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上半期，工业文明以及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时代关注的焦点，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究竟是灾难还是福祉，是以平等为主导的发展，还是以自由为优先的行进，很多思想家在思想领域展开了批判与辩护的激烈交锋。

在工业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支庞大的雇佣劳动者，对于他们而言，工业文明带给他们的只是苦难与痛楚，他们成为这种体制的直接牺牲者。因此，工人阶级以及他们的理论家也最早展开了对工业文明的激烈批判：社会现实中劳动产品全部归属于资本家，导致了财富分配不平等，究其原因是因为劳动权利的丧失。因此，他们从自然法理论出发求获得劳动成果的权利，认为这是人的天赋权利。在对工业文明的一片批判声中，一批思想家也走上前台，发出了另一种声音，他们坚决为现有的工业制度和社会体制辩护呐喊，这批思想家主要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法国社会学家圣西门等人。他们一致认为，只有工业文明，只有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才能增进国家的财富，带来社会的进步，实现理想的“文明社会”。

——摘编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二编工业文明的兴盛：16—19世纪的世界史》

从上述材料中提取一个关于工业文明观点，并作简要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以断定的。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相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丰厚,然总在-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田，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1938年）

材料 1500-1800年的近代早期，人类史无前例地进入了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之中。商业、生物以及文化上的交流影响了世界各地的社会发展。1750--1914年间，欧洲人成功地将自己的优势地位转变为世界性霸权。19世纪末，欧洲势力控制了大部分亚洲和几乎整个非洲。18世纪末19世纪初,革命改变了欧洲和美洲社会,对大西洋沿岸的社会组织形式产生了深刻影响。起初是欧洲，然后是美洲，革命与随之而来的斗争促进了民族认同感的形成。西欧和北美人民在建设国家的同时，还踏上了工业化的进程。到19世纪晚期，俄罗斯、日本也开展了工业革命,那些到20世纪还没有展开工业革命进程的国家也因此迅速落入受工业化影响的范围内。工业化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它发展出极为发达的运输、交流和军事技术,这些都是农业社会难以匹敌的，让西欧人得以在19世纪将自己的统治强加给亚洲大部分地区及整个非洲。19世纪末，美国和日本利用自己的工业技术,提升了国际地位，从而与西欧国家一道成为世界性的帝国和全球性的殖民力量。殖民地人民则更难获得机会实施社会、政治改革，但他们经常通过发动叛乱和组织反殖民运动来反抗帝国主义统治。革命、工业、帝国时代使19世纪末世界各地冲突升级，这三个历史进程一道，促使世界各地的人民以前所未有的程度紧密联系在一起。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一文明的交流与传承》

材料   近代的中国，可以说几乎是西方化的世界。其生活，无论精神方面、社会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充满了西方化。对于这种状态，很多人有了争论，人们不可避免的面临这样的问题：东方化究竟能否存在？

其一，有人认为东方化和西方化不并立也不可通，应该绝其根株，需彻底的改革；其二，有人认为东方化受西方化压迫不足虑，需翻身；其三，有人认为东方化与西方化是可调和通融的。

——摘编自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材料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以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为主导，其进程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促进着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它服从资本追求高额剩余价值的目的，使剥削、贫富差距等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弊端在全球蔓延。跨国资本的全球流动造成整个社会的分裂状态，形成长期失业和贫困人口，民众因此而发起反全球化运动。由此看，经济全球化的负面作用，源于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分配不公，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人民不能公平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大国经济复苏乏力、陷入长期停滞状况，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等更加严重，促使保护主义更加严重，民众的反抗运动持续深化。同时，资本主义大国的逆全球化突破了经济行为，发展成为政党、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实施一系列逆转经济全球化的措施，排斥外来民族。各种反全球化、去全球化、逆全球化充斥西方，成为西方国家政治主流。

——摘编自栾文莲《对当前西方国家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分析评判》

材料

科学需要的不只是研究本身要有进展，更需要科学、政治和经济彼此相互强化。如果没有政治和经济组织提供资源，科学研究几乎就不可能成功。反过来说，科学研究也为赞助者带来新的能力，让他们能够取得新的资源，而部分就会再用来研发新的能力。

——摘自［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材料   关于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普遍的观点是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内政、军事、外交、财政、经济命脉以及文教的各种权利：中国的一些海港和地区成为他们独占的殖民地：全国各省区被他们所分割：中国陷入了极为贫穷衰落的境地。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在侵略过程中，殖民主义者带进来不少西方先进的制度和现代化工业：中国人出于救亡的需要和对文明的期盼，也曾长期以西方为师，开启并努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在外国资本主戈入侵前，不仅自身发展缓慢，而且只是在原社会范围内的循环式的发展，缺乏内在的自我变革的力量，只有经过西方殖民者这些外来的破坏力量，才能推动它向前发展。

——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   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在事实化。何以呢？因为他们一切政制，均决定于选举，选举出来的多数党，就可决定一切了。法制随多数意见而决定，而变动，故说它重人、重事实。我们的传统政治，往往一个制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这当然只说是法治，是制度化。

法治之下，人才就受束缚了。但尚法并非即算是专制，而中国历史上平地拔出的人愈后愈多，而自由展布之才，却愈后愈少了。此后的我们，如果不能把这种传统积习束缚人的繁文琐法解放开，政治亦就很难有表现。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说：“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认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

材料   对《天工开物》的各种解读是一个非常引人入胜、非常重要的题目。那些奉19世纪欧洲科学革命为圭臬的学者，力图在中国历史中找到可堪与欧洲对等的个案，找到欧洲的镜像。因此，在一些学者眼里，这本著作之存在，是中国人有志于工艺知识、技术和实用手段的一个有力证明。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宋应星之后没有学者沿着他的路数、用他开创的包罗万象的方法来了解工艺知识，这恰好足以说明中国人在思想层面上对实用事物和技术缺少兴趣；或者，他们将这本书看作一个文明的标志，而这文明中的发明和创造能力都正在趋于衰落。我在这里所做的，便是将《天工开物》重新归置到它原本所处的各种关联之中。（在我看来）宋应星对于“天工”和“开物”这两个语汇的使用，意在将自己的文字纳入一个更大的关联当中，而非简单地记录工艺过程。他相信，通过描写这十八个遴选出来的工艺领域，人们可以从中学到重要的宇宙规制（“天理”），了解这些规制能让世界进入“治”的状态中。

——《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