介绍外国的科学知识等）、小说、传记、调查、记载（本国及世界时事）、通讯问答、书报介绍、谈话、学生英文习作等18个栏目。创刊以来，《学生杂志》发表了《本国历史研究之注意》《租借地与割让地之差别《说河东地理与中国将来之关系《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欧战之远因》《欧战溯源》等系列学生作品。

《学生杂志》录取了学生来稿，不付现金报酬，只送书券，临时填写价目，从二元至十元不等，用这书券可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这又为商务印书馆的书籍推广了销路。当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书时，也会用大版面说明其主要内容以及如何适合学生之阅读与购买，例如《学生字典》《四部举要》等。

——摘编自唐淑《新知、交往与关系：（学生杂志）与近代社会变迁》

材料   解读史料，获得历史认识，探寻史料表象背后的意蕴，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如表为史书所记载宋代几位名臣良将事远。

——据《宋史》等整理

材料   辽境内一些大型窖藏钱币，宋朝钱币数量占 70%以上。契丹境内出土的钱币主要为宋钱，占总数的 70%左右。……近年发现的若干金代窖藏中，出土了大量宋辽钱币， 其中宋钱占 70%以上。从西夏遗址、窖藏和考古发掘中发现，宋钱币占西夏流通钱币总数的 90%以上。

据统计，日本全国已有 28 处出土中国铜钱。从唐到明共 553000 余枚，其中北宋的钱币占 82．4%。表明宋钱在当时日本境内曾大量流通。……1899 年在河内发现的况赛场宝藏两个陶罐中，共计藏有 23000 多枚古钱币。其中中国古钱 22925 枚，而北宋钱币就有

20618 枚，约占此次发现的中国钱币的 89%以上。……近代考古发掘，在爪哇、苏门答腊、巴厘诸岛发现的中国铜钱，除少量唐代的开元钱外，大部分为宋代铜钱。……有统计显示， 到 1959 年止，东非发现中国、罗马、埃及等国古代钱币总计 405 枚，其中中国钱币 233 枚，占 57%，其中能鉴定出年代的又有 91%是宋钱。

《宋史·食货志》云：“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栾城集》（卷四一）记载：苏辙出使辽国，所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用本朝铜钱”“南北贸易，缗钱之入敌境（金统治区）者，不知其几”（《宋史·食货志》）。《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赵伯圭说: “（铜钱）缘海界南自闽广通化外诸国，东接高丽、日本，北接山东，一入大洋，实难拘检”。……南宋理宗时，日本一次就从中国运去铜钱千万贯，以至于包恢在《敝帚稿略》

（卷一）中惊呼：“台城一日之间，忽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敝帚稿略》（卷一）曰：“海外东南诸番国，无一国不贪好（宋钱）”；《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载“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桑原鹭藏说:“南洋一带，宋钱之散布更多，久而久之遂成彼地之通货”。

——摘编自崔蕊满《宋代钱币的国际化程度考》

材料   明朝中期，一些原本只能由皇室、贵族和官员才有资格享受的衣食住行也逐渐走向商业化和世俗化。万历年间编纂的《通州志》记载，该地之前在饮食上很简朴，“贵家巨族，非有大故不张筵”，但如今“无故宴客者，一月凡几，客必专席”。……富裕人家竞尚奢华，明朝文人张翰在《松窗梦语》中说“国潮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崇尚服饰奢华成为一种时髦。房舍等第之分不断被突破，江南地区兴起了“园林热”。明人所著《建业风俗记》记载，之前“富厚之家多谨礼法，居室不敢淫”，而到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一些钟情山水的文人或结伴或独行，遍游山川，出现了徐霞客等一批旅行家和沈周、唐寅那样喜欢自然山水的画家。

——摘编自陈忠海《回看历史，大明朝因忽视“供给侧”错失机遇》

材料 先秦时期的“西南”是方位意义上的西南，人们认为西南方向主要包括巴和蜀西汉时，“西南”区域概念正式确立，包括巴蜀和西南夷地区，汉晋后人沿袭并强化了此观点。唐宋时期，狭义的西南地区是指唐、宋王朝疆域内的西南地区，包括唐代的剑南道、山南西道、黔中道，宋代的川峡四路；广义的西南地区还包括疆域外的南诏（大理）以及其它一些臣属、朝贡的民族或王国。记载，明清时期的“西南”除了疆域外的安南、占城、遥罗等藩属国外，疆域内的“西南”出现了三种主要观点，这三种观点分别在前代“西南”的基础上增加了广西、湖广、西藏等地区，使得疆域内“西南”的区域范围有了较大的扩张。近现代的“西南”概念则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人们国家观念和边界意识的增强，“西南”所包括的范围由原来疆域内的西南部和疆域外的藩属地区，转变为只包括国家疆域内的西南各地。

——《“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的历史演变》

材料一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史记陈涉世家》

材料二 按照《史记》中的说法，这二人都是戎卒中的屯长，而按照《商君书-境内》中的记载：“（军爵）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屯长应该是一个常设的职务，而非临时指派，因此准确说来，陈、吴二人在当时很可能是属于基层军官。……这场暴动与其说是一次偶然性的“官逼民反”，倒不如说是一次有预谋的反叛行动。

——整理自王伟《看懂中国格局的第一本书——从诸侯到帝国》

材料三

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简中《徭律》对这种情况（大雨失期）有明确的规定：“御中发征，乏弗行，费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评；六日到旬，费一盾；过旬，黄一甲。水雨，除兴O”翻译过来就是：征发徭役，如耽搁不加征发，应罚二副铠甲。迟到3至5天，斥责；6至10天，罚一个盾牌；超过10天，罚一副铠甲。因大雨或洪水导致的耽误，可免除本次征发。当然，如果秦二世胡乱修改秦法波及《徭律》，那就只得另说了。

——整理自王伟《看懂中国格局的第一本书——从诸侯到帝国》

材料四 由于秦朝的法律被汉朝当局全部毁掉，司马迁也难以从秦朝的法律找出依据。因此这段没有依据的记载（“失期，法皆斩”）就成了秦始皇“残暴”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对“失期当斩”制度持质疑态度者认为，“在出土的《秦律》里面，失期并不是重罪，甚至，因客观原因而失期的无罪”。“从这件事我们可以推断：秦朝的法律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残酷'，有可能是被某些神秘的力量歪曲了。”这被看作“汉朝'黑'前朝（秦朝）的事情”之一。……“到底是陈胜吴广利用大家的无知，为了成功起义而故意夸张了失期的惩罚，还是秦二世上台后修改了秦法，这就需要更多出土的文物来考察了。”

——王子今《〈史记〉“失期，法皆斩”辨疑》

材料五 我们综览秦汉间的史料后反而认为，陈胜的出身是相当高贵的。其理由有：（一）陈胜有士以上阶层特有的出身标志——字；（二）陈胜出生于阳城，而阳城恰恰是贵族聚居之地；（三）陈胜的“鸿鹄之志”及号召能力是一般农民所不能具有的；（四）陈胜对于一般民众所不关心也无由知道的政界秘闻，了解得很是清晰；（五）秦代战士是光荣的职业，而陈胜一开始即能当上“屯长”，其身份应不是一般平民。

陈胜的出身，影响了他发动起义的动机。

——曾祥文《陈胜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