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法律最早成文于春秋时期，确立于秦，成熟于隋唐，形成了中华法系。元朝对唐宋法律整体上弃而不用，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广泛援引唐律。明朝以唐律为蓝本制定《大明律》，在司法实践中又特别重视“例”，曾数次重修《问刑条例》，而最后一次重修采取“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形式，开创了律例合编的体例，时人称之为“《大明律例》，一部礼经。礼法立教，出礼入刑。人知守礼，自不非为。非为不作，刑法何拘？”清朝法律延袭《大明律》，同样非常重视“例”，制定了《大清律例》。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华法系确立的标志。
材料二 从《法经》到《大清律例》，中国封建法典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素有中华法系之称。中国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终掌握国家的最高立法权，皇帝的诏书往往成为法律。中国古代法律，强调遵行礼教，强调纲纪伦常，礼的许多内容被直接写进法律。
——叶孝信《中国法制史》
材料三：由于礼的侵入,法律思想的德化,法律制度的儒化,使道德高于一切,法律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在人们的意识中道德的标准高于一切,道德意识较强,法律意识是服从于道德意识的。另外,由于德礼为先,属主导,将法的作用限制到一个极小的范围即罚以内,人们对于法的认识仅在于是镇压、惩罚,这样一来,人们避犹不及,更谈不上运用和掌握。
——郑永流 萧伯符《再议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
(2)结合材料二、三分析如何看待治国过程中“礼法结合”这一特点？
材料四 1979年，我国第三次起草民法典，但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条件还不具备。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随后，与之相适应的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并提出争取2020年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等
(3)依据材料四，归纳改革开放以来编纂民法典基本历程。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原因。
材料一 秦始皇初灭六国，便迁徙天下豪富12万户到咸阳，一部分散到巴蜀等地。……将军蒙恬率大军30万人击走匈奴，取河南地，筑44个县城，徙内地罪人去居住。汉族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游牧地区，变牧地为耕地，扩大了北方边境。又征发曾犯逃亡罪的人及赘婿、小商贾为兵，取南方桂林、南海等郡，又发50万人守五岭，与土著杂居。汉族文化技术传入南方，岭南开始成为中国的领土。
——范文澜《中国通史》
材料二 历代统治者为巩固自身封建统治，制定并实施治理边疆的政策。两汉时期，在边疆设立了众多郡县和属国，又在辽阔的西北边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唐朝政府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领赐给边疆民族。元代，在边疆设立了宣慰司，任用大量土官，因俗而治；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清代，雍正皇帝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乾隆皇帝表示：“蒙古人、汉人，同属臣民。”
——据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整理
(1)据材料一归纳秦始皇管辖边疆地区的措施，并指出其积极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治理边疆的特点。
(3)中国古代的边疆治理对现今处理民族关系有何启示？
材料一 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出现了“大臣太重，上逼主，下虐民”的局面，决定采用郡县制。秦国作为分封最晚的诸侯，地处西北，尚武勇，故其民风大近于质朴无华，较少受到周朝带有封建性的礼仪制度的影响。秦朝建立后，疆域包括大量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土地，并且要由中央直接控制。所以，采用郡县制是必然的选择。
——摘编自黄栋法等《秦国、秦朝实行郡县制的原因探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朝实行郡县制的原因。结合所学，指出西汉初年在地方行政制度上作出的调整。
材料二 秦汉以来，地方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地理界限来确定，客观上容易被地方长官当作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元代分省建置，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以廪养或防范蒙古诸王为主要使命。陕西、四川、云南、河南四省的设置，则以军事襟要的镇遏控制为重心。江浙、湖广、江西三省，司法方面，行省不得擅行诛杀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2)根据材料二，概括元代行省制的特点。结合所学，简述行省制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出现了“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逼主，下虐民”的局面，秦朝对周朝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后，决定采用郡县制。秦国作为分封最晚的诸侯，地处西北，“戎俗，尚武勇，故其民风大近于质朴无华，不尚文礼之一途”，较少受到周朝带有封建性的礼仪制度的影响。秦朝建立后，疆域包括大量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土地，这些“化外之地”也必须要由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来管理，并且要由中央直接控制。所以，采用郡县制是必然的选择。
——摘编自黄栋法等《秦国、秦朝实行郡县制的原因探析》
材料二 秦汉以来，地方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地理界限来确定，客观上容易被地方长官当作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元代分省建置，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这样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岭北、辽阳、甘肃等行省的设置，以廪养或防范蒙古诸王为主要使命。陕西、四川、云南、河南四省的设置，则以军事襟要的镇遏控制为重心。江浙、湖广、江西三省，大抵以镇压新征服区域和搜刮财赋为基本宗旨。各行省的财赋支用权在成宗以后被规定在一千锭以下，司法方面，行省不得擅行诛杀，各地戍兵布置、调遣也始终由朝廷直接掌握。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朝实行郡县制的原因。结合所学，指出西汉初年在地方行政制度上作出的调整。
(2)根据材料二，概括元代行省制的特点。结合所学，简述行省制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关于瘟疫传播的原因，在秦以前，大都认为是鬼神作祟，所以用傩逐疫。东汉张仲景认为气候不正常是疫病传播的原因，即“瘴气说”。隋代医学家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疫”具有传染性。明末医学家吴又可亲自参与了崇祯年间的疫病救治，指出瘟疫是由天地间的“杂气、异气、疠气”所致，不同的气导致的疾病不同，认识到传染病有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两条途径。中医也提出一些防治瘟疫的经验方法，例如，在大寒大湿之年要小心瘟疫，防止戾气从口鼻而入，隔离病患，服用疏利祛邪的药物等。
——摘编自李今庸《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
