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希腊的神话故事中，神并不走严肃呆板的崇拜符号，他们和普通人一样，也会结婚生子，也有七情六欲。他们也会高兴，会悲伤，会自私，会嫉妒，他们也有凡人一样的喜怒哀乐，简而言之，他们是被希腊人神化后的凡人。所以美神阿芙罗蒂德虽残缺了双臂(即著名的《断臂维纳斯》)，仍然以神的姿态感染和震撼了无数的人。神性与人性赋予了石块以蒸腾不止的生气。她使人们了解到两千多年前希腊人的审美理想:外在美和精神美的统一，神性与人性的融合。
——摘编自齐宇飞《从古希腊雕塑艺术看希腊的人文精神》
材料二 十八世纪，西方爆发了规模宏大的启蒙运动。它是文艺复兴反封建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但它比文艺复兴运动带有更加猛烈的政治革命的性质。文艺复兴提倡“人性”，旨在摆脱天主教神学的束博，强调追求现世的幸福；启蒙运动则前进一步，它高举“理性”的旗帜，旨在反对专制主义、教权主义和封建特权，追求政治平等和经济自由。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些权威是什么。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王国”，重新构建人类秩序。
——摘编自李晓燕《浅议西方文化对“理性”的探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希腊人文精神的特点及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内涵有何不同，并结合材料一说明西方人文精神产生与发展的共同点。
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的不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特点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与春秋战国相较，汉代提供了比先秦更有保障的求职途径和谋取利禄的机会，使各阶层社会流动的实现途径日益规范和制度化。汉代，不论学子出身如何，只要学业优秀并为统治者所用，便可上升到令世人仰慕的社会阶层，由学术精英和知识精英成为政治精英，担负治理国家的重任，占据较高社会地位。
——摘编自薛志清等《功利观与精神的培养——对汉代士人社会流动途径的考察》
材料二 明代中期由于展开捐纳，导致官僚预备集团愈发膨胀，加之科举的额数相对稳定而不能适应人口数的增长，大批士人上进无门。时人指出：“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其地在山谷之间，无平原旷野可为耕田”，“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当时的士人杨爵“下诏狱，杖之。居数日，视无恙，复杖之”；王夫之在书中也多次谈到廷杖等酷刑对士人心态的摧残，为人君者毁裂纲常之大恶”。明末士大夫“躁竟”“激戾”“放织”等表现变成了士人群体的特有性格。
——摘编自王新博《浅议明末士人生存与心理动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促使汉代士人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代相比明末士人的变化并进行评析。
材料一 欧洲人开辟新航路绝非历史的偶然，它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社会根源，还有一定的思想根源和宗教根源，商路不畅和转运成本过高造成的商业危机则是一个直接原因，以上因素构成了新航路开辟的必要性；同时，欧洲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知识的进步、皇室的支持表明新航路开辟的主客观条件也已具备，远洋航行是可行的、有希望的，这些都构成了新航路开辟的可能性。
——摘编自田丰秋《浅议新航路开辟的原因》
材料二 新航路开辟以后，世界各地区之间不仅有经济的往来，还有文明的交流。就以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例，四大发明问世后，逐渐走向了世界，对改造世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中，造纸术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廉价的纸张很快就取代了欧洲长期使用的书写材料羊皮和牛皮，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火药传入欧洲，推动力欧洲火药武器的发展，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的使用，促进了远洋航行，迎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人还借鉴了中国的印刷术，造出了自己的活字印刷机，大大促进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
——摘编自王蕊《浅谈新航路开辟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构成了新航路开辟的可能性”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航路开辟的影响。
材料 我国近代史上的文字改革运动，从晚清时期就开始了。从运动的整体情形看，它实际包含四项内容：施行汉语拼音、使用简化字、写白话文、推广普通话。四项中的每一项，又可以单独构成一场运动，四项内容在实际运动中往往结合在一起。运动大体以辛亥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文字改革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在文学革命的框架内，借着五四运动的强大气流，迅速升腾为席卷全社会的潮流。“五四”后的文字改革运动，不但得到了北洋及国民政府的认可，而且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与弘扬。整场文字改革运动，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书同文、语同音”的目标。文字改革运动将汉字改造成为了一套科学符号，使其真正能够为广大民众所掌握，堪称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一大盛事。
