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朝建立时面对的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大规模的国际性联系还未建立。15世纪郑和的远洋探险,没有给世界留下中国有潜在性的、挑战性的印象。16 世纪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性繁荣使明王朝在周期性规律的支配下逐渐失去行政有效性。17 世纪时,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并未使精英群体认识西方文明崛起的国际竞争含义,自然灾害、战争、改朝换代吸引了主要注意力。18 世纪,清王朝的建立完成了中华文明地理空间与行政版图的重合,这一成就强化了统治者的安全感,却也进一步加剧了对外部世界的忽略。经济的繁荣增强了这种心理倾向,与西方的局部接触也就此中断。19 世纪中期,当中国与西方直接接触时,被动挨打的局面已是历史的必然了。

——摘编自赵轶峰《“大分流”还是“大合流”:明清时期历史趋势的文明史观》

材料二   “东西大分流”是指,东方与西方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什么差别,但后来西方逐渐崛起(被称为“欧洲奇迹”),然后称霸世界,而东方却一蹶不振。在具体分析西方是如何从危机中走出来之前,要先明确现代西方成长的三条基本线索,建立起西方近五百年走向的基本框架:第一条线索是国家崛起,基本政治框架的重塑;第二条线索是社会崛起,新的二元结构形成;第三条线索是市场崛起,资本主义飞速成长。这三条线索不是齐头并进的,它们有时合作、有时撕扯,相互缠绕、相互塑造,每条线索都存在几种不同的细分模式。顺着这个思路可以推测出,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其实有很多种。

——摘编自李筠《西方史纲:文明纵横 3000 年》等

材料一   13-14世纪是英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农民逐渐拥有了自由劳动的权利。随后，获得个人自由劳动力的农民要求获得领主自营地的承租权。对个人劳动力的“所有”以及货币契约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导致土地变为自由民的个人财产，小块土地所有制形成。随着资本主义租地农场这一崭新的土地经营方式首次在英国出现，传统农业变革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17世纪的欧洲“农业革命”以一系列技术革新与革命而著称，其实它首先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所有权发展的革命。

——摘编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材料二   我国地区辽阔，经济落后，发展又很不平衡，加上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一般是手工操作为主，劳动分散，生产周期较长，多方面受着自然条件的制约。这就要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不同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要求农业生产的管理有更大的适应性和更多的灵活性。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以至在同一个生产队，都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凡有利于鼓励生产者最大限度地关心集体生产，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和可行的，都应加以支持，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

——摘自《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