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洪亮吉（1746—1809），今江苏常州人，诗人、学者，精通考据学、经学、史学、舆地学和人口学等。他反对信天命、讲鬼神，提出为学要“推本述原，实事求是”。他认为，天地万物是客观存在，万物自生自灭，既不以人欲而存，也不以人欲而灭。乾嘉时期，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频繁，洪亮吉不甘沉默，倡言变革。1799年，他提出改革地方和中央的行政制度，改革官吏选拔和考试办法，打击贪官污吏，但他的建议不仅没被采纳，反被革职流放新疆。他不怕打击，写了不少文章探讨解决危机的办法。他认为农民起义是腐朽的官吏逼出来的。他揭露当时“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且地方官绅又肆意兼并，“一人而据百人之屋，一户而占百户之田”。面对人口暴增带来的社会问题，他建议开垦荒地，减轻赋税，抑制兼并，禁止浮靡，推广社会救济。洪亮吉的言论反映了客观实际，具有经世致用的典型性。
——摘编自李喜所《鸦片战争前的今文经学与经世致用思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洪亮吉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原因。并概括指出洪亮吉经世致用思想的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洪亮吉的经世致用思想。
材料 中国古代思想家有诸多朴素的收入分配思想。孔子曾提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观点，其中，“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孟子的收入分配思想以施行“仁政”为核心，认为统治阶级“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孟子认为，“氏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产，放辟邪侈，无不为己”。韩非子主张通过严格的赏罚措施实现社会财富增长目标。韩非子认为社会中存在贫富差别是合理的，同时呼吁减轻民众的徭役，认为应实行“论其赋税以均贫富”的财税政策。韩非子的见解从主观上看是为维护中央集权服务的，但是减轻徭役也确实可以增加民众的收入。
——孙浩进《中国古代及近代收入分配思想评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先秦思想家关于财富分配的主张及评价。(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思想家关于财富分配主张的现实启示。
材料一 唐初君臣非常注重总结隋朝短命而亡的历史教训，“以隋为鉴，安宁国人”。唐高祖李渊主张礼教与刑罚并用，《唐律疏议》序中有“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一语。唐太宗主张“国家法令，维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他还“常问法官刑罚轻重，每称法网宽于往代，仍恐主狱之司，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声价”。唐太宗认为“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魏征总结道：“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
材料二 唐初基本形成了以律、令、格、式为主体的法律体系，中唐以后再也没有进行过大的立法活动，以因循旧法为主，但随着政治生态每况愈下，奸吏选出，法纪逐渐败坏。白居易以《论刑法之弊》上书皇帝阐明主张，他感叹道：“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白居易认为“盖刑者，君子行之，则诚信而简易，简易则人安；小人习之，则诈伪而滋彰，滋彰则俗弊。此所以刑一而用二，法同而理殊者也”，他还建议皇帝“高其科重其吏”。
——摘编自顾钩《白居易的“法治”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初立法的指导思想。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白居易的法律思想。
材料 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孝文帝诏曰：“刑法所以禁暴息奸，绝其命不在裸形。其参详典，务从宽仁。”太和三年(公元479年),孝文帝认为法令不够全面，导致官吏用法时轻重不分 “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官等修改律文，随例增减。又救群官，参议厥衷，经御刊定。五年冬途 凡入百三十二章，门房之诛(即门诛，指诛其亲族)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七；除群行剽劫首谋门诛，律重者止枭首。”
孝文帝在太和十一年(487年)三次下诏。诏曰：“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那髡刑(剃去罪人须发的辱型),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又诏曰：“前命公卿论定刑典，而门房之 犹在律策，违失《周书》父子异罪。推古求情，意甚无取。可更议之，删除繁酷。”秋入月诏 “可详案律条，诸有此类，更一刊定。”并在十月时诏令公卿参议律令。太和十二年诏：“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又无期亲者，仰案后列奏以待报，著 格。”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五月乙亥日，孝文帝诏大臣“议改律令”;七月丁已日又“事”,翌年四月正式“班新律令，大赦天下”,是为“太和律”。至此，北魏律基本定型。
——摘编自马越《试论北魏法律儒家化》
(1)根据上述材料，概括太和年间律令儒家化的表现。(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太和年间律令儒家化。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发展历程中，儒学可谓贯穿始终，连绵不绝。自汉武帝尊崇儒术，儒学就成为历代王朝尊奉的官方学说，发展至宋代，由汉代注重解释字词语意的章句之学，转化为具有哲学思辨色彩，注重阐发文字背后义理的“理学”，历宋元明三代五百年不衰。但明清易代不到数十年间，学风突变，出现了“对理学，特别是对其代表人物朱熹的激烈批评和彻底清算”。
——摘编自宋瞳《从顾炎武看明清儒学思想变革》
材料二 因为明朝的灭亡，阳明学说被认为对于思考和解决现实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等问题是浮泛、迂阔而无效的。相比于明代前期儒者的以“天理”“义理”来俯瞰、审视现实和崇尚空谈，明末清初诸儒开辟了把握“现实”的新天地。他们反思的起点、进路、程度等各有不同，但在向着“现实”下沉、趋近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摘编自鄢一龙等《明末清初思想的“下沉”趋势》
