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对非西方国家来说，要完成现代化，第一步就是建立现代国家，确保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政治保障。接下来是发展现代经济，完成工业化，积累雄厚的物质基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此同时，需努力建设现代社会，完成社会转型，为人民创造享受美好生活的社会环境。因此，建立现代国家、发展现代经济、建设现代社会就成为现代化的三项任务，是世界各国都回避不了的历史命题。20世纪的各国历史都是围绕这三项任务展开的，无论这些历史有多么复杂、多么起伏，全世界各国的历史确实都被纳入这一相同的轨道上来了，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整合，从分散到整体的历史进程出现了关键性进展。
——钱乘旦主编《新世界史纲要》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评析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材料一《易·系辞》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孔子说：黄帝“设五星”，创造了度、量、衡、亩和数，此时，“市不预贾”。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海贝、骨贝和石贝。上古三代，夏的商业制度缺乏史料，而《国语·晋语》描述商周时期商业时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周朝国都建设是“面朝后市”。同时，周朝市场管理设有司市（总负责人、最高管理者）、质人（验证书契）、廛人（征收商税）、胥师（分区负责人、管辨别货物真伪）、贾市（管理物价）、司暴（负责禁止斗嚣）、司稽（负责捕捉盗贼）等。
春秋时期，是古代商业的自由发展时期，周人“巧伪趋利，贵利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列国统治者允许商业自由发展，出现了子贡、范蠡等杰出代表，子贡、范蠡对后世商人影响巨大，后世商人们流行在自己的店铺店堂内悬挂“端木生涯、陶朱事业”八个大字。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古代中国商业自由发展的短暂春天即将结束。
———摘编自周晓敏《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探析》
材料二北京瑞蛱祥和上海永安公司是20世纪初几乎同时创办的两家企业，二者的资金来源和经营方式明显不同，前者商业经营资本很大程度上来自土地剥削的收入，而商业经营所得又用来购置土地。而后者深受国外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建立之初就采取了股份制的组织形式。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上，二者也存在差异。（见表）
北京瑞蚨样和 上海永安公司企业的经营管理情况
人事管理 | 财务管理 | 业务经营 | |
| 北京瑞蛟祥 | 企业内部人员（6类）:东家、掌柜、内伙计、外伙计、学徒、后司 | “四柱账”财务制度:最高财务机关（东家的家里）；地区最高.财务管理机构（总店账房）；基层各号账房。年终统一核算，分号资金由总店统一拨付 | 进货:联货代购、派人选购、函购（通过寄号信向上海等地购进）。 销货:门面柜台销售为主、送货自上门、烟茶招待讨好顾客等，但商品价格没有商量余地 |
| 上海永安公司 | 企业内部人员（3类）:投资较多、参加管理的监督与司理；一般雇佣职工；高级职员 | 注重资本积累和资金的流动性，通过账房间和银业部兼营金融业，保证企业资本安全和充裕的流动资金。采取现代股份公司制，控制股权保证公司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在利润分配上与控股权相对应 | 进货:洋货方面:通过洋行、批发字号、向外国工厂直接订货及向外国推销员直接购进；国货方面:直接从产地和工厂购进。 销货:送货上门、外埠信购、注重品牌效应等 |
——摘编自李敏《中国传统商业的近代化与经营方式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时期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征及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近代商企经营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变化发展。
“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东西文化的差异性、两者的长短优劣以及文化出路等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论战。辜鸿铭提出：“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陈独秀则认为：“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国情的话来捣乱。”
——据辜鸿铭《在德不在辫》、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编写
