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英国文官制度改革前，大选中获胜的政党会任命利益相关者担任一些官职，进行所谓的政治“分赃”， 而两党交替执政的局面也使当时政府人员不断更替， 随之而来的便是工作效率下降、 决策迟疑以及政策连续性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英国政府迫切需要进行一场改革。1853 年， 查理·屈威廉和斯坦福·诺斯科特作了一份被称之为“纲领性文件”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英国现代文官制度的几条重要原则：文官分为两级，高级文官负责政策执行，低级文官处理日常事务；文官筛选录取的方式为公开考试， 高级文官的考试内容以“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课程为主”，因此低级文官晋升成为高级文官可谓少之又少； 文官的晋升与提拔依靠其政绩与勤奋程度；文官没有政治偏见。文官制度改革跨越数十年，最终以1870年英国再次颁布法令，规定多数重要文官职位必须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文官制度才得以确立。
——摘编自王康旭《浅议十九世纪英国文官制度改革》
(1)根据材料，概括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内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过程中形成的，其兴起与发展均是被动的。中国没有经历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运动，中国近代文化是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面临外国的挑战下而被迫萌发出来的。在民族危机面前，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一系列探索救亡图存的改革，他们力图通过改革向西方学习，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19世纪后40年里，中国流行的思潮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西方的学习与模仿局限在器械、科技、教育等方面，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全盘西化”，则体现了对西方文化的模仿。
——摘编自梁海燕《浅议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
材料二 随着市场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各国的交流互动由经济、科技领域转向了政治、文化领域。经济全球化浪潮来袭，文化方面出现了“文化全球化”的思潮，这种思潮忽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导致人们对自己国家文化认同的弱化，甚至引起民族文化的衰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坚定文化自信对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摘编自马睿《文化自信的内涵及其时代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的时代意义。
材料一 战国中期，随着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国君对各级官吏的报酬，一般已不采用分封土地的办法，而是以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俸禄，有时赏给部分钱币或黄金。以官位的高低定俸禄的多少。在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除皇帝世袭、皇族按其与皇帝亲疏分别享有高卑不等的爵禄特权外，广大的官僚，则是皇帝按其统治的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从贵族、平民中选拔出来，任以职位，颁给俸禄。职官不能世袭，俸禄随任免而给除。这种任职获禄，对官僚而言，实际上只是其为皇帝进行统治所付出的劳绩心力的一种物质报酬。
——摘编自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
材料二 古代官史俸禄表。
| 唐代 | 大致有禄米、俸钱、职田和禄力等项。以安史之乱为界，前期基本实行年禄、月俸双轨制，年禄给粮食，月俸主要给铜钱；后期基本上只实行月俸制。月俸虽仍以钱计算，但在支付时，常以谷帛等实物充给。 |
| 宋代 | 大体可分为正俸、加俸和职田三大类。正俸包括俸钱、衣赐、禄粟。俸钱按月支给，自使相40万文，下至郢、唐、复州内品300文；衣赐按年颁给绫、绢、布匹；禄粟月给，使相200石，至入内班官1石。加俸主要有职钱和随从衣粮、餐钱等。 |
| 明代 | 由实物、货币和土地三部分组成。以洪武二十年（1387年）所定岁禄为“定例”，正一品岁禄米1044石，月给87石；从九品岁禄米60石，月给5石。岁禄本色虽以米计，但发放时却或以钞折米，或以绢折米，且京官与外官有别。至明中期，官员俸给分为本色、折色两种。“本色”（岁俸米）又分月米、折绢米和折银米，月米不分官品，每员1石；折绢米绢1匹当银6钱；折银米银6钱，5分折米1石。“折色”仍以石计量，又分折银与折钞，各有不同的折算标准。 |
| 清代 | 俸禄的支给，虽说是“银米兼支”，但主要以支银为主。俸禄的支给标准，也主要以银两来衡定。 |
——摘编自曾宪阳《浅议古代官吏的俸禄》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俸禄制度产生的原因，并对俸禄制度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概括唐宋以来俸禄发放标准物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俸禄发放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1871年后，德国工业化的发展更加迅速。德国在教育和科研方面注重与生产实践的结合，重视发明创造。在世纪之交，德国已具备欧洲最先进科研水平。同时，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投资和对教育的大力投入也推动了专利的发明。在1870-1914年间，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支出就增长了10倍，创办了许多大学和技术学院。这些学生在毕业后都走进了工业企业、研究机构和研发部门。与此同时，德国科学家们时刻关注着大西洋彼岸美国的发展，并注重学习创新美国的发展理念和生产方法。从1867-1914年，德国工业总量增长了8倍。在1913年，德国工业生产总量仅次于美国。
