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海国图志》中的许多论述已经超出一般的海防范畴，而把眼光放到了整个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魏源在《海国图志》卷首开宗明义说明，此书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魏源提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他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魏源通过对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指出:“外夷惟利是图，惟威是畏，必使有可畏怀，而后俯首从命。”国家之间的较量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军事实力的对抗。他说:“使人不暇顾廉耻，则国必衰，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因此，更确切地说，该书反映了魏源的国家安全观。

——摘编自亦真《<海国图志>与魏源的国家安全观》

材料二   美国安全思想和理论的主要阐述人是保罗·尼采和迪安·艾奇逊等人。1947年7月“国家安全法”通过后，“国家安全”的地位迅速攀升，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审议过程中位居“绝对压倒一切”的高度。1950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一68号文件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大宪章”，“战略思维”成了政府一级官员们讲话的时髦方式。此时，“国家安全”正式成为日益重要的美国安全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因素联系非常紧密，以致于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安全问题与外交问题实为一回事。在70年代初之前，美国的国内安全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大，其国家安全多表现在对外政策上，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此后，特别是1971年美元贬值后，对美国统治者来说，传统的敌友观已不再是国家安全中首要的内容，经济等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逐渐占据国家安全的核心地位。

——摘编自孟庆龙《美国国家安全思想和战略的演变》

材料   战国时期的赵国，诸侯压境，胡骑骚扰，四面受敌，人称“四战之国”。赵武灵王即位后，欲效法北方游牧民族进行改革。然而，守旧贵族指责其“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赵武灵王努力争取元老重臣的支持，并以“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批驳守旧势力，最终“易胡服，习骑射”，一举扭转了赵国被动挨打的局面。

南北朝时期，北魏结束了黄河流域长期的政治大动乱，但鲜卑族拓跋部仍是一个落后的游牧民族。孝文帝亲政后，实施了迁都洛阳、禁胡服穿汉服、说汉语、改汉姓、与汉族通婚、尊儒崇经和改行汉族典章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史称“斯文郁然，比隆周汉”。

——摘编自华盖《“胡服骑射”与“全面汉化”——赵武灵王和魏孝文帝的改革》

材料一   善宋制治，有县令，有郡守，有转运使，以大系小，丝牵绳联，总合于上。虽其地在万里外，方数千里，拥兵百万，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间，三尺竖子，驰传捧诏，召而归之京师，则解印趋走，唯恐不及。

——苏洵《嘉祐集》卷1《审势》

材料二   元朝行省创立了一种以中央集权为主辅以部分地方分权的新体制，并将行省权力规范在大而不专模式内。行省虽然在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统属中发挥统摄的作用，但是在人事权方面，又表现得无甚作为。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群官中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交参任用，重要政务“事从公议”。行御史台与廉访使司所构成的地方监察网络，构成了防范行省擅权坐大的特殊机制。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一   中国的社区发展可以说源于历代民间的结社活动，包括社仓、义田、乡约、会馆、团练等。近代以来，民国时期基于对中国传统社会落后的反思及西方思想引进的影响，知识分子主导了有组织的社区发展实践，得到当局者的支持。1985年开始，民政部门首次将“社区”概念引入城市管理，开始倡导和推动社区服务工作；1999年，为向全国社区建设提供典型经验，民政部制定《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国确定了11个城区为首批“社区建设实验区”。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组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颁布，社区建设从民政部主导的以社区服务工作为主要内容，上升到基层政权建设的高度。2010年开始实施的《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表明了我国对强化群众自治的肯定，物业管理企业的介入大大推进了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摘编自李东泉《中国社区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材料二   近代日本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包括医疗、教育、艺术、体育、看护等在内的多元化社会组织有效地延伸了政府职能，并与政府机构、民间企业和居民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动态协作关系，既为社区居民提供了需求利益表达和参与的渠道，也有助于居民社区意识和社区精神的形成。“公民馆”是日本社会教育的显著标志，成为社区开展文化活动的实体性机构，也成为社区实现文化建设的中心。“公民馆”发展了社区文化事业，增强了社区居民的文化归属，有利于社区整合与社区治理。日本多层级圈的地域福利体制的主体是社区居民，满足了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并使得社会服务与居民之间形成网络，强调通过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形成社区互助，并且有相应的法律保护。日本以此构建的“福利性社区”能精确把握居民的生活需求并迅速做出应对，也能调动起居民为社区服的积极性及能量。

——摘编自李升、石长慧《构建“自立型地域社会”：近代日本的基层社会治理及对中国的启示》

材料   “最优分裂原则”-创新在带有最优中间程度分裂的社会里发展得最快，太过统一的社会与太过分裂的社会都不占优势。欧洲在近现代的崛起，与它在历史上长期分裂的局面密不可分。这种分裂促成了思想的多元化、技术和科学的进步，推动各国竞争。正是这种“分裂”孕育了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进入封建社会后的中国，由于文化和地理的双重原因，它在很长时间里维持了超稳定结构，并在明清时代，形成一套与之相配套的成熟的高度专制政体，“由此带来的国家体制压制了现代科学出现所必需的多数条件”。与欧洲和中国相比，印度则是另一个极端，它过于分裂而长期发展受限。

——摘编自【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材料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操纵联合国派遣“联合国军”支援韩国抵御朝鲜的进攻。9月，美军在仁川登陆，不久大举越过三八线，占领平壤后继续向中朝边境进犯。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24日，中美两支王牌军在朝鲜长津湖地区展开了一场激战。这次战役在药品、粮食及油料等物资十分短缺的情况下，第9兵团广大官兵义无反顾，在近乎“裸战”的情况下投身天寒地冻的朝鲜战场。官兵在这种超过极限的生存环境中大量冻死冻伤，有的连队甚至成建制冻死在阵地上，但即使冻死在阵地也仍然保持着战斗的姿态。中国军人所表现出的执着坚忍、视死如归，让傲气十足的美军王牌部队官兵刻骨铭心、不寒而栗，被这支“由中国农民组成的志愿军”深深震撼。这次战役打退了美军最精锐的王牌部队，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广大地区，彻底粉碎了美军圣诞节前占领整个朝鲜的美梦，扭转了战场态势。

——2019年04月《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