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史作为一门国别史，作为一门如此源远流长而又内容丰富的国别史，自然有必要不断地进行深入的专门研究。同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是在世界的总环境中发展的，所以，中国史又有结合世界背景考察的必要。这就是说，既要把中国史放在与外部世界的比较中来考察，又要把中国史放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来考察。中国史对于世界史的意义，这不须经过详细论证，如果忽略了历史如此悠久、幅员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文明如此灿烂的中国，任何以世界史命名的著作都将不成其为世界史。过去，某些名为世界史的著作没有恰当地反映中国历史应用的地位。这如果不是出于知识不足，便是出于偏见，也许二者兼而有之。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
结合所学知识，提炼观点并评析（任意一点或整体）。（要求：观点正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试一翻四库之书，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者，非史学书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署，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
——摘编自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
材料二 年鉴学派是由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年）和马克·布洛克（1886-1944年）于1929年创立的，它得名于是年发刊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简称《年鉴》）。在它创立的初期，年鉴学派还只是孤零零的几个人，在传统史学的汪洋大海中，就像人们所形容的那样，只不过是＂一只小小的玩具船，然而它却使世界历史学改变了方向＂。
费弗尔认为历史就是人，人不但是历史的唯一的准则，而且是历史的生命。他在《为历史而战斗》一书中明确指出：＂历史是关于人的科学，是关于人的过去的科学，而不是关于物或思想的科学，所以，在历史这门学科中，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什么属于人，什么依赖于人，什么为人服务，什么表示人，什么证明他的存在、活动、爱好和存在方式。＂人，作为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具体的人，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个别与孤立的个人，而是社会的、有组织的入矸。为此，当历文学家去理解人时，应该把人及生活的实际和时空中的一切错综复杂的关系理解为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
——摘编自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
(1)根据材料，概括梁启超与费弗尔的史学观点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梁启超与费弗尔的史学观点。
材料 主父偃（？—前126），山东临淄人，出身贫寒，早年学《易》《春秋》、百家之言等，期望自己将来能够位及卿相，但未受到诸侯王和地方高官的礼遇。逐西入长安，径投大将军卫青门下，甚至毛遂自荐于汉武帝，上书陈九事，汉武帝十分欣赏他的文采思辨和过人胆识。主父偃总结了汉景帝处理诸侯王问题的得失，提出“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不但可以避免重蹈七国之乱的覆辙，还使反叛势力难以积聚力量，汉武帝欣然采之。建元二年（前139），主父偃上书汉武帝，“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武帝纳之。元朔二年（前127），卫青等出击匈奴并收复河套之地，朝中大臣多主张弃守河套，主父偃却力主在朔方筑城，认为此举既可“省转输戍漕”，又可扩大疆土并建立灭胡根据地，汉武帝于是在河套以南地区设立朔方郡。随着恩宠日隆，朝中大臣及各诸侯王都用重金贿赂他，主父偃竟然照单全收，甚至说：“吾日暮途远，故例行暴施之。”元朔二年（前127），主父偃揭发齐王奸事，齐王畏罪自杀，朝中众臣都向汉武帝上奏请杀主父偃，汉武帝最终以逼杀宗室、结交诸侯、私受贿金等罪为由，下令诛杀主父偃全族。
——摘编自王胜利《主父偃的跌宕人生与启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主父偃的跌宕人生。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主父偃的跌宕人生。
材料一 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对“兴利除弊”的提法有了变化。魏源认为“有以除弊为兴利者，有以节用为兴利者，有以塞患为兴利者，有以开源为兴利者”。主张“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今宜于闽粤二省武试，增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提出“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选机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
——摘编自《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开拓者——魏源经济思想评析》
材料二 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利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优西海之民。
——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魏源“兴利除弊”的主要思想主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魏源向西方学习的思想。
材料 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以发展生产为目的对国民实施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近代教育改革。明治政府于1871年设立文部省，统管文化教育事业。1872年，文部省颁布了第一个教育改革法令《学制》和《关于奖励学事的指示》，开始了有纲领有计划的教育改革。《学制》中明确提出了教育改革要从小学抓起，同时，把普及初等义务教育作为重要的教育改革内容。在教学内容方面，日本仿效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国内，取代了传统的“四书五经”的儒家封建思想。明治政府在初等教育基础牢固之后，重就转向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上。由于取消了士、农、工、商的身份区别，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调动起来了，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1890年以明治天皇名义颁发《教育敕语》，力图将近代教育纳入以宣扬忠君爱国为灵魂的道德教育轨道。
——摘编自贺小飞《浅谈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近代教育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明治维新中的教育改革。
材料一 西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乃“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教授书、礼、易、春秋等，并选拔基层官吏到京师向博士学习。经过数年努力，郡内“争欲为学官弟子”，以致“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自文翁兴学后，郡、州、县也兴起学校。西汉一朝，蜀中“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严君平、王褒、扬雄，“以文辞显于世，文章冠天下”。东汉杨仁为蜀郡什邡县令，“劝课史弟子，悉立就学。其有通明经术者，显之右署，或贡之朝，由是义学大兴”。巴蜀地区的私学也相当盛行，广汉绵竹人董扶，少游太学，后还家教授，“弟子自远而至”。
