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50年6月，中央重工业部计划司发布《国营工业经济计划工作的组织与方法》，明确提出工业经济计划需要包括七个部分，强调“所有一切与生产及建设相关的全部经济内容都包括在内”。政务院先后成立了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等工业管理部门。
在“一五”期间，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管理、直接下达计划指标的产品由1953年的115种增加到1956年的380余种。而“计划一经批准，一般不予修改”。1953年10月，财政部下发《关于编制国营企业一九五四年财务收支草案各项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燃料、重工业、一机、二机、纺织等各个部门所属的国营企业“基本建设支出，技术组织措施费，新产品试制费，零星固定资产购置及各项事业费，均属经济拨款之范围，应悉数列入财政收支计划‘预算拨款’的有关项目内”。在具体实践中，1951年至1954年，国营企业的定额劳动资金由财政和银行分别供应，1955年至1957年则实行国营企业自有流动资金计划定额全部由财政拨款的制度。国营企业从原料供应、要素价格、生产过程、财务重要等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政府的严格控制。
——据郑有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概括指出材料所反映的国家对国营企业的管理举措及其呈现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新中国过渡时期对国营企业的管理体制。
材料：为了改良麦、棉品种，荣氏兄弟在20世纪20年代初设立了农事试验场，进行实验工作。荣氏兄弟接受爱国实业家张謇“用教育来创进实业”的主张，先后在无锡创办了公益第一、二、三、四小学，在上海申新一厂办子弟学校，为了培养企业技术管理人才，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并设有商店、银行和工厂，供学生实习用。
经过五四爱国运动，荣家企业在抵制外货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22年，其中茂新有4个厂，福新有8个厂。其生产能力，拥有纱锭13万余枚，比创办时期增长了9.4倍。1921年，荣宗敬任总经理。这标志荣氏企业系统基本形成。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概括荣氏企业能够迅速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荣氏兄弟的事迹。
材料一 秦在地方设县，那都不是学六国的。秦本无“封建制”,因此朝君主集权制的演变要容易些，在统一过程中，对被灭六国，取消“封建”代之以郡县，更是顺理成章。如果没有秦统一战争这种特殊的历史手段，东方六国由“封建”向郡县的过渡，扭扭捏捏，恐怕还要拖好几代时间，才能慢慢完成转型。在这里，我们再一次体验到了所谓“恶”的历史作用——战争，这是人类良知所不容的残暴行动，却常常有帮着实现转换历史场景的作用，真叫人哭笑不得。
——摘编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1)根据材料一，指出秦朝得以顺利建立郡县制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郡县制与分封制的主要区别。材料二 汉初分封诸侯的基础虽说还是郡县制，但受封的诸侯王和列侯在理论上与皇帝一样，都是“有士之爵”。刘邦在世，同姓诸侯王都是其子弟之属，不可能犯上作乱。吕后当权，他们能团结一致，对抗诸吕，后来又促使文帝登基，的确对刘氏的皇权起到了拱卫作用。但文帝以后，同姓诸侯与皇帝的关系已经疏远，人人都有帝制自为之心，皇权自然受到挑战。刘邦初封同姓王国时，唯恐其实力不足，不能屏藩皇室，因此所有王国都地兼数郡，如齐国领有七郡之地。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2)根据材料二，指出汉高祖分封同姓诸侯王的初衷，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汉高祖这一措施?这一措施在汉代如何被改动?材料一 “市镇统于州县，例无设官”。为解决治安与税收上的困难，明清两代在江南市镇派驻巡检司、税课局等专职机构，但派驻到市镇的官员数量有限，难以承担市镇的公共管理与服务。于是，江南市镇自发形成了各类功能性自治组织，如规范本镇本行业交易活动的行会、维持治安的保甲、负责慈善事业的义庄等，事类不一、互不统属。这些组织往往由地方宗族力量主导，同一功能的自治组织之间亦有地域分割的痕迹。各市镇有自办的公益性学校，有独立的城市保护神——城隍，有完整的市镇历史记载——市镇志，表明市镇已经成为一个相对自足的文化共同体。
——摘编自武乾《官治夹缝中的自治：明清江南市镇的非正式政体》
材料二 中世纪晚期，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为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改善日常生活，城市居民不断抗争。封建领主在收取市民们支付的赎金后，向城市颁发具有政治契约性质的特许状，给予其各项自治权利。城市行会、市政当局、市议会等自治组织逐渐发展起来。行会制定规章，训练工人的职业技能，控制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为社会福利积累资金，并通过礼拜天祈祷和节日游行等公共仪式鼓励市民对行会和城市忠诚。市政当局支持行会采取限制性措施，市议会核准行会规章，城市法庭负责追捕违规者。城市生活受到更为复杂的正式规则的约束，市民也更多地承担了公共卫生和公共秩序等责任。
