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明末清初，有名医吴有性、戴天章、刘奎，皆以治瘟疫名。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并著论制方，一一辨别。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戴天章好学强记，尤精於医。其论瘟疫，一宗有性之说。为人疗病，不受谢。乾隆末，刘奎著瘟疫论类编及松峰说疫二书。又以贫寒病家无力购药，取乡僻恒有之物可疗病者，发明其功用，补本草所未备，多有心得。所著书流传日本，医家著述，亦有取焉。
——摘编自《清史稿》卷五百二
1907年前后，医学家丁福保将“传染病”称为新事物，“自新事物逐渐发现，而传染病之见解，逐渐超于新方面矣”。激进人士甚至产生了“欲强国必先强种，欲强种必先研究卫生，欲研究卫生，必先注意传染病之卫生为最要。中国医道晦盲，卫生一道不讲求，数千年于此”。1910年丁福保撰写《急性传染病讲义》，介绍这门学科产生的由来、代表人物以及新知识的内容。在其影响下中医界迅速接受了“细菌学”和“传染病”的学说，并把它纳入中医学知识体系中。
——摘编自高晞《疫病的现代性：从“瘟疫”到“传染病”的认知嬗变》
(1)根据材料，概括四位名医在医学上的贡献，并对他们予以评价。(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初中国传统医学自我革新的社会意义。
材料 或问：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当李贼之围京城也，毅宗（崇祯皇帝）亦欲南下，而孤悬绝北，音尘不贯，一时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达，故不得已而身殉社援。或曰：自永乐都燕，历十有四代，岂可以一代之失，遂议始谋之不善乎？曰：……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敞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缴纳粮食等物资），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或曰：有王者起，将复何都？曰：金陵。或曰：今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遗筐（箱拒）也。今夫千金之子，其仓库、遗筐必身亲守之，而门庭则以委之仆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仆妾以仓库、遗筐；昔日之都燕，则身守夫门庭矣。曾谓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与？
——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1)根据材料，简析黄宗羲认为明朝建都北京的具体弊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条黄宗羲主张建都金陵的理由。
| A．用礼和法强化封建统治 | B．礼法结合以保障民生 |
| C．强调“君舟民水”关系 | D．礼法对立，只取其一 |
材料一 从乡村底层走上权力巅峰的明太祖，对荒政破败与王朝衰亡之间的关系有深刻的体会，洪武元年（1368年）就曾明确告诫臣下：“恤其……恤其幼……天下之老幼咸悦矣，其心有不归者，寡焉！”在频繁实施赈恤的过程中，明初荒政建设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一，将救荒的行政权力统一集中到户部，使户部担负起“以积贮之政恤民困”的职责。其二，明确了“不拘时限”的报灾之法、“勘灾既实，尽与蠲免”的蠲免之法、“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岁以下不与”的赈济标准和“务使饥民切沾其利”的赈济原则。其三，为了在第一时间掌握灾情并实施救助，构筑了“遣御史巡行以广耳目”的监察网络和者民报灾制度，制定了严厉的灾荒行政奖惩政策。有效通制了官员在荒政中的懈息和责任推却等行为。
——摘编自杨乙丹、卢勇《明代灾荒赈贷制度探析》
材料二 为了吸纳社会资源，激励社会各界踊跃投入教灾工作，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捐资者、经募赈款（物）者、办赈出力者、防灾御灾有功者等方面的激励、奖赏举措，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灾荒救助的奖励体制，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一些因应时代的权变。在救灾奖励制度的贯彻实施过程中，由于整体权力系统效率低下，特别是公权私用痼疾无孔不入，加之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国民政府的灾荒救助奖励制度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摘编自武艳敏（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救灾奖励制度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太祖赈灾的目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南京国民政府救灾措施与明初的不同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清末时人曾这样说:“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当立志维新变革的康有为再次上书皇帝不达后,…黄遵宪、汪康年等人提议以强学会之余款筹备办《时务报》以“开民智”,并请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在康有为上书活动中表现出超众的宣传组织才能的梁启超担任撰述。在甲午战后人心思变的情势下，《时务报》终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在创刊号登出的《论报刊有益于国是》文中,梁启超开宗明旨地说明了办报的目的与作用:…录各省新政,则阅者知新法之实有利益及任事人之难经划与其宗旨所在。可以奋励新学,思洗前耻矣。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则阅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经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至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枵然自大矣。
——雷顾《略论<时务报>》
材料二 大抵阅日报者,则商贾百执事之人为多…阅自报者,则士大夫读书之人为多,而下焉者则病其文字之艰深。
材料三 时务报于上海,其经费变则文襄（张之洞）与有力焉。而数月后,文襄以报中多言民权,干涉甚烈。其时鄙人之于文襄,殆如雇佣者与资本家之关系,年少气盛,冲突愈积愈甚。
——梁启超
(1)根据材料一,《时务报》创办的宗旨和目的是什么?