——摘编自李桂芳《浅析儒学的传播与汉代巴蜀地方教育的发展》
材料二 清末民初川渝地区的文化发展概况
时间 | 概况 |
19世纪末 | 1897年，宋育仁等效法《时务报》，在重庆创办《渝报》，以救亡图强为己任。1898年在成都创建蜀学会，“以扶圣教而济时艰”，创办《蜀学报》，积极宣传和推广近代科学知识。 |
20世纪初 | 从1904年起，四川留日学生大增，最多的时候达二、三千人。巴县青年邹容，著《革命军》一书：“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使“举国上下无不震动”。 |
1919年前后 | 1918~1921年间，成都、重庆等地出现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人数居全国之冠，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是其中的突出代表。1921年创刊的《新蜀报》，斗争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被称为“青年的百科全书，黑暗社会中的开路人”。 |
——摘编自陈效亮《“五四”前后巴蜀文化的现代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巴蜀地区教育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巴蜀地区的文化发展。
材料 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解决列强之间的矛盾，战后争夺霸权的斗争仍日趋激烈。但是人民普遍厌战，和平主义运动由此兴起，加之俄国十月革命引发的革命浪潮，列强不得不打着和平的旗号，企图掩盖战争并准备扑灭革命风潮。1927年，法国外长白里安建议与美国缔结条约，主张用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美国政府照会法国，建议由美法两国向世界发出联合倡议，先由六个主要国家签署白里安提出的非战公约，然后由世界所有国家签署，由此，法国和美国的"双边"公约被改造为"多边"公约，从而美化了美国的国家形象。法国政府虽然不是很情愿，但是慑于美国的实力，不得已同意了美国凯洛格提出的方案。1928年8 月，《非战公约》签字仪式在法国举行。作为《非战公约》发起人之一的凯洛格承认公约"只有教育和道德的价值"。除了麻痹资产阶级和平运动者之外，《非战公约》并没有改变国际形势，也无力阻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摘编自刘德斌《国际关系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非战公约》签订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非战公约》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图1隋唐大运河 |  图2北宋大运河（局部） |
——据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三卷》等
材料三 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前及宪宗时代，运河都能够把南方的物资大量输送到北方，以支持中央政权，满足国防的需要。因此，唐在安史之乱前武功显赫，国势强盛。此后到了北宋时代，运河大体上也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唐末及北宋末年，当运河因被切断而不能把南方物资大量运往北方的时候，唐宋帝国便要随着经济基础的动摇而力量削弱，甚至于灭亡了。
——据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
(1)据材料一、二，指出隋唐至北宋时期大运河的特点。(2)评析材料三中大运河与唐宋国运关系的观点。
材料一 商周时代，中国就产生了“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学派更关注社会的人，思想中闪耀着浓厚的人文主义光芒。进入近代之后，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也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中国。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第一个把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文化带到了中国（如图1）。甚至，有学者提出，这一时期主导耶稣会思想的意识形态是人文主义。虽然一般认为人文主义来源于对神学教条的反动，但在20世纪的神学界中，人文主义的话语也开始兴起，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神学家，都有把自身宗教表述为“人文主义的宗教”的尝试。当宗教在利用着人文主义话语的时候，人文主义也在利用宗教。
图1 在中国传教的利玛窦
——摘编自章可《中国“人文主义”的概念史（1901-1932）》等
材料二 蔡元培于1934年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吾人一说到文化运动，就不能不联想到欧洲的文艺复兴，因为他实在是文化运动上最显著的一个例证。……观察我国的文化运动，也可用欧洲的文艺复兴作一种参证。”胡适指出，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自觉的人文主义、理智主义、自由主义的再生运动。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中国古代人文主义的特点，并谈谈你如何理解“当宗教在利用着人文主义话语的时候，人文主义也在利用宗教”。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蔡元培和胡适将新文化运动与文艺复兴相提并论的观点。
材料一 孔子曾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是谓小康。”
张载认为：“虽三代之英（夏商周三代君王），犹有劣者，以其未成功也。此所以未有不谨于礼，唯谨于礼则所以致大道之行。……六君子所以急于礼者，欲至乎大同也。……礼本于天，天无形，固有无体之礼。”
材料二 20世纪初，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讲，“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今欲至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若去民私业，此事甚易，自去人之家始也，……但使明天赋人权之义，男女皆平等独立，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则全世界之人类皆无家矣！……皆归之于公，即可至大同之世也”。同一时期，李石曾在《新世纪》上发表文章认为，“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以冀大同”。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提出，以往的理想社会追求，“其学说都建立在伦理上面，他们眼见穷人的苦恼是由贫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会的贫富弄得绝对的平均，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平均贫富，都全是理想，不曾建设在社会的经济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而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用科学的方法证明社会不安的原因，建立在社会的经济的事实上面，因而是客观的，现实的。
(1)分别概括材料一中孔子与张载关于“大同”的主张。
(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对“大同”思想在20世纪初期的变化进行评析。（要求：提取信息充分，观点正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