某学者认为，统治者国家治理效能的不同是明末清初儒者与明代前期儒者思想不同的主要原因。结合时代背景，评析该学者的观点。（要求：赞成该观点或另提出一个主要原因均可，并阐述理由）材料一 中华文明早期呈现“满天星斗”式起源。庙底沟式“花瓣纹”彩陶、龙崇拜、以玉为美等早期文化现象普遍存在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中。
先秦时代，华夏与四夷交错分布，迁徙互动，逐渐形成“五方之民”共天下的格局。儒家的“一天下”，道家的“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法家的“陶天下而以为一家”，墨家的“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等，体现了对归于“一”的重要共识。
——摘编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典籍文物”展览
(1)阅读材料一、指出先秦时期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结合所学，简述推动此趋势形成的历史条件。材料二 要统一后，“法令由一统”“事皆决于法”。受“以吏为师”的影响，汉朝官员多明习法律，这类“文史法律之吏”也称“文吏”。文吏治国大多推崇法家“以刑杀为盛”的理念，通过严刑规范民众的行为。同时，大力打击地方豪强，削弱地方邪恶势力。据记载，三温舒曾对郡内的奸猾豪强大肆搜捕，以致“郡中无犬吠之盗”。
重仲舒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主体，杂糅各家学说中有利于维护君主统治的因素，由此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正统法律思想。其内容主要有“法自君出”、以“三纲”作为立法原则、“经义决狱，刑有等级”等。“经义决狱”即“春秋决狱”，其原则主要是“论心定罪”，即根据罪犯的“心”中动机判定是否有罪，强调“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董仲舒之后，两汉经学大儒竞相以儒家经典解释法律，不仅对汉晋法律有直接影响，而且对古代中国的法制产生了深远影响。伴随通晓儒学的士人进入国家队伍，出现了“儒生——文吏”共治的局面。
——摘编自《周秦汉唐法制史》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评析汉朝“儒生一文吏共治”现象。材料一 中租官制是中央集权的轴心，从赵匡胤建立宋王朝开始，就对中央官制作了调整。其特点是用设官分职、分割各级长官事权的办法来削弱其权力的。这样，有些官只是空名。所谓“官”，其概念只是拿俸禄而已。至真宗时，便把这些措施加以制度化。按照这个制度。一般官员都有“官”和“差遣”两个头衔，有的官还加有“职”的头衔。“官”只是说明他可以领取俸禄，而职才有实际的权力。每个机关彼此互相牵制，“任非其官”的情形很普遍。
——《宋朝官职及俸禄简介》
材料二 清雍正帝登基后，火耗（地方政府从老百姓手中收来的散碎银子，要熔铸成整锭大银送交国库，熔铸过程中会有损耗，为了弥补这部分损耗所征收的附加费就是“火耗”）以及由其衍生的贪腐问题已经成为了事关王朝兴衰的隐患。面对这个问题，雍正帝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并没有站在政治正确的道德制高点，一刀切废止火耗。而是推出了“火耗归公”和“养廉银”—揽子改革方案：雍正帝承认火耗的收取有一定合理性，给予火耗合法身份，同时规范征管，将火耗征收权由州县上收到省里，一部分用来弥补以前的亏空，一部分用来给官员们发放养廉银，补贴他们的生活。……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实施后，官员的合法收入已经可以满足需要，收受规礼自然就少了最重要的借口。
——《雍正的养廉银改革》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宋朝官职及俸禄的特点。(2)宋朝文官待遇优厚，清雍正帝高薪养廉，依据材料及所学知识，对两者分别进行评析。
材料一 20世纪40年代以来巴西城市化水平变化表
——据巴西国家地理和统计局人口普查数据
材料二 巴西人口分布示意图
——据2010年巴西国家地理和统计局人口普查数据
材料三 近代巴西的城市发展具有殖民地时期的经济特点，并随宗主国经济周期波动而变化，政治是城市的主要职能。随着独立和废除奴隶制度，城市开始以经济为中心发展，圣保罗市等兴起咖啡经济。经济大萧条后，巴西转向进口替代工业化，较快地走出了萧条的阴影。二战后，巴西发展战略向耐用消费品升级，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自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末，大量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涌入城市非正规就业部门，这些部门通常收入很低。在农村地区，没有土地的农民或沦为庄园主和农场主的雇工，或成为农业季节工，只能找到短期工作，更多的人则成为涌入城市的贫民。1951-1991年之间，里约热内卢城市人口由240万增至550万。但贫民窟的人口却由17万增至100万，增加了4.9倍，占城市人口的比重也从7%增至18%。20世纪90年代中期，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有近20%的居民生活在贫民窟，240万居民生活在非法定居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西谋杀率增加了1倍之多，大城市情况则更为严重。
——摘编自吴国平、武小琦《巴西城市化进程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战后巴西城市化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结合世界现代史知识，评析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问题。（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晰）
材料 宋元史学家马端临作为有“会通”思想的史学家，他在《文献通考序》中提出了一个认为普遍的历史法则：“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这一论断也被学者称为“马端临命题”。
结合中国古代史相关史实，评析“马端临命题”这一观点（任选一个角度或整体）。（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述充分，逻辑合理）材料
第2条：如果一个人指控另一个人诅咒他而不能证实，那么被指控者应该走向圣河，投入河中，如果河神征服了他，那么指控他的那个人将拿走其财产；如果河神表明他是清白的并且得救的话，那么指控他的人将被处死，投河之人可以占有指控人的财产。
第15条：如果一个人将贵族或者平民的任何女奴或男奴带出城将被处死。
第16条：如果一个人在家中藏匿任何一个从贵族或平民家中逃离的男奴或女奴，而不让其离开，并依照长官命令接受公共劳役的惩罚，该家家主将被处死。
第128条：如果男人娶妻而未订立婚姻契约，那么那个女人不可以成为他的妻。
第196条：如果一个人打伤了贵族的眼睛，那么这个人的眼睛也要被打伤。
第197条：如果一个人打伤了平民的眼睛或者弄折了平民的胳膊，那么那个人将赔偿一迈纳的白银。
——摘编自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
(1)据材料，概括说明当时巴比伦王国的社会问题。(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汉谟拉比法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