——摘编自陈灿《论走向近代的英国城市职业市场变迁和行业规则的完善》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明清江南市镇自治与英国城市自治的不同之处。结合所学知识，对二者的走向加以评析。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江南市镇与英国城市在自治发展上的相同原因及表现。
材料一 唐代中叶后，土地买卖之风盛行，土地兼并和私有现象日益严重，均田制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封建割据加剧，对辖区人民横征暴敛，肆意搜刮，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而中央政府收入每况愈下，财政十分拮据。780年唐德宗实行两税法，采取量出制入的原则，分夏秋两季征税。合并原征各项税役，定出税收总额，向各地摊派征收，取消租、庸、调和一切徭役、杂税，但丁额不废。“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论主户、客户，一律编入现居州县的户籍，按丁壮和财产多少定出户等。两税依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米粟，无固定居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的1/30征税。
——摘编自刘纯阳《中国历史上两次重大税制变革评析及借鉴》等
材料二 摊丁入亩完成了我国历史上赋与役的合并，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减弱，使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雇佣关系有所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摊丁入亩后，地丁合一、简化了征收手续，有利于财政收入的稳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有利于人口的增长，百姓安居，生产发展。
——摘编自马金华《中国赋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两税法的特点并分析其实施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摊丁入亩的影响。
棉纺织品进口与消费的大争论
材料一 英国组建皇家特许的东印度公司的初衷，是将本国优势商品毛织品等销售到亚洲。结果，非但销售欠佳，贸易船只反而满载印度棉纺织品回到欧洲，这引发了欧洲范围内的“印度棉织物热潮”和“印度热”，并在17世纪70～80年代之后引发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有关棉纺织品进口与消费的社会大争论。事实上，进入17世纪晚期，英国社会对海外物产特别是亚洲的咖啡、茶叶、瓷器、印花布以及美洲的蔗糖、烟草等成瘾性奢侈品需求大增，预示了新的社会变革和新社会风尚的来临。
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亚洲货物占比统计（单位：%）
时期 | 胡椒 | 咖啡 | 茶叶 | 棉纺织品 |
1664—1670年 | 20.01 | 0.63 | 0.02 | 62.59 |
1731—1740年 | 4.3 | 5.35 | 9.26 | 65.35 |
材料二 日趋流行的印度棉布消费与进口问题，引发了英国支持者与批判者的两极分化。那些与毛织物和绢丝物相关联的商人、企业主等代表了当时社会上最尖锐、最猛烈的批判声音。1685年英国对“所有印花棉布、印度亚麻以及所有印度制造的丝绸制品”征收10%的关税，1690年、1700年这一关税则分别增加到20%、35%。1700年议会通过的《禁止进口棉织物法》规定进口印花棉布为非法行为；1720年政府和议会迫于压力通过的《禁止使用棉织物法》则更加严厉，规定自1722年12月25日起，一切使用、穿着印度棉布或售卖行为皆为非法行为。而东印度公司则认为，进口价格低廉产品，有利于产品销售市场扩大，壮大制造业规模，其拥护者还主张东印度贸易创造的巨额财富拓宽了原有工业产品的销售渠道，为英国引入了新的制造行业和职业种类等等。双方展开了小册子大战和示威运动，当时超过100种小册子出版物发行，知识精英、哲学家、新闻记者和专业学者等人士大都投身其中，他们使用夸张的修辞试图说服立法者和普通公众相信他们各自的论点有理有据。这场争论至1720年后渐渐进入尾声。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曹瑞臣《棉全球化视野下近代英国社会对棉的消费及其社会论争》
(1)这场大争论主要是由哪些矛盾引发的？
(2)根据材料并结合相关史实，对这场大争论予以评析。
材料一 辜榷（今译独占）专利之事，为斯密氏（英国学者亚当·斯密）所深恶，诚哉其足恶也。然而有时以通国公利而论，专之愈于不专。此如创机著书诸事，各国例许专利，非不知专利之致不平也，然不专利则无以奖劝激励。人莫之为，而国家所失滋多，故宁许之。
——1901年严复
