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孤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掺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材料二   从专制制度下君权的绝对性出发，也必然要求一种“君为臣纲”的君臣关系，必然要求官僚组织具有高度的依附性、从属性和灵活性，一切以君主的意志为转移，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为了获得统治的效益，它一方面离不开一种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但又拒斥和恐惧这种力量所必然伴生的组织性、自主性或相对独立的价值取向……作为百官之长的宰相是官僚组织的代表，必然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宰相地位十分特殊，是皇帝之下权力最大、地位最尊的职务，宰相的这种特殊地位和身份更容易遭到皇帝的猜忌，这就埋下了君权与相权冲突摩擦的根苗。

——摘编自张星久《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

材料一   联合国设立了核心机构安理会，并赋予全权维护世界和平的职责，其通过决议后联合国便可以对危机实施武力干预而无需经过会员大会的表决。安理会的表决无需全体一致，取得包括常任理事国在内的三分之二多数票即可。二战结束后盟国对侵略国实施了惩罚，以预防其东山再起，如对日本掠取的中国领土不仅要求将战前掠得的东北归还中国，还要将半个世纪前割取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交还中国，但并未分割日本的固有领土。除了对侵略国施以惩罚之外，盟国还对德日领土实施暂时占领与改造。战后实施了对战争罪犯的国际审判，在传统国际法关于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的普通战争犯罪之外新设立了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对实施战争犯罪者划下了清楚的红线。在联合国制宪讨论中，中国坚持为弱小民族代言，不顾西方大国的反对，力主非自治领土及托管领土须走向自治与独立，并成功地推动将此主张写进了联合国宪章。

——摘编自王建明《浅议二战后国际秩序设计的几个特点》

材料二   美国驻苏大使馆代办凯南向美国政府提交了8000字的“长电报”。电文中认为，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的认知根源于苏联传统的不安全感。为了求得安全，他们从未考虑与对手达成妥协，而是要将对手置于死地。凯南还将苏联描绘为一个专制传统早已与意识形态强制相整合的国家，因而它认为外部世界是敌对的。美国必须把对付苏联放在美国对外政策的首位。

材料一   中国的君子文化博大精深，影响深远。“君子”初始含义是“君之子”，后引申为“贵族男子”和“统治者”。孔子是实现“君子”含义由“位”至“德”转化的关键人物。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礼记》中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参与治国被认为是君子成功的一个重要标识。古代君子严格遵守君臣、父子、夫妇人伦大道。《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自强是君子的内在特点。战国以后，“君子”的词义严格在道德层面稳定下来，忽视了出身、社会阶层和财产等因素，成为仁人志士政治实践、文化追求和道德践履的力量源泉。

——摘编自胡继明《君子——孔子的理想人格》

材料二   绅士风度是英国民族文化的外化，它是英国社会各阶层在向上流社会看齐的过程中，以贵族精神为基础，掺杂了各阶层的某些价值观念融合而成的。在英国，绅士对女士殷勤有礼。绅士对女性的尊重可追根溯源到中世纪骑士时代的情人崇拜，逐步形成“女士优先”的行为准则。英国绅士们喜欢风平浪静的经济生活和不紧不慢的生活节奏。舒适安逸的绅士风度成为英国人的一个弱点：对新生事物缺少敏锐的洞察力与宽容快速的接受能力，而且厌恶竞争。绅士最初指国王、王后、公、侯、伯、子、男等拥有爵位的贵族。19世纪，新兴的工业阶级和商人也跻身社会上层，成为绅士。

——摘编自蔡颖《浅议英国的绅士文化》

材料   “中国蓝”并不是现代中国人的独创，据出土的珠料和管料推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尚蓝”已成为贵族审美的嗜好，并成为一种祥瑞的象征。古人不畏险阻从遥远的异国他乡采购青金石作为蓝色颜料来装饰佛像，以示对信仰的虔诚。唐代的窑工们，将“波斯蓝”与中国“瓷”相融合而烧成青花瓷器，浑厚华滋。经历了两宋时期的没落，青花瓷在蒙元时期得到迅速发展。烧制元青花瓷的高铁低锰的钴土矿（“苏麻离青”）来自波斯。元朝政府于1278年在景德镇设立了专门烧造贡瓷的“浮梁瓷局”，烧制出的青花瓷颜色稳定、沉静，而且在烧制瓷器的温度、质地及装饰手法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青花瓷也因其高贵典雅的艺术水准而成为14世纪大规模对外出口商品之一。……元、清两代因信仰萨满教而崇尚天蓝色，明代统治者因信奉道教而推崇青蓝色系。几经历史淘洗，“中国蓝”终于成为华夏文化记忆和对外和平交往中繁荣发展的见证。

——摘编自邹文兵、曾璐《“中国蓝”：色彩情感与品牌视觉形象实践研究》

材料一   清朝自17世纪后期以降，财政长期盈余，即使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仍能保持盈亏的大体均衡。甲午战后，清廷开支急剧上涨，入不敷出状态愈演愈烈。清政府不得不推行改革，力求财政的“近代化”。考察东西洋各国的大臣回国后提出效仿东西各国，设财政部、会计检察院等，慈禧等最终弃“财政部”不用，改户部为自古已有的“度支”，对会计检察院等更是置之不理。1908年，清廷决议“采行新的预决算制度，欲整齐天下之财政”，具体的过程中，各省与度支部的主张并不相同，特别是涉及到各省岁入、岁出的安排，在各省造册上报的省预算中，体现出保护地方利益、推诿抵制的倾向。清政府为推行“新政”、摊派赔款等，默许地方就地筹款，国家传统税收外的各种捐税逐渐取得了合法地位，一时间民心涣散，民变四起。

——摘编自王燕《晚清财政变革与国计民生》

材料二   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提高到2018年的18.3万亿元，财政支出则从68亿元提高到22.1万亿元。长期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建设型财政之后，逐渐演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公共财政，以2018年为例，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等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4.6%、12.3%、10.3%，均超过了10%。财政政策在历经长时期的紧缩被动选项之后，自1998年以来逐渐走向主动积极，成为国家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重要工具之一。我国长期实行的高度集权的统收统支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后，明确了地方财政地位、注入了确定性，充分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主动性。

——摘编自王振宇《新中国财政70年回眸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