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从考古文化遗迹看，4000—5000年前西藏昌都地区就已经存在大型古人类聚落遗址，其中包含着部分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因素和特点，与周边地区的原始文化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和交融。唐朝时吐蕃政权不断向周边部族扩张，公元7世纪，吐蕃势力逐渐深入和影响滇西北和西洱河地区，并于唐调露二年在塔城设立神川都督府。在此背景下，佛教沿滇藏茶马古道由吐蕃传入南诏统治地区，并以南诏传统宗教文化为基调，形成了独居特色的阿吒力教、东巴教等等。明初，中央王朝视木氏统治势力为防御和抵抗吐蕃势力的依托而大力扶持，木氏历征战而将统治范围扩大到滇西北、藏东南和川西等广大藏区，并实施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政策。清中后期至民国时期，随着改土归流在滇藏川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深入推进和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渗透成为主流，其程度与范围远大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互相交融。
材料二文化遗产廊道理念源自美国20世纪80年代，是日益受到国际遗产保护届关注的保护遗产新思维与新战略。此理念以特定的历史活动、文化事件为线索把众多遗产单体串联成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廊道遗产区加以整体保护。滇藏茶马古道上千年悠久的历史积淀了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遗产资源。然而，在当今全球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茶马古道及古道上珍贵遗产迅速衰竭，古道在邻近地区被人为割裂，造成古道遗产内在的历史和文化联系性断裂，破坏其文化的整体性。面对滇藏茶马古道令人堪忧的保护现实，文化遗产廊道区域化、整体性保护思想契合了古道保护的内在诉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阐述滇藏茶马古道下民族交融的条件及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析滇藏茶马古道面临困境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材料 孔尚任（1648~1718），山东曲阜人，孔子64世孙。康熙二十三年，皇帝南巡过曲阜，孔尚任进讲儒家经典受赏识，破格授国子监博士，后迁户部主事、员外郎等职。他博览群书，喜诗文，精通音律，著有《湖海集》等诗文集。他经十余年时间，于康熙三十八年，写成传奇剧本《桃花扇》。该剧以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与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描写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的覆亡悲剧，抒发了作者的兴亡之感，达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较好结合。剧本场面宏大，结构严谨，语言优美，主要人物也塑造得非常成功。《桃花扇》在京师上演，使名臣故老皆掩映独坐，唏嘘而散，为统治者所不满，孔尚任旋被罢官。
——摘编自《中国戏曲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尚任《桃花扇》取得成功的条件。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孔尚任仕途浮沉的原因。
①有效地拓宽了公民监督渠道 ②有效扩大了公民的政治权利
③能够确保杜绝不良信息传播 ④有利于发挥舆论监督的力量
| A．①④ | B．①② | C．②③ | D．③④ |
材料 中国近代更是我国社会变化最大的历史时期；其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史学界争鸣颇多，以下为几种主要的观点
| 观点 | 代表学者 | 主要内容 |
| “新陈代谢论” | 陈旭麓 | 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变革与反变革、反复推进的时代。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1927年大革命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和1949年共产党领导革命推翻国民党，这三次革命高潮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历程。 |
| “民族运动说” | 章开沅 | 强调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比反封建斗争更为重要。“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是一种兼具民族独立和社会革新双重要求的混合型运动……是近代中国客观存在的发展整体态势。” |
| “沉沦、上升论” | 张海鹏 | 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像一个元宝形，开始是下降，降到谷底，然后上升，升出一片光明，近代中国这个沉沦到谷底，然后上升的过程，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 |
——整理自章开沅《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选取以上任意一种观点进行探讨。（说明：可以肯定观点并论证其合理性，也可以否定、补充、修改观点，提出并论证自己的观点。理由充分、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论证合理）
| A．为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线索 | B．反映了地方治理能力的提升 |
| C．是古代政局动荡的一个缩影 | D．体现了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 |
| 时期 | 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 |
| （1）1978十一届三中全会 | 党中央提出以 实质：是通过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过程 |
| （2）1979—1983年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期 | A具体措施： ①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②在农村实行土地流转 ③建立乡镇企业 B作用： ①调动了农民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②增加了农民收入，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③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现代化的发展； |
