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史料一
为湖南长沙出土的西汉晚期“中国大宁”神兽博局纹镜。镜背间铸有铭文：“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羊。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常元吉，有纪刚。”）
史料二 东汉《前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少府之下有尚方令一人，御用及官制铜镜均由尚方制作。”史料三唐朝《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桂州（今桂林）向中央进贡“铜镜四十四面”。
——以上材料摘编自宋莹莹《由广西出土铜镜铭文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材料二 在今蒙古和独联体境内，发现了不少属于战国和汉代的镜子。隋唐时期的镜子出土数量数量最多的是海兽葡萄镜。在伊朗发现了多面仿制的海兽葡萄镜。在约旦发现了花草禽兽镜和仿制的海兽葡萄镜。在日本还出土了不少唐镜和宋代的商标字号镜。
——以上材料改编自王婉云《中国古铜镜在中国历史及对外交流上的价值》
(1)根据材料一的三则史料探究中国古代铜镜的历史，指出其史料价值，并做出合理推断。(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古代中国铜镜外传的积极意义。
| A．记录了古代西亚社会生活的全貌 | B．标志着世界上最早文字的产生 |
| C．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史料价值 | D．代表了苏美尔文明的最高成就 |
地区 | 考古发现 |
吐鲁番 | 出土文书“贞观十九年（645年）行兵请赐物牒”，钤（盖）“安西都护之印” |
| 出土“永淳元年（682年）高昌县申太平乡贮粮状”，钤“高昌县之印” | |
| 出土“蒲昌县注定户等申州状”，钤“蒲昌县之印”；还出土钤有“天山”“柳中”等县印的文书多件 | |
| 发掘出张礼臣（唐将帅）墓，其中官方文书，署有史、参军判仓曹、博士摄录事参军、参事等职事名称 | |
出土开元三年（715年）《西州营名籍》，记西州营八队，每队五伙，每伙六驮，至陇西执行运输任务，有押官、“ 人”（采骑官） | |
| 出土宝应元年（762年）《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出土《高昌县牒上安西都护府为曹禄山诉李绍谨辞》，所申“借贷不还事”，涉及不同民族和地区 | |
| 出土《伊吾军屯田残籍》载：“廿亩种麦”，“用水渠灌溉”等，钤“伊吾军之印” | |
| 发掘出唐代有默书题记和朱、墨篆印的布绢，涉及今河南、陕西、湖北诸省区 | |
库车 | 出土唐建中钱、中字钱、开元通宝、大历元宝及莲纹砖、陶瓦等 |
轮台 | 发掘出唐代屯田城，内有大熔铁炉、唐朝钱币等 |
焉者 | 发现几处唐代屯址，如“唐五城”“陆式铺古城”，皆有屯军仓库、地窑、农具、粮食及唐代铜钱等遗物 |
——摘编自周泓《从考古资料看汉唐两朝对古代新疆的管辖经营》
表格呈现了新疆部分地区唐代的考古发现。提取材料信息，说明上述材料对研究新疆地区历史有哪些史料价值。
材料一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
材料二 所谓文献，按元初史学家马端临所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考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谓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折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1)阅读材料一、二，概括史料研习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材料三 文献记载，西周成王时，曾有迁宅洛邑一事。如《史记·周本纪》云：周公赞成周洛邑“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吕氏春秋》等书也说成王营居于成周。而司马迁在《周本纪赞》中则认为当时成王仍都丰、镐，未迁洛邑。
材料四 何尊是中国西周早期一个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作的祭器。尊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铭文，铭文开篇写到“唯王初堙（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其中宅（居住）兹（这里）中国（天下之中）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该铭文记述的是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东都成周之事。
(2)材料三中关于周成王迁都洛邑（成周）一事有何分歧？材料四中何尊的出土有什么价值？
材料一 《资治通鉴》在探讨历史盛衰上体现出史学求通的思想，由于时代的特点，司马光总结历史盛衰经验，除关心秦何以亡，汉何以兴，隋何以亡，唐何以兴这些问题外，侧重探讨如何用封建纲常礼教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司马光关于历史过程的王道、霸道的观点是保守的、倒退的历史运动观。《资治通鉴》选择史料的标准：一是求实，这是考异法要解决的问题；二是鉴盛衰，法善戒恶，这是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司马光考史是为修史服务的，《通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文学价值。《通鉴》在史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吴怀祺《的价值和司马光的历史观》