——摘编自李洪岩《浅议近代的文字改革运动》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特点。
材料一 在我国古代并没有“协商民主”的概念，但也存在着许多蕴含或体现协商元素的实践。朝堂议事机制就是我国古代王朝统治者们所实施的一种听政议政机制，具体而言就是各个王朝统治者们为解.决事关国家或民族重大问题，以及其他统治事宜而开展商讨的一种决策机制。虽然这种机制涉及的仅仅是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人，是一种内输式的、精英阶层的协商，但仍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除了这种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的传统协商机制之外，还有诸多发生在官府和百姓之间的协商机制，主要包括官府与百姓之间对话的官民对话机制、民间人士评议治国事宜的庶民议政机制、谋士说客建言献策的游说论证机制。这些机制发生与存续的政治环境多数是专制统治制度，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维系统治者的专制统治，但是这些机制的运行也确实为广大百姓谋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合法合理的利益。
——摘编自杨守涛《我国古代协商传统研究》
材料二 近代中国“协商政治”是从追求“议会协商”开始的。《辛丑条约》签订后，晚清政府对其政治体制进行了一次革新，试图通过立宪改革来挽救其败亡的命运。谘议局与资政院就是立宪改革的重要举措，它们是清政府试行议会、开放政权的第一步。谘议局和资政院的设立，满足了新式士绅阶层参与政治的愿望，为“制度化容纳民意”提供了参考和实验平台。清政府被推翻后，承担向议会政治过渡职责的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终止了自身的历史使命。中华民国成立后，乱象丛生。社会对以武力为手段的革命空前崇拜，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而勃兴于晚清后期的“协商政治”精神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语境中被湮没，之后又在早年国民党的一党训政体制中彻底沦为边缘角色。
——摘编自周巧生《近代中国“协商政治”的制度渊源探究》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就注意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将协商融入政治生活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通过有效协商开展合作基本消灭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协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1945年抗战胜利，重庆谈判达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共识，从此“政治协商”承载了国人对战后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状况下和平建国的美好愿望。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协商会议虽未落地生根，但这种集众家之长、和平协议国是的传统却被中共和民主党派继承下来，并在1949年召开的新政协发扬光大，直至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摘编自张晓《浅议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协商机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近代协商政治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共产党实行协商民主的意义。
材料一 宋代土地占有不均问题十分突出，大量自耕农破产沦为佃农。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兴的富民阶层在调控贫富分化与社会救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富民阶层通过乡约和社仓建立起有效的救济组织和制度。乡约明确宣示“患难相恤”是自治事业的一部分，约中之人互助互爱，为需要救助的人提供社会保障。社仓以人民户主的方法组成自治性组织，平年扶贫、灾年赈济。这些自治性的制度弥补了政府缺位的问题。宋代的富民认为在家族层次上应该相互扶持，很多家族都建立了族田义庄用于抚恤孤老、资助贫穷的学子求学科举，如范仲淹创办的范氏义庄就有良田千亩，用以资助范氏子弟。宋代的富民既占用巨额的财富，同时又拥有相应的文化水平，是宋代的“地方精英”，成为社会稳定的调节器。
——摘编自杨华星《宋代的贫富分化与社会调控》
材料二 亚当斯密的思想在英国的救济制度中得到了贯彻，他认为富人的富裕和穷人的贫穷都是天经地义，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政府不应该承担社会救济的责任。到了19世纪，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是严重的失业问题和工资下降，为此英国政府在报告中提出了“劣等处置原则和济贫院检验原则”，并出台了相关法律，意图通过惩治“懒惰贫民根治贫穷问题。贫困者必须进入济贫院才能获得救济，接受救济者不再拥有选举权以作为政治上的惩罚，意在让贫民通过个人努力而非政府和社会帮助来摆脱贫困。但很多贫民并不愿意进济贫院，因为那里的处境比在工厂劳动还要更差。苛刻的制度并未体现公平和正义，贫困和贫富差距问题反而愈演愈烈。