提取材料信息，并结合所学，概括材料反映的现象，并加以评析。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干项之陵，其气节岳然若万初之壁……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吠影吠声以丑低之，无异于元枯、绍兴之时也。……公之志，在制兼并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由国家酌盈剂虚，以均诸全国之民，使各有所藉以从事于生产。……其青苗、均输、市易诸法，皆本此意也。荆公兴举民政、财政，其条目班班可考，其本意无一不出于利民……易征摇之性质为赋税之性质，以财产之高下列为等第，富者所征较重，贫者所征愈微，其尤贫者，则尽豁免之。有近于国家社会主义，为今世西洋诸立宪之国所犹未能行者也。……三代以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摘编自梁启超《王荆公传》(1908年)
请简要评析梁启超在《王荆公传》中对王安石的评价。材料一 中国粮食储备制度最早出现在2000多年前。古代时期的粮食储备分为官办储备和民办储备两种类型，政府对粮食储备实行专管，由中央财政直接控制。具体来讲，历代政府对不同类型的仓储采取不同的管理形式，实行分仓储备、分仓管理、分仓核算方法。封建政府还制定了比较严密的管理条规和制度，如西汉的粮食会计簿册和秦代的仓律等。另外，还建立了仓储保管者责任制度，设立了审计机制和账实核查机制，并且不断加大监管力度，使所有环节都能按制度进行。
——摘编自姚荣《中国古代粮食储备制度及启示》
材料二 1933年10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南昌举行粮食会议，制定兴办仓储计划，对原有“仓储管理规则”进行了修改与补充。在仓储种类上，将仓储分为国立储备仓、省立储备仓、县仓、区仓。国立储备仓由中央设立，省立储备仓由省设立，省以下各仓，乡仓、镇仓必须普遍设立，县仓、市仓根据地方情形分别设立。至此，已基本确立了现代粮食三级储备的雏形。1935年5月，实业部制定《农仓业法》及其施行细则，鼓励金融机关经营农业仓库，规定农民银行必须在各县设立农业仓库。之后，这一新式仓储制度的推广得到了各省及各银行的响应，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新华银行、金城银行等均在各地分别设立了农业仓库。
——摘编自任新平《近代中国粮食储备制度的变迁》
材料三 据报道，为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维护社会经济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粮食安全保障法草案2023年6月26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草案共11章69条，包括总则、耕地保护、粮食生产、粮食储备、粮食流通、粮食加工、粮食应急、粮食节约、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笔者注意到，这是该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也意味着各方期待的立法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事宜已加快步入“办事”日程。
——摘编自人民网《立法保障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粮食储备制度的主要特点。(2)根据材料二、指出南京国民党政府粮食储备制度建设的主要举措，并进行简要评析。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如何保障粮食安全”这一问题谈谈你的合理建议。
材料 “初，高祖受禅，以天下未定，广封宗室以威天下。”太宗即位后，就“遍封宗子”问题征求意见，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遍封宗子”“不便”；魏征认为如果封建诸侯，会造成财政困难；李百药说封建会导致宗室间攻战相残。柳宗元在《过秦论》中列举秦朝“有叛民无叛吏”、汉代“有叛国，而无叛郡”、唐代“有叛将无叛州”，由此证明“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萧瑀认为：“国祚所以长久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余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虽然分封制遭到大多数大臣的反对，太宗也明确表示“朕理天下，本为百姓，非欲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也。”但贞观十一年太宗诏曰：“设官司以制海内，建藩屏以辅王室”，先后任命了21个亲王和14位杰出功臣为世袭的州府刺史。正如刘秩所说：“设爵无土，署官不职者也。”
白居易在《议封建论郡县》中认为周代封建诸侯而亡是因为“上失其道，天厌其德，非为封建之弊也”，秦无分封而灭是因为“群其毒，人离其心，非唯郡县之咎也”，汉代七国之乱乃“宠而失教，立不选贤，非独强大之故也。”“繇是观之，苟固其本，导其源，虽郡与国，俱可理而安矣；苟逾其防，失其柄，虽侯与守，俱能乱且危矣。”
——摘编自冯辉《中国古代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
