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当代著名经济社会史学家戴尔教授认为中世纪晚期向近代转型时期英国消费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指出英国近代消费社会的产生是一个长期酝酿的过程，根植于中世纪，在中世纪晚期已出现近代消费社会的某些特征。因此他根据18世纪英国经济行为活动得出近代消费社会的四个特征：第一，18世纪早期或1700年前的几十年里，人们收入增加，如伦敦商人和工匠。第二，社会流动进入新的阶段，慢慢的消融了旧的等级制度。第三，商人和制造商通过为社会提供更多奢侈品来刺激需求，如纺织品和陈设品，进口更多的与生活方式有关的茶、咖啡、巧克力等商品。第四，强烈的个人主义和隐私观念的出现，革新与迅速变化促使新的消费主义形成。

——摘编自曹瑞臣《工业革命前后英国工人阶层消费状况研究》

材料一   武帝时期的“三公”改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的人员（掌握实权）一是少府官员，属员尚书令由从前单纯为皇帝管理奏章文书发展到有权处理政务，出纳拿奏，操持机柄；二是侍从、散骑、常侍、给事中等加官，有权出入禁中，随从皇帝，以备“顾问应对”；三是一些皇帝的心腹大臣，如大司马、前后左右大将军等，因得到宠信，也被加上侍中或给事中的头衔，参与中枢决策。到光武帝时期，“三公”有事反借尚书以达上，“三公”举荐的官吏反要由尚书“澄洗清浊，覆实虚滥，以定取舍”。这样，尚书台实际上取代了三公府的地位，“三公但受成事而已”。

——摘编自史仲文、胡晓林主编《中国全史》

材料二   唐前期的三省长官逐渐被排除出宰相之列或被皇帝疏远，三省机构逐渐失去重心地位。唐后期和北宋前期，三省的职能逐渐被新的机构取代，三省制度名存实亡。宋神宗元丰改制虽名义上按照《唐六典》恢复三省制度，但实际上三省已失去军事职权且“政柄归中书省”。南宋时期由于战事繁多，为简化政务流程，“始合三省为一”。这些变迁对元明清乃至后世的中央政治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贾玉英《唐宋时期三省制度变迁论略》

材料一   肇始于西汉的和亲政策，可从先秦时期华夏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婚姻中寻觅到踪迹。先秦时期，部落首领为自身的利益，采用联姻的方式建立利益同盟。春秋时期，华夏与戎狄蛮夷等少数民族间及各诸侯国之间的联姻活动更为活跃。中原王朝之所以产生以婚姻结戎狄的观念，与其根深蒂固的家族宗法制度是密不可分的。中原农耕社会以家族为核心，而家族又以血缘为依据，血缘则是建立在婚姻的基础之上的，“夫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为宗庙，下以为继后世者也”。而将联姻运用到处理民族关系之中，并将之制度化，形成专门的政治策略，则始于汉高祖之时。

——摘编自范香立《唐代和亲研究》

材料二   唐代前期，唐王朝以“天下之主”自居，在奉行“华夷一家”民族政策的背景下，为了显示对外藩首领的恩宠，当时公主和亲相当频繁。在唐代有史记载的和亲公主16人中，前期（肃宗之前），有12人，作为和亲对象的少数民族多达6个，在地域上遍及西方、西北方、北方和东北方。安史之乱后，“华夷有别”观念占据主导，民族关系逆转，和亲次数锐减，只有4次，和亲对象均为回纥。在唐代前期“华夷一家”民族观念占据主导的前提下，唐王朝多将和亲作为巩固政权的手段，而少数民族则多希望通过和亲来加强与唐王朝的关系，以得到扶持和奖掖。而中后期的和亲政策则成为唐王朝挽救岌岌可危局面的良方，此时和亲多为争取少数民族的军事支持，或是对其军事支持的奖赏。

——摘编自孙玉荣《论唐代民族关系变化对公主和亲的影响》

材料一   中晚唐五代时期，在完善科举考试监督体制方面，除中书门下省的复核和复试制度之外，中央采取了其他措施来保证科举的公平，如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实行锁院制度。此外，在唐前期科举制度刚施行时，就有相关法律做保障，而且该法律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执行。中唐以后，中央对科场违纪的惩治明显增强。中晚唐明确规定，由御史台对科举考试进行监察。御史台专门负责执行锁院任务，监察考官、举子的违纪行为，查办科场案件和相关纠纷。

——摘编自金滢坤《论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的复核、复试及监察制度》

材料二   宋承唐制，并对科举进行了整顿与改革，使之更加完善。且宋朝皇帝十分重视选拔文士治国，所以科举取士至宋时达到了极盛。两宋进士科共开118科，录取进士42000余人，是中国历代取士最多的王朝。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在讲武殿亲自主持进士科考的复试，从此确立了殿试制度，使“及第”（考中录取）之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此后形成了乡、省、殿三级考试。到嘉祐二年（1057年），宋仁宗下诏“进士殿试，皆不黜落。”自此，凡省试合格，殿试就只有名次之别而皆成进士了。为杜绝请托舞弊之风，宋淳化三年（992年）以后，相继建立起锁院、糊名、誊录、磨勘等制度，从而把科举考试基本上建立在了公平竞争的基础上。

——摘编自马茜华《中国古代选官主导方式演变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