(2)根据材料二、三,《时务报》在办报过程中碰到了哪些问题?从中折射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 A．分封制度的瓦解 | B．民本意识的增强 |
| C．百家争鸣的现实 | D．辅贰制的有效性 |
材料 1866年，出使英俄的公使曾纪泽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该文针对“欧洲人遽谓中国即一陵夷衰微终至败亡之国”，指出“愚以为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曾纪泽谈到“中国先睡后醒”，但并未提到“睡狮”。
1899年，梁启超发表《自由书·动物谈》，提到：“吾昔游伦敦博物院，有人制之怪物焉，状若狮子，然偃卧无生动气。或语余曰：子无轻视此物，其内有机焉，一拨捩之，则张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敌也。余询其名，其人曰：英语谓之佛兰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纪泽，译其名之睡狮，又谓之先睡后醒之巨物。……梁启超历历备闻其言，默然以思，愀然以悲，瞿然以兴，曰：呜呼！是可以为我四万万人告矣。”
到20世纪初，“睡狮”、“醒狮”之说开始广为流行。1902年，蔡元培等组织明强学社，发表广告称：“今者欧美各国已由民族主义之熟达，而进于民族帝国主义。我国睡狮不觉，尚未进入民族主义之时代”。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中说：“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1904年，《东方杂志》第一期封面图案，把雄狮的形象特征结合在了龙的形象上。
——据单正平《近代思想文化语境中的醒狮形象》等整理
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谈谈你对近代中国“睡狮猛醒”现象的理解。
材料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 材料 | 历史解释 |
| 这三种发明（印刷、火药和磁石）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 —培根《新工具》 | （1）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传播到欧洲，对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战胜封建势力，推翻封建制度产生重大作用，推动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 |
| 伏尔泰终其一生尊崇、仰慕中国的孔子。伏尔泰认为孔子是用道德的说服力来影响别人，而不是用宗教的狂热和个人崇拜。伏尔泰以中国文化来抨击欧洲宗教的黑暗和专制，并大声感叹：“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 | |
| 1895年，严复选译了《进化论与伦理学》，命名为《天演论》，宣扬人类同样适用“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的思想。1912年，中国工业建设会认为“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 | （3）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以进化论作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武器，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推动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运动的开展。 |
| 正是靠着一批留学生、一批精通外文又心甘情愿献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宣传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经验才被传入并融化进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大众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意识才得以迅速提高，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新的火种。 ——摘编自《从跨文化传播视角看翻译的功能》 |
参照上表中的（1）（3），结合所学知识完成（2）（4）的陈述。
材料一 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绪万端，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
——《贞观政要》卷1《政体》
材料二 今阁臣贵重，地望之隆崇，眷注之殊特，百僚不敢望焉。是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矣。朝绅士庶莫不指曰“某相公”，是无宰相之制，并有宰相之名矣。
——王元翰《王谏议全集.疏草》
材料三 在奏折数量激增的形势下，乾隆已不可能像康熙和雍正那样亲自处理每一件奏折……所以，乾纲独断的乾隆帝，就需要一个自己信得过的机构来辅助自己处理奏折。内阁要负责题本和奏本的处理政务繁忙，且保密性差，不适合机要奏折的处理。军机处办事强调保密，入值者均为皇帝所倚重的亲信大臣。所以，军机处被皇帝选中，承担起了协助皇帝处理奏折的职责。由此，军机处得以涉足清王朝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
——宋希斌《论清代军机处的创立及其正规化》
(1)据材料一，唐太宗认为宰相有什么积极作用？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唐朝中央机构的运行。
(2)材料二中的“相公”是指哪一机构的官员？归纳作者的观点。材料反映的是普遍现象吗？请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说明。
(3)据材料三，概括军机处地位上升的主要原因。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古代中国政治机构（职权）演变的认识。
严复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他认为当今中国所患者为愚、贫、弱三者，故当务之急乃“愈此愚、疗此贫、起此弱”。“是以讲教育者，其事常三宗：曰体育、曰智育、曰德育，三者并重。”他很看重体育，认为，“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他敏锐地意识到国民体质不单纯是一个生物学问题，更是一个与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关于德育，严复认为德育的目的是教育国民去奴性，讲民主。“欲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他批评八股科举具有三大害处：“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其破坏人才，国随贫弱”。同时，严复对张之洞等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也进行了批判。“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严复批评了清末学部对教科书未能及时重视，而任凭坊局随意出售教科书的状况。他主张改国定制为审定制。
——摘编自王艳玲《论严复教育救国思想的理性色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严复的教育思想主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严复的教育救国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