材料二 美国允许中国人将其创制之物在美国领取专利牌照云云，此时中国人岂有能创制新机在美国设厂者？不过籍此饵我允保护美人专利耳，真愚我也。所谓保护者，即禁我仿效之谓也。现中国各省局厂仿用外洋新机，仿造专利机件不少，且正欲各处推广制造以挽权利。此款一经允许，各国无不援照此约。一经批准之后，各国洋人纷纷赴南北洋挂号，我不能拒，则不独中国将来不能仿效新机新法，永远不能振兴制造，即现有之各省制造各局枪弹炮药各厂仿效外洋新法新机者，必须立即停工，中国受害实非浅鲜。……若准保护美国专利牌照，是自塞其智慧。
——1903年张之洞针对中美商约谈判给中国谈判代表的电文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严复与张之洞关于专利保护的不同主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严复与张之洞有关专利保护的主张。
材料 课吏馆原本是各省为候补官员设立的学习机构。湖南巡抚陈宝箴于1897年将课吏馆纳入湖南维新大业，他认为，外患日亟、国运不昌之际，要想有所作为，“其要者，在懂吏治、辟利源，其大者在变士习、开民智、敕军政、公官权”。同年十二月，梁启超上书陈宝箴，将“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视为“一切之根本”，而“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
1898年，由署按察使黄遵宪拟定的《会筹课吏馆详文》刊发。改造后的课吏馆，最高负责人为“总理”，实质性的下设机构称为“问治堂”。……馆中各课分为六类：一是“学校”，凡兴学育才、移风易俗、开启民智等等。二是“农工”，包括农桑、种植、工艺、制作，希以此养育民众、丰富物产，借此收复利权，提高与日见增多的洋货的竞争能力。三是“工程”，四是“刑名”，五是“缉捕”，六是“交涉”，“凡通商、游历、传教一切保护之法，均归此类。”课吏馆另有“馆规”，有学习制度等。……考核采用积分制，共分三类：“勤业”“善问”“进益”。每人均按上述三类计分，列入表格，每月以90分为合格。
课吏馆新定的章程，既有对旧有制度的合理吸收，更多的是结合维新需求而作的改弦更张。……可惜事与愿违，“办理不善”“未闻实效”八字几乎成了戊戌维新时期湖南课吏馆的定评。随着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的辞别，湖南维新事业很快跌入谷底，紧随其后的便是政变发作，各项新政摧毁殆尽，课吏馆也因早产而夭折。
——改编自张求会《近代湖南课吏馆初论》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湖南课吏馆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 如表为2022年漳州圣杯屿元晚期沉船出水的部分瓷器，沉船遗址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古雷半岛东侧的圣杯屿海域。该海域是古代南北海上交通的重要航道，同时由于暗礁丛生，海况复杂，也是一处历史性海难多发区。
| 器物名 | 用途 | 产地 | 发掘地 | 特征 |
 青瓷香炉 | 祭祀器 | 浙江龙泉窑 | 漳州圣杯屿 | 灰白胎，胎质较致密。施青釉，釉色泛青白，内施釉至上腹，部分内下腹及内底露胎，外施釉至足。外腹部印三周弦纹。腹部凸起处刻双圈弦纹。外下腹转折处贴塑三个蹄形足，足底凌空。 |
 青瓷盏 | 茶器 | 浙江龙泉窑 | 漳州圣杯屿 | 灰白胎，胎质致密。施青釉，釉色泛青黄，内满釉，外施釉至圈足。敞口微敛，斜弧腹，小圈足。内底下凹，外底心乳突。内外腹壁胎体轮旋痕明显。 |
 青瓷高足杯 | 酒器 | 浙江龙泉窑 | 漳州圣杯屿 | 灰白胎，胎质致密。施青釉，釉色泛青黄。内外满釉，仅足端刮釉。内下腹刻双圈弦纹，内底心印花卉纹。外底内轮坯痕明显。 |
 青瓷印花盘 | 食用器 | 浙江龙泉窑 | 漳州圣杯屿 | 灰白胎，胎质较致密。施青釉，釉色泛黄，内满釉，外施釉至足，外底露胎。内中腹印一圈花草纹，内下腹印一圈展开的莲、菊花卉纹，内底心印花卉纹。外腹刻菊瓣纹。 |
材料一 地方志是记载地方情况的百科全书，“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宋朝，地方志逐渐定型。明清时期，朝廷统一规划方志体例内容，基本涵盖疆域、风俗、户口、学校、祠庙、人物等纲目。人物纲目往往下设忠臣、孝子、列女等目。风俗则记载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衣食住行、岁时节日等，修志者会对习俗美恶进行褒贬，“以示惩劝”，并肯定一些地区“虽在边土，亦与中州无以异也”。贵州、广西等地的地方志大多专设《土司》条目，对土司的守土之功予以肯定；还尤重学校、选举等条目，详载本地书院、社学，以激发学子崇学之情。
——摘编自刘永强《明代方志功用说探研》等
材料二 民国时期，地方志的编纂进行改革和创新。“旧志卷首常列圣制一门，尊王之意也，而今删去圣制一条。”“星占”、“象数”等内容多被“经纬度”、“气候”等取代；礼乐、列女等门类逐渐减少，增添了实业、交通、金融、卫生、外交等新生事物。有些方志将大事分为国际、国内两栏，将电线、铁路、公路、县城等以图例的形式清晰标注，并为一些实业家和革命党人进行记述宣传。
——摘编自萧放《近代以来新方志学研究与编修实践》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地方志的功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评析民国时期地方志编纂的变化。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述编纂地方志应该包括的要素。