材料二 九一八事变后，政府为唤醒国民爱国精神，通令各大学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傅斯年等提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钱穆为了讲好通史课，先后编写了几种讲义，又编选了一部《参考资料》，后编成《国史读本》，此外，尚有“通史随笔”五六册，汇集备课时所需史料，到西南后又续有补充，为《国史大纲》之祖本。《国史大纲》成书后，钱穆写成《引论》一篇，在昆明《中央日报》上发表，正面阐述了钱氏“新史学”的基本内涵，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史学观念。他强调，一国历史与文化实是民族赖以存在之基础，“国史”应成为一种国家和国民的教育。
——摘编自冯峰《钱穆研究三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钱穆撰写《国史大纲》的历史背景及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优秀史学著作的共性价值。
材料 下面是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一组中国古钱币。
图1：铸行于西域古龟兹国的一种通用货币，发现地在今新疆库车一带。一面有汉文篆体“五铢”、一面有龟兹文字，或“五铢”汉字与龟兹文字同铸于一面，又称为“汉龟二体五铢”钱。
图2：考古人员在新疆北庭故城的外城墙南门遗址发现。实际重量不再以锱、铢、两的二十四进制计量，开始以厘、分、钱、两的十进制去计量，起用这种新衡制，换算便利。
图3：近代以来在南海和国外很多国家、地区不断有永乐通宝的大宗发现。钱面文字“永乐通宝”四字以楷书书写从上而下、从右而左直读，其文字笔画清秀，制作上铸工精湛，整齐划一，钱文秀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代货币的基本特征。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图1、图2、图3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具有的史料价值。
| A．具有了丰富的史料价值 | B．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基础 |
| C．代表了劳动人民的利益 | D．保留了政治教化的功能 |
材料 “耕织图”是中国古代表现农业生产的图画。已发现的汉代牛耕图皆位于北方州郡，南方地区尚未发现牛耕图像。这些农耕图像的题材内容从表现人力锄耕逐渐变为“徙民屯田，皆与犁牛”。嘉峪关魏晋墓室耙地图有两幅，一幅系“二牛一人式”，一幅展现了另一种播种方式：前面一妇女播撒种子，其后一男以耰（yōu）打碎土块以覆盖播撤下的种子。唐五代时期的牛耕图多数展现了“二牛一人式”的耕作方式，少数为“一牛一人式”，主要发现于陕西三原李寿墓及甘肃莫高窟等地，且数量较多。宋代是我国耕织图发展的重要时期，楼璹（shú）绘制的《耕织图》系统描绘了南方农业耕作生产的全过程，后世依照楼图临摹和翻刻者众多。清代耕织图的创作最初由帝王命宫廷画师临摹楼图作画，再由帝王亲自题写诗文，装裱成为完整的书画作品后择其优者刊刻印行，刻立石碑，形成了形态各异的“耕织图”文献，或深藏清宫、或赏赐王公、或立碑长存、或流布民间、或广传海外。
——摘编自张铭《历代<耕织图>中农业生产技术时空错位研究》
(1)根据材料，概括历代耕织图呈现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耕织图对研究古代百姓日常生活的史料价值。
| A．具有较高的艺术和史料价值 | B．反映出唐代民族交融的盛况 |
| C．说明唐代社会生活丰富多彩 | D．证明唐代妇女社会地位超然 |
材料一 三线建设是指1964年起，在中西部地区开展的一场以战备为中心，以国防工业为基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活动。1964年10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下发《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提出要“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在中央的领导和部署下，西南、西北、中南地方三线建设委员会相继组建，在“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下，共产党员身先士卒，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共投入约2052亿资全和近千万人カ，建设起了近2000家大中型企业、科研机构和基础设施。至1980年，三线地区的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攀枝花、十堰等工业城市拔地而起
——摘编自陈东林《三线建设的决策与价值：50年后的回眸》
材料二 史料1对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在渝开设的窗口办公、展销、咨询服务等项目可布置在母城核心地带；对科技信息研究机构、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新兴产业，用地量不多又无污染的项目可布置在母城边缘的近郊开发区内（如南坪、石桥铺、观音桥）；对其他工业项目，视其生产性质及规模，分别布置在母城外围的区县城镇地带。重庆市档案馆《关于重庆市三线调整项目定点规划及优患政策会议纪要。
史料2老兵们磨破了军装、解放鞋，磨破了肩和手，他们谁也没有怨言，更无人提劳动用品，工作服、补贴、加班费等物质要求，有人说他们傻，老兵们心里明白，他们为的是把三线建设尽快搞上去，这是最大的精神安慰。
——葛民治（三线建设企业新光厂党委书记）口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进行三线建设的特点及其意义。
(2)如果要进一步研究三线建设，材料二中的两则史料有何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