——摘编自腾淑娜《公平与效率视域下的近代英国济贫》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社会救济发展的背景并简析其积极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述19世纪英国济贫制度的特点。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解决贫困问题的认识。
材料 中国在公元前221年的统一、是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被史学家称为周秦之变的重要标志。秦武力扫平作为宗法政制之承担者的周朝诸侯之后，建立了郡、县、乡、里的垂直型行政系统，“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原六国的贵族被废为平民，秦始皇按军功等能力任用官吏，士兵按征兵的程序入伍。
春秋战国的儒家主张以仁义治天下的王道，法家则基于治野人的办法，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倡行“集权”“法治”。秦选择立足国家之维而攻击儒学为“六虱”的法家，“举事实，去无用，不道仁义”，把君主的意志作为法律，以秦篆的形式“颁行天下”，不分吟域地强制实施。夏商周形成的“华夏”“诸夏”的“文化共同体”的意识，在秦朝统一六国后变成了政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统一的政治意义上的紧密共同体。
——摘编自陈明《从殷周之变到周秦之变》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周秦之变”在政治方面的体现。(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上述变化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人口迁移是指人口居住地（空间位置）永久性（半年或一年以上）的改变。就中国而言，从古至今的人口迁移时常伴随着政治、经济的动荡，其规模也大小不一。
材料二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是近代东北地区人口增长的初始阶段。清乾隆、嘉庆年间，人口快速增加，加之连年的自然灾害，致使关内灾民流离失所。至咸丰、同治年间，不得已改乾嘉时期的“封禁”为“弛禁”，允许关内灾民到东北谋生。这一时期沙俄发动对东北地区的入侵，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侵占了我国东北的大片疆土，使清政府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也促使其加快了移民实边、抵御外侵政策的出台。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清政府下令取消了禁止汉人移居东北的所有法令，更于光绪六年（1880年）颁布了放荒、免税及补助的一系列法令，鼓励关内人民到东北垦荒。自乾隆以来在东北地区实施了近二百年的封禁政策终于被彻底解除。
——摘编自吴军 王延荣《近代关内人口迁移对东北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的主要趋势。
(2)根据材料二，简析东北地区封禁政策彻底解除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古代和近代人口迁移产生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中国自先秦时期就有“诗教”“乐教”的美育传统，从属于“礼教”。20世纪初，众多思想家、教育家在引入西方理论的背景下，展开了对近现代美育思想的建构，以期实现“立人”与“新民”。1906年王国维提倡“以审美拯救人性”,他认为美育应与“智、德、体”三育并重发展，才能造就“完全之人物”。1912年蔡元培积极提倡“美育救国”,首次把美育确立为国家教育的方针；1917年针对“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宗旨和传教士鼓吹的“宗教救赎论”,他又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拯救国民精神。20世纪初的美育思想以鲜明的实践品格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摘编自刘彦顺《中国美育思想通史》（现代卷）
材料二 1986年，《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指出： “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贯彻执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方针。”这是近三十年后，美育重新回归全面发展教育方针。与此同时，艺术教育逐步走入正轨，中小学美育课时数明显增多。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美育本体性功能放在不可替代的位置，激发创造活力，全面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2020年，教育部发布《美育教育规划细则》正式确定美育课程纳入中小学学业水平考试范围，美育课程全面开齐开足，倡导美育的全面性和终身性。
——摘编自孙刚成《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的新中国美育政策演进及启示》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初中国美育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新时期学校美育的发展趋势，并分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