| （3）1984年以后 城市改革时期 | ①改革内容：是对城市的国有企业进行国企改革。通过对企业的所有制进行调整，使国企大量私有化 ②改革目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企业活力。 1992年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由此进入到深化期。 21世纪初中国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意味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初步建成，也标志着现代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 |
材料一 1492年开辟新航路之时，就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上升的时候。16世纪中期，西班牙人在西属美洲发现了两座大银矿，分别位于秘鲁的波托西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西班牙人开采的白银主要运往两个地方，一个是西班牙，另一个是现在的菲律宾吕宋岛。白银运回西班牙，工业更发达的英国和荷兰等国把工业品卖给西班牙换回白银，之后这些白银又跟着印度洋航线被运往马六甲、菲律宾，后来葡萄牙甚至直接把白银运到了澳门。而吕宋（岛）则由于中国商人的帆船贸易，成为大量向中国输出白银的重要口岸。这两种贸易线路，我们现在叫作环南海的地区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白银聚集地。很多研究著作指出，当时世界上一半的白银都流入了中国。
——引自刘志伟《白银与明代国家转型》
材料二 中国在商业经济的扩张中似乎对白银有一种无限的渴求。白银由明初的不合法状态，到了晚明成为合法的货币。尽管白银的货币化并没有出现在明初的皇帝的诏令中，然而它却通过一个“过程”从无到有，即官方接受了白银并使之货币化。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照理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有能力吸收更多的白银，扩大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就业和生产。
——据王国斌《白银资本·序二》等整理
材料三 《明史·食货志》高度概括了正统初年以后的白银货币化过程，但赋税的折银并不始自正统。而赋税的货币化，也并不始自正统初国家法令向全国的推行。考诸历史事实，大规模的货币化是在成、弘以后在全国展开的，白银货币化极大地扩展，迅速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赋役征收的货币化，而这更促使白银货币化加速进行，推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货币化。根据白银货币化过程的分析，可以认为明代一条鞭法的实行，既是白银货币化完成的标志，又是白银货币化的一个结果。
——摘自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
(1)全球海路的开辟大大提升了海路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根据材料一，指出与传统的印度洋贸易齐头并进的两大新兴海路贸易的名称。结合所学，写出“1492开辟新航路”的航海家并列举“环南海地区”向中国输出白银的重要港口。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述明朝货币体制的演进历程。分析白银货币化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3)指出正统年间“赋税折银”的表现。综合本题线索，试以一条鞭法的背景和内容为例，论证“明代一条鞭法的实行，既是白银货币化完成的标志，又是白银货币化的一个结果”这一观点。
| A．中原霸主齐桓、晋文事迹即是华夷之争的体现 |
| B．戎狄蛮夷与华夏的区别主要是在种族血缘方面 |
| C．华夷关系并非只有斗争，双方也存在密切交流 |
| D．华夷之争也促进了华夏认同，丰富了华夏文明 |
9 . 材料 胡寄窗（1903-1993）,经济学家、教育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首任会长。四川天全人。曾创办《经济学报》《经济论评》杂志。
胡寄窗所著的三卷本《中国经济思想火》是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讨中国经济思想演变的思想通史，创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理论新体系。
为了回应“欧洲中心论”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忽视与贬低，胡寄窗先后出版了多部论著，通过对比分析告诉世界：我们的祖先同样构建了卓越的经济思想。他还认为未来的世界经济学更不必以西方为中心，开创了直接向国外弘扬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成就的范例。
20世纪80年代后期，胡寄窗敏锐地注意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批判地借鉴国外经济学的有益部分，于是他的研究重点开始从中国经济思想史转向西方经济学说。
纵观胡寄窗的学术生涯，他始终坚持经济学研究“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有机结合，在“本土”和“国际”的相互融合中，梳理出中国经济思想的演变线索。
——摘编自刘迪《胡寄窗：将中国经济思想史推向世界》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胡寄窗的主要成就，并分析20世纪80年代他转移研究重点的背景。
(2)请简要谈谈胡寄窗的学术研究历程对你的启示。
材料一 周人经过古公、文王、武王三世的经营，居然击败了商王国。但周人没有被轻易的胜利冲昏了头，他们处处都反思这一历史发展的原因，最后才认定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理论。周人提出的“天命”观念，可以引申为两点：第一，统治者的治国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第二，超越的力量，亦即上天，对人间秩序有监督与裁判的权カ。这些观点，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突破。某一政权的合法性，是基于道德性的价值判断，而上天有裁判权，这种观点摆脱了宗神与族神的局限，转化为具有普世意义的超越力量。统治者承受天命，即须负起天命赋予的道德责任，而上天只以道德的要求，裁决统治者是否称职。这是高超的理想，很难在真实的人生完全实现；但是，正由于有此理想，人间秩序的境界得以提升！周人悬此理想，可谓是中国文化上划时代的大事，不像别处以神意喜怒为标准的文化，要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才走到这一步。
——据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时人仍言天命。但与西周天命观相比，春秋战国时的天命论发生了显著变化。它不再是普天之下国祚的依据，而是转换为得天之佑的意思。其使用者也由周天子专属而降至诸侯、贵族阶层，天命的神圣性渐次褪去。更有甚者，天命竟为人的意志所挟持显示出工具化的色彩。此外，春秋战国时人对于天命与德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有人坚持德为天命之根据；有人却肯定命定之天的作用；有人则意识到天命并不专辅明德。倘若说以人事作为天命转移的根据意味着周人理性精神的出现，则可见春秋时期的天命观并非沿理性线索发展。
——据罗新慧《周代天命观念的发展与嬗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天命观的内容，并分析其产生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天命观的变化，并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