——摘编自杨鑫、徐继承《工业化时期德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
材料二 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都比较落后的国家。苏联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重重包围和战争逼近的条件下独自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存活下来，必须尽快地建立自己足够强大的经济和国防，不然就会被吃掉。这种紧迫感，使得苏维埃政权必须把最高决策权集中在自己手里，通过高度集权的行政手段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摘编自范良河《浅议斯大林模式》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工业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苏联工业化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因。
材料一 鸦片战争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中国的南部和东部出发，出国谋生。到19世纪70年代，6.3万中国人来到美国，其中多数人生活在“金山”一加利福尼亚。 这些早期出国者大多是契约华工或称苦力、“猪仔”。他们名义上是受雇到海外与外国资本家或华人工头订立契约来做工的，实际上大多数华工是被人用欺骗、诱拐、绑架的手段运往海外的，他们从事最繁重的工作并无人身自由。当时美国人克拉克的调查报告中说白种人不愿做的活就强迫华工去做。华人劳工不仅仅在美国西进运动的采矿业中付出了劳动，更为著名的是他们在修筑横贯美国东西铁路中洒下的血与汗。他们不论严寒酷暑，一直工作在高山峡谷、人迹罕至之地，很多人因劳累身亡。据老华侨说，华工前后参加筑路的有四五万人，因筑路而牺牲的不下万人。
——摘编自张晓路《西进路上的血泪与荣光》
材料二 19世纪60-80年代，随着相当数量域外移民的进入和租界的建立，上海人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域外的物质文明、风俗礼仪和精神文化，对域外文化的兴趣日益增长，态度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英语开始被视为了解西方文明的钥匙。官方同文馆和广方言馆的建立，都透露出官方对外语教学的重视。而随着中外交往的扩大和贸易的发展，翻译中介人员的需求也大大扩展，掌握外语的人可以充任买办，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这也推动了上海的英语学习热潮兴起。
——摘编自刘叶华《浅议洋泾浜英语在近代上海的使用状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鸦片战争后华工大量移民美国西部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近代域外移民在上海的活动。
材料 在中国历史上，禁酒和发明酒一样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大禹王时期就曾因人们嗜酒而下令禁酒，周公时为防人们因嗜酒而“伤德败性”特作酒诰以禁酒。但酒已成为人们宴客娱乐的必需品，故禁而不止。汉朝初年，国家开始推行垄断酒类买卖的榷酒制度，同时因酒耗民食，政府也往往在荒年之时或灾荒地区推行禁酒政策，后世多效行之。清代乾隆年间实行大规模、持续性酒禁，酒禁推行过程中争议不断，推行成效也未达预期。
乾隆二年（1739年）五月，针对生齿日繁民食日艰的严重局面，乾隆专门谕令直隶等江北五省“烧锅（开设作坊造酒）之事当永行禁止”，违禁私造之人及贿纵官员“从重治罪”，对失察地方官“严加处分”。然而此议一出，立即遭到刑部尚书孙嘉沧的上疏反对。孙嘉沧认为“烧酒之禁”不仅会造成老百姓转向耗费细粮的黄酒造卖，使得酿造烧酒的高粱等粗粮闲置而酿造黄酒的细粮吃紧，影响民生，还会导致官吏索贿枉法而加重百姓负担。孙嘉沧主张烧酒之禁“宜于数岁而不宜于丰岁”“禁于成灾之地而各地不必通行”。五省督抚意见虽有分歧，但基本上都反对“一概禁绝”，主张严禁大规模作曲贩卖，杜绝大规模造酒。
（在“严禁”和“宽禁”的争议中），在皇帝的反复谕令和不断督察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宽禁”，并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犯禁处罚条规，然而禁酒的效果却并不理想。除少数地区执行比较严格外，大部分地区则是时紧时松，阳奉阴违。“因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五省之民，执此业者不可胜计”“虽经严禁，终莫能断绝也”。乾隆十六年（1751年），严禁政策有所松弛。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部分地区恢复了烧锅税。
——综合摘编自陆连营《浅议清代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和牛贯杰、王江《论清代烧锅政策的演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王朝颁布禁酒令的诸多考量因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乾隆时期禁酒成效未达预期的原因。
材料一 我国古代社会有许多救助、济贫的思想，以国家的“民本”“仁政”和“大同”思想最为有名。《礼记》曰：“以保息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先秦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助的始源，奠定了中华民族救济的实践基础，如齐桓公时期采用的“赈孤寡，收贫病”。汉朝为穷人设立了专门的收容机关。唐宋时期，出现专门救助贫穷老人、病人、残疾人及孤儿机构。元明清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济的措施得以完备，出现了“问责”条文，民间救助得以发展。元明两代以养济院为主，另外还设安乐堂、栖流所、惠民药局等救助机构。
——摘编自诸葛至辉等《浅议我国古代的社会救助制度》