(1)根据材料，概括唐代关于“分封郡县之争”的主要分歧。(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唐代关于“分封郡县之争”的任意一个主张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 政府的强力控制，几乎必然导致经济的衰退。经济活动主要是靠自由市场来组织的地方，人们才可能普遍地对未来充满信心，经济才可能繁荣发展。强势大政府的兴起非但解决不了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限制个人自由，窒息了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发动机——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政府占用了本来可供民间使用的资源，压缩了个人发挥的空间；扭曲了民间的激励机制，社会停滞，企业和个人逐渐退化。处在政府保护下的企业丧失创新的动力，将资源用于游说和贿赂政府，以便继续享受排斥竞争的行政保护政策；个人则依赖政府的福利开支，不再努力学习和勤奋工作；几乎人人都能吃到“免费”的大锅饭，但却人人都吃不饱。对消费者的最大威胁是垄断，不论是私人的还是政府的垄断。保护经济和消费者的最有效方法是国内的自由竞争和遍及全世界的自由贸易。
选择一个国家，结合所学近现代史知识，评析材料中的观点。（要求：表明态度，史论结合，表述清晰）材料
1919年12月，王光祈在北京发起建立城市“新生活”的小组织，定名为工读互助团。这个倡议得到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支持。广大青年向往“新生活”，报名参加者数百人，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理想的第一步。该团坚持的原则：公有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从1919年底到1920年春夏，南京、天津、武昌、上海、广州等地，先后成立了各种名称的工读互助团。团队成员宣告脱离家庭关系、脱离婚姻关系、脱离学校关系，在团体内“绝对实行共产”。到1921年初，各地工读互助团相继失败。工读互助团运动的失败，促使不少“五四”进步青年从空想社会主义的迷惘中走出来，努力学习科学社会主义和从事实际的工人运动，也使原来朦胧地向往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比较快地成为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战士；而原来倾向于马列主义的人，则更加坚定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
——据马小泉等《强权与民声：民初十年社会透视》等整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20年代工读互助团运动兴起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工读互助团运动。
材料一 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城市都是与城墙相关的。 自古以来，中国城市就具备了城、池。城池保护了代表皇权的官府衙门，彰显着一个城市的特殊地位。到清末，在大部分城市，具有相当规模的商业中心已出现在城墙之外，实际上，很多会馆都建在城外。这样的现象在通商口岸尤其突出，比如天津、上海和广州。在这些城市，外国租界都在城外，华界都在城内……近代以来城市改造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拆除城墙。首先在天津，外国列强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占领了天津市，并且拆毁了城墙。从清末新政时期到1949年这一段时间， 中国许多城市的城墙被拆掉。旧城墙消失后，取而代之的往往是环城路和有轨电车。
——摘编自周锡瑞《重塑中国城市：城市空间和大众文化》
材料二 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 日军对重庆市区进行了大轰炸，都邮街街区的房屋建筑损毁严重，需要进行清理改造。重庆市工务局会同重庆市财政局于1939年 10月30日，提经第22次重庆市政会议议决通过改造计划。改造过程中调查发现“都邮街、会仙桥原有街道转弯处成一反面曲线，交通秩序不易维持，车辆往来又多”，于是将原有街道改成直线。到1940年初，随着街道大规模的改建和都邮街广场的修建，战时重庆城市的空间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新辟道路大多在市中区干道两侧或附近， 民生路、民权路、民族路、大同路、建国路、临江路、 中兴路、凯旋路等都与都邮街广场相连，城市中心向都邮街广场转移，市区新格局基本奠定。
——摘编自谭刚《重庆城市广场政治空间的形成与抗战精神动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近代中国城市改造过程中拆除城墙现象。(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抗战期间重庆城市改造的特点。
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宽扬中国历史“停滞论”，这种理论以西方为标尺衡量中国历史进程，认为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催化作用，中国根本无力产生近代性变化。如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秋泽修二鼓吹“中国社会亚细亚的停滞性”，宣扬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格是停滞的、循环的、倒退的，要推动中国历史发展，必须打破循环，中国自身没有这种能力，只有依靠外力才能实现。
——摘编自赵庆云《中国历史“停滞论”辨析》
提取材料中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评析。（要求：紧扣材料信息和主题，逻辑严谨，论证全面，表述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