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报纸起始于唐朝宋朝有了较大的发展，“报”是其中最流行的称呼，“即报”的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诏书命令皇帝的起居言行政府的法令、公报，有关官吏任免赏罚的消息和大臣的章奏文报（重大军情）宋朝的“即报”大部分是手抄的其中的小部分可能使用雕版印刷。“小报”流行于南宋，是一种非官方的报纸，内容以“邸报”所不载的大臣章奏和官吏任免消息为主，也发表过一些要求抵御金兵入侵的议论，它的出版受到当付政府的查禁，16世纪中叶以后明朝政府允许民间自设报房，在政府的监督下编选一部分从内图有关部门抄来的邸报的稿件公开发售，这一类报房大多设在北京，它们所发行的报纸通称“京报”1638年以后，普遍使用活字印刷出版和派送京报从明朝中叶起成为一项公开的职业。明末“京报”曾经刊载过社会新闻。清军入关后北京的报房曾经达到十家以上。

——梁甲庐《中国古代报纸的产生与发展》

材料二   近代报纸是外国人首先办起来的。19世纪外国人在中国共出版了一百多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中国报刊总数的一半以上，19世纪70年代起，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开始办报，1895年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始办报鼓吹变法。《时务报》最多时日销达一万七千份成为当时国内最受欢迎的一份报纸同时，一大批宣传最新科学技术知识的专门性刊物陆续问世如《农学报》《新学报》《格致新报》《普通学报》《中外算报》《地学杂志》等。除《地学杂志》在北京出版外，其余都在上海出版。文学期刊也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等著名长篇小说都是在这些刊物上首先和读者见面的。1927年后沪宁一带成为全国报刊的中心，上海一地报纸超过五十家，全国日发行量五万份以上的报纸全部集中在上海。

——姚琦《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与百年社会变迁》

材料一   运河在宋金年间，因黄河决口，下游"夺淮入海"等原因变得残破不堪，需要寻找南北直通的运河路线。元代开通的京杭大运河只有山东会通河是新开凿的，其他各段在元代以前多有旧迹可循。山东段工程共分为两段进行，一是开挖济州河，二是开通会通河。工程于1289年完工，标志着京杭大运河的全面贯通。至此，京杭大运河自江淮北上，进入山东后，循山东西部穿越鲁西平原，过德州入直隶，济宁、临清、聊城等新兴市镇迅速崛起。运河持续了五百多年的畅通。

——摘编自朱汉明《京杭大运河对山东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材料二   胶济铁路通车前，山东内陆交通以运河为主，以独轮车、大车和牲畜为主，极大地限制了货物流转，影响山东经济的发展。1898年德国同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其中规定，中国允许德国在山东修筑铁路。1899年9月德国开始修筑胶济铁路，到1904年6月1日，胶济铁路全线通车，青岛、济南、潍县等沿线城市迅速崛起。这是山东境内的第一条铁路，它的建成通车，对山东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朱以清《胶济铁路影响下的近代山东经济变迁》

材料一   民国期间，孙中山受到三方面问题的折磨：外国帝国主义、党内纷争和国内冲突。对这几个问题，他难以回避，但也无能为力。在挫折中，他发现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辉煌成就倍加令人鼓舞，他将俄国的成功归于良好的党组织和严格的纪律，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纪律腐败、组织松散及思想灌输不力。孙中山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尽管他急于寻求苏维埃的援助，但他拒绝用共产主义代替三民主义。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由于一部分人对于革命主义未能坚持，正当革命走到将次完成之际，破裂了两党的统一战线，招致了革命的失败，外患乃得乘机而入。这是两党统一战线破裂了的结果。现在两党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

——摘编自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材料一：在埃及、伊朗、巴基斯坦等地，发现了大量唐代瓷器碎片，其中包括唐三彩、邢州白瓷、越州黄褐釉瓷等。在我国海南岛东南部海滩和西沙群岛海域，也发现了成捆堆叠的唐宋时期的瓷器。唐宋时期，广州出现几种新行业：和香（把舶来的香料制成香品）、解犀（把舶来的象牙和犀牛角进行切割）、译人（翻译）和舶牙（舶来品交易经纪人）。每年进入广州的外国人约一万人次，广州出现了供外国人居住、经商的“蕃坊”。

材料二：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兴起，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各国。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海外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货币开始以白银为主。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一：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之间，关于经济问题的广泛讨论，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各学派都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足食与藏富于民，并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荀子提出开源节流、节用裕民、礼义为富强之本的主张。

——摘编自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等

材料二：先秦之时，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甚少。汉武帝时，商贾虽可乘车，但所征税倍于常人，又以商人为主要对象征收财产税；将煮盐、冶铁视为国营事业，导致铁器物劣价昂，盐价亦高，且强迫人民购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民负担。公元前81年，昭帝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但这些经济统制措施，仍基本延续下去。

——摘编自《中国经济史》

材料   明末清初，明代宗室藩王们及一大批官僚豪绅被镇压后，这些被镇压的藩王、官僚豪绅所霸占的土地分布在山东、山西、湖南、湖北、陕西等地。在农民战争期间，大部分被各地佃农夺回耕种，顺治年间，清政府对于明代藩王的田地主要采取变价的处置办法，即将其变价出卖给原佃农，在实际的操作中，出卖价格一增再增，以至于原佃农无力购买，大大损害了佃农的利益。康熙七年，为加速垦荒，增加赋税收入，他下诏将藩王的土地无偿交给所在地的农民耕种，号称“更名田”。康熙十年，对新垦荒地免税的年限，由过去的三年放宽到四年，又宽到六年，最后宽到了十年；此外，康熙皇帝针对贫困农民在垦荒和兴修水利无资金、无耕牛的问题，他下令地方政府给予财政资助。他说：“流移者给以官庄（官田），匮乏者贷以官牛，陂塘沟洫修以官帑（公款），则民财裕而力垦者多矣。”并下令待荒地垦熟后，原主不许复认，以鼓励垦荒者的积极性。

材料     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裂变,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大地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途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深刻影响。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