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下图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中国青年》第126期封面，1926年6月出版，封面是丰子恺的画。画中一个青年战士骑在一匹战马上，意气风发，挽弓搭箭，准备发射。这幅画取材于历史上“射塔矢志”的故事。史书记载：唐代，青年将领南霁云突出敌军包围，向贺兰进明求救。贺兰不肯出师相救，但欣赏南霁云之壮勇，“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面对美食，还有席前的美女歌舞，南霁云厉声说道：“此矢所以志也。”这幅画从《中国青年》第126期到第146期，整整刊登了二十一期。

——摘编自刘一丁《中国新闻漫画》

“若中国自立招商局，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强国体。拟请先行试办招商，为官商浃洽地步。俟商船造成，即可随时添补，推广通行。又海运米石，本届江浙沙宁船不敷，应请以商船分运，以补沙宁之不足。将来米数愈增，可无缺船之患。请照户部核准练饷制钱借给苏、浙典章，准商等借领二十万缗，以作设局商本，仍预缴息钱助赈。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若从此轮船畅行，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於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

——清史稿·志·一百五十

材料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条约中的巨额赔款即庚子赔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1908年美国率先决定退还部分本国获得的庚子赔款，并指定将其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此举一出，列强纷纷效仿。

1909年美国开始退还中国部分庚子赔款，受到国内外舆论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明我不索不义之财于中国也，彼凉血忍心之国，固欲以重偿牵倒，久为我国民所反对，此举与我国光明正大的宗旨符合也。”其他各类美国报刊多是类似的评价，还有人说，“美国自动减收赔款，态度之伟大，非言语所能形容，此种态度，代表一股亲密的友谊，并非出于突然……由爱与真理的滋润生长而成”。

《泰晤士报》报道：“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在亚东协会演说，略谓中国政府对于美国仁惠之举动极感谢，即全国人民亦罔不感动者。”汪康年说：“近来美国以退还赔款，大得感情于我国。……我朝廷感之，我社会感之。我学界、商界中人且舍近年工约之意见而感之，一似美之此举，义声直震天地矣。”曹锟曾致电美国总统，对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表示感谢。

美国在退还庚款的谈判中企图用先虚报损失再按比例消减赔款的方法来控制赔款总额，德国公使讥讽美国这一做法是伪君子的作风。

此时，国内民间部分人士认为：“庚款者，列强对于清季拳祸之过量惩罚也，一域肇事，而全国受罚，清室既亡，而赔款依旧，揆诸正义，岂可谓平。况非赔款主义乃最近国际法上之重要原则。我国于一九一七年参战，为协约国所邀请实大有助于最后之胜利，所谓庚款，在法理上事实上均应根本取消。”全国教育联合会发表宣言希望各国将不公正不合理的庚款退还中国。

——摘编自仪修斌《民初“退还庚款”事件国内舆论研究》

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错，询谋全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德同心……设无议院，民志能如是乎？然博采旁参，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因其本民主也……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故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1894年春）

永乐十八年（1420），紫禁城工程基本竣工，一朵建筑奇葩终于盛开在拥有古老文明的东方。这座辉煌的宫殿，不仅气势磅礴，精美绝伦，同时还巧妙的蕴含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宫殿设计所蕴含的礼制规范更是超乎想象，从台阶数量到大殿的尺寸，甚至小到一颗门钉，都不是随意安放。紫禁城，一直成为国人的目光聚焦之所在，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中枢。之后近六百年中，除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这20余年外，这里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枢。今天，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已不再是昔日的皇家禁地，而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已经成为两千多万人口共同生活的家园，同时也是13亿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家园。