材料二 19世纪上半叶，英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进程中，一系列公共卫生问题日益显现。公众对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度逐渐增加，加之霍乱等瘟疫的频繁爆发，推动了政府干预公共卫生。30年代，英国出现政府干预控制疫情的迹象。从1841年开始，英国政府免费实施疫苗接种。1848年《公众健康法》是英国第一次从国家层面通过立法干预公共卫生，明确了国家和政府在维护公共健康中的职责和作用。1865年，开始着手组建以实验室为主的研究体系，该研究着眼于疾病病因理论和化学原理。为了规范防疫制度，1867年制定《防疫法》。这种科学的预防与控制疾病，推动英国公共卫生朝着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赵玉兰、吴俊《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领导者：约翰·西蒙》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工作，各大城市组织了大规模的卫生防疫宣传和环境卫生工程建设。同时，清除城市垃圾，消灭病媒昆虫，改善环境卫生。在预防肠胃系统传染病的饮水卫生、城市饮食卫生管理等方面，各地也做了不少工作。1951年9月7日，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称：经过21个月的艰苦工作，全国范围内历史上的疫区、少数民族地区、国防前线、政治中心、交通要道及经济命脉等，各种疫病发病人数大大减少。
——摘编自李洪河《建国初期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对瘟疫的认识与防治的发展历程。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英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原因及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开展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工作的意义。
材料一鸦片战争以前的历代清帝，十分重视治边与边疆治理制度的建设，先后颁布的法律有《蒙古律例》《新疆条例》《西藏通制》《理藩院则例》等。根据边疆少数民族的特点，“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对蒙古诸部实行盟旗制度，在维吾尔族地区实行伯克制度，在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合一的管理制度。对边疆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首先是“众建而分其势”，使上层人物相互制约和牵制；其次是厚待边疆蛮夷上层人物，在待遇、名位和礼遇方面予以体现。积极兴办学校，推广儒学教育，尤以土司地区的学校教育最为成功，发挥了教化风俗、绥服边地的作用，也增进了他们的国家观念。雍正前期的西南边疆，存在部分土司纵恣不法、危害社会等严重的问题。为此，雍正朝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及其善后的措施，扫清了清朝深入统治这些地区的障碍，外来人口得以大量移居西南边疆，有效缓解了内地人口激增造成的压力。清廷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隔绝民夷及禁止民夷往来的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清廷此类政策的负作用日益明显，最后被迫废除或修改这些政策。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二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始终坚持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政府即把让各族人民摆脱贫困，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作为一项根本任务。改革开放中心，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不断加大工作力度，采取多项重大以来，国家坚持以经济建议为措施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多年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始终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把国家支持、发达地区支援同自身努力结合起来，把国家的优惠政策同发挥自身优势结合起来，奋发图强，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美好家园。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团结奋斗，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跃上新台阶，彻底摆脱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人民生活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摘编自《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白皮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前中期边疆民族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跃上新台阶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制定民族政策应该重点考量的要素。
材料一 日本是个封闭的岛国，国土面积狭小，资源严重匮乏，自然灾害频发，经济危机严重，人口密度已近极限，这些因素使日本民族的危机意识格外强烈，所以日本人有很强的忧患意识，这也造成了他们强烈的侵略意识。在古代，中日两国的社会顺序都是“士农工商”，但士在中国是“文士”，在日本却是“武士”，在武士统治的数百年间，武士道一直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内容而加以宣扬。武士道潜移跌化的影响使日本的民族性格中具有强烈的崇尚武力的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源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也开始在日本萌芽。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可以说是一对异姓兄弟。经过日本民间法西斯的鼓吹，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尤其是在日本军界迅速蔓延，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法西斯思想体系。
——摘编自刘德珍《日本侵华战争原因之剖析》
材料二 1931年中国人口有5.8亿，到1945年中国人口是5.4亿，中国人口静态损失4000万。1931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3.9%，死亡率为2.8%，净增长率是1.1%，那么14年间，如果没有日本法西斯强加的战争破坏，中国的人口增长量理应为0.9594亿。日本侵华战争对当时中国的人口破坏为：人口直接损失4000万，人口正常增长损失1亿。1932~1944年日本在东北掠走大量黄金白银、2.48亿吨粮食、2.23亿吨煤炭、逾1100万吨生铁、逾580万吨钢，侵华战争导致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超过5000亿美元。要完全医治日本法西斯造成的战争创伤，并恢复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要求每年以10%的高速度进行经济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增长，逐步走出战争的阴影，至少需要近60年时间。”
——摘编自郭谦贵《中国抗日战争的经济发展损失--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日本侵华对中国造成的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