材料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了7亿多，贫困发生率下降为5.7%，实现了“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截至2015年年底，减少到了5575万人。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贫困标准逐年提高，贫困地区内部差距扩大，“绝对贫困”问题减少了，“相对贫困”问题却日益显著。在新常态下，传统的工作手段和方法已不适应中国新时期的扶贫要求，要打破禁锢思维，寻找新的突破口，就需要建立新的扶贫工作体系，而精准的贫困人口“进入-退出”制度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济贫实践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时期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取得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 18世纪末法国工业革命蓬勃开展，但经济发展受到原有的封建制度极大的阻碍。全国法律体系极不统一，这引起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废除封建法律制度并建立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型法律制度。1804年拿破仑政府颁布《法国民法典》，法典明确表述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民法原则，这与自由竞争的经济条件相适应。同时，法典保持了革命的精神但又放弃了革命时期采取的激进措施，甚至回到传统原则。在法典中，没有总则和过多的抽象概念，实际规范简洁明确。法国民法典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一部民法典，它开了近代民事法律法典化的先河，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法也有深远影响。
——摘编自何方宁《浅议<法国民法典>的立法特点及其对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借鉴意义》等
材料二 我国民法典在充分借鉴比较法的经验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国情，在体系构建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创新。我国民法典没有采纳大陆法系国家经典的“三编制”或“五编制”的体系，而采取七编制，即由总则、人格权、合同、物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七编组成。增设了人格权编与侵权责任编，以民事权利为红线构建民法典体系。这些都是中国民法典的重要特色，也是对世界民法典编纂的重要贡献。
——摘编自王利明体系创新·中国民法典的特色与贡献》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法国民法典的颁布背景及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民法典编籑的意义。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你从法国和中国法制建设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
战国至秦 | 官吏俸禄形式主要以斗发给粟米 |
西汉 | 官的大小和俸禄级别以“石”表示，俸禄以斛为计量单位，按月发给粟米；汉宣帝时因“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使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增加）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
魏晋 | 帛、粟、钱各占⅓ |
唐代 | 唐初大体沿隋，俸禄有粟、田、钱，俸禄依官的品级九品正、从分为十八级。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将各种粮钱合为一起，以月俸为名，随月发钱 |
宋代 | 官员的俸禄丰厚，名目繁多，如最高文散官除每月给俸钱120贯钱外，还有绢绫罗锦以及职钱、公用钱、出差费和仆人费用等 |
元代 | 俸禄支付纸钞，也叫俸钞 |
清朝 | 在京文武官员每年俸银，一品180两白银，二品155两白银，以此减少。京外文官俸银与京官相同，但没有禄米，而武官的俸银减半。雍正帝，七品知县每年只有45两俸银，“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因此，推行养廉银制，其数目大大超过各级官员的俸银 |
——摘编自曾宪阳《浅议古代官吏的俸禄》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古代官员的俸禄”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早在西汉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国家便开始定期晋见汉朝设在乐浪郡（治所在今朝鲜）的官吏，从而揭开了中日官方贸易的序幕。这一时期的中日贸易是一种偶然的、非定期的往来，且以简单的物物交换进行，但输入日本的先进生产技术给日本社会注入了新的血液。到隋唐时期，中日间使节往来频繁，遣唐使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官方贸易，这使大唐的先进文化全面而系统地输入日本，两国的官方交往形成了第一次高潮，由于日本当时的商业还没有形成独立的部门，中小商贩还不具备来华贸易的实力，当时，官方贸易仍据主导地位，并呈现鼎盛的局面，直到唐末才随遣唐使的废止而衰微下去。
五代、宋元时期，中日政府间的外交关系断绝，影响和制约了官方贸易，由于元朝时发动征日战争，官方贸易受到冲击而大为减少。但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发展较快，出现许多专业商人，随着日本国内庄园经济的发展，日本出现了许多以庄园为依托的秘密贸易港，中日民间贸易得到长足发展，中国的药材、珠宝、铜钱、书籍大量输入日本，同时日本的莳绘、螺钿、水晶、扇子、刀剑等也深受中国人的喜爱。明朝时期，明廷出于消除倭患的政治目的，日本出于获取利润的经济目的，中日间官方贸易再次复苏。明后期，倭寇祸乱日益严重，这成为明廷的沉重包袱，中日官方贸易在嘉靖年间彻底终止，同时明清政府厉行海禁，德川幕府后期也先后五次颁布“锁国令”，致使两国的民间贸易也只能以走私这种畸形的方式表现出来。
——摘编自黄尊严、王芳《浅议古代中日官方贸易的特点》
(1)根据材料，概括古代中日贸易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日贸易发展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