——摘编自纪录片《中国通史》解说词

材料   宋神宗年间，山东的女子阿云在为母服丧期间，被叔叔许配给了丑陋的韦大。阿云因不满这门婚事，趁韦大熟睡时连砍他十几刀，但只砍断了他的一根手指。县衙很快将阿云拿住，阿云承认凶手就是自己。于是县衙裁定阿云犯十恶重罪之一的“妻杀夫”罪名，判阿云斩刑。该案呈送州衙后，知州许遵认为阿云纳采发生在为母服丧期间，属无效婚姻，因此阿云的行为不属于“妻杀夫”，而是发生在普通人之间的罪行，且阿云有自首情节，应当判处流刑。大理寺、审刑院及刑部经讨论后，认为阿云的行为应以“谋杀已伤”罪名处理，故判处阿云绞刑，而不是流刑。许遵不服，便奏请皇帝裁决。宋神宗支持许遵，下旨免了阿云的死罪。但圣旨被大理寺驳回，宋神宗只得将此案交由大臣讨论。翰林学士司马光认为，谋杀的主观恶性极大，这种有预谋有计划的杀人行为不可允许自首；而且阿云最初是没有自首的，直到被官府拿获后才招供，司马光认为此种行为称不上自首。因此，司马光坚持按照《宋刑统》判处阿云绞刑。在司马光看来，如果轻饶阿云，那么尊卑、规矩将成为一纸空谈。翰林学士王安石则支持许遵，他认为司法判决应当就事论事，阿云属于“只谋未杀”，所以罪不至死。王安石提出，“因盗伤人”的罪名要重于“谋杀伤人”的罪名，连前者都允许自首，后者也可推知应该允许自首。同时，王安石认为有司的职责仅限于适用法律，至于有争议之处应由皇帝定夺；如果任由有司超越立法原意、舍法而论罪，则百姓对法律的稳定性预期会被打破，致使“人无所措手足”。百官对此案的看法莫衷一是，最终，宋神宗经过权衡，选择了王安石的意见，判处阿云流放。

——摘编自袁易鑫《宋阿云之狱》

之所以把中世纪称为“黑暗时代”，是因为在那段时间里，日耳曼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撒克逊人等在西欧纷争不断，将之前建立在罗马帝国基础上灿烂的古希腊—罗马文明毁于一旦。同时绝大多数的罗马知识分子随着帝国的消失而被消灭，欧洲历史进入了漫长的封建时代，特别是在宗教神学的意识形态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背景下，欧洲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发展都陷入停滞。

——阿德里安·阿姆斯特朗《不同画面的中世纪》

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的30年间，中国史学研究者对于洋务运动的主流评价基本为：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它是反动的、卖国的、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

材料二   1979年以来，对于洋务运动的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新论争、新成果。一些学者立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对洋务运动作出了基本肯定的评价。指出它“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在中国近代史当时的现代化问题上迈出了第一步”。随着论争和研究的深入，目前学者们初步达成共识：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动与消极的一面，又存在进步与积极的一面，我们在评价它时，应同时兼顾，不可偏废，既不应全面否定，也不宜全面肯定。

——摘编自李时岳《洋务运动研究四十年》姜铎《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

材料   “文明地带”

1870年以后的40年里，并非仅仅是在欧洲人看来，欧洲实际上确实算是在世界上快速扩张的现代文明的中心。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中心存在于欧洲的某一区域。因为当时的确有两个欧洲：一个内部地带和一个外部地带。内部地带包括大不列颠、比利时、德国、法国、意大利北部以及奥地利帝国西部某些地区。欧洲海外移民区的某些区域，特别是内战之后的美国，也属于这一地带。

外部地带包括大半个爱尔兰、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半岛的大部分，还有位于当时德国、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等国本土东面的整个东欧。许多欧洲人海外移民区，比如说拉丁美洲和美国农耕地区，也可认为在当时是属于外部地带。

欧洲人世界之外还分布着一个第三地带，即广袤无际的亚洲和非洲大陆。除了正在现代化的日本以外，从欧洲的标准或文化假设来看，它们全都是“落后的”；并且注定要在1870年以后那半个世纪之内严重依附于欧洲或被欧洲殖民化。187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大都可以写成为这三个地带之间关系的经历。

——摘编自【美】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

材料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训政纲领》，宣布“军政”结束，进入“训练国民使用政权”的“训政”时期。国民党以强力推行“以党治国”，遭到了社会人士的批评。

1929年，胡适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指出中国社会严重缺乏人权，经常侵犯人权的并不是个人或团体，而是国民党党部与政府机关。胡适要求尽快制定宪法，他强调“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胡适的言论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引起了较大的舆论震动，梁实秋等人著文响应他的呼吁。

国民党内也有人要求“民主”与“法治”。党内元老蔡元培曾致信胡适，称赞其论点“振聋发聩，不胜佩服”。而一些在党内权力分配中失势的政治派别，更注意利用民间的舆论来反对蒋介石等当权派。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冯玉祥、桂系等地方实力派成立“约法起草委员会”，草草公布《中华民国约法草案》。有报纸评论说，“从理论言，此项草案实有许多优点”“比较任何国家现行宪法为周密”。

蒋介石在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后，也感觉到有稍变统治方法以消弭反对派的必要性，提议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但遭到党内另一实权人物胡汉民的坚决反对，演变成“约法之争”。

中国共产党对此也有自己的认识，毛泽东在1940年指出，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有一部好宪法，要想畅通实行是不可能的，宪政运动的主题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

——摘编自陈红民等《